胡適與二十世紀中國的思想界──余英時陳奎德對話錄

编者按: 今天(2019年2月24日),是胡適先生忌日57週年,而中共建政已近70年了,這使人不由聯想到其建政初期北京發起的對胡適思想的批判。人們注意到,對思想的恐懼70年來一直纏繞著中南海,如影隨形,一以貫之。唯一的區別,當年是剛披龍袍,咆哮囂張,聲震神州;而今卻是已近末路,煢煢孑立,密詔悄聲了。前事不忘,後事之師,本刊特發表2001年余英時與陳奎德關於胡適的對談,以彰顯思想在中國的命運,以透視北京的合法性焦慮。

在没有胡适的年代里,至少我们还有余英时

作为一个思想史家,余英时的治学进路更侧重于内在的面向,其代表著《方以智晚节考》、《论戴震与章学诚》、《红楼梦的两个世界》、《陈寅恪晚年诗文释证》及《朱熹的历史世界》均可谓余英时以心灵盗墓者的看家本领的神著。在完成《论天人之际》这部探究中国思想的轴心突破的最后论著后,我们似乎可以对余英时的一生做一个终结,在学术取向上,余英时宗的是钱穆,试图为中国传统文化如何接续现代做了一个思考。而在治学精神上,独立于当权者之外,则可以说是践行了陈寅恪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在政治上,余英时则接过了胡适的火炬,成了中国二十世纪下半页最有影响力的自由主义倡导者。

古道熱腸 談余英時和陳淑平伉儷

中國傳統文化中的「人情」,余先生看得很重,他在讀史著書之餘,關懷文化關懷社會關懷時局,年輕學子都希望得到他的指點,找機會與他討論形形色色的問題,給我的感覺他幾乎是有求必應,無論是流亡在外的知識人,或是來美國開會的兩岸三地學者前去拜訪,他們家總是敞開大門熱情接待。有一次我向余先生建議,讓他出本專集,專門收羅他為他人出版寫的序。這些年來我看過不少篇他寫的序,有些為伸張正義、有些為弘揚文化,也有些需要他拔刀相助他不得不「仗義」的文字。其中「題《董橋七十》」那篇序最為精采,文字和書法相得益彰美不勝收。……

胡适与二十世纪中国的思想界(2001年)

对中国人来说,特别是对中国知识界来说,胡适先生他的命运,他在中国的地位,都是值得经常的深思的。胡适先生的基本方面,我想从他的人品学品两个方面说,在基本上,他带有现代的理性的精神、平实的见解和宽容的胸怀,这样一些基本的态度,对中国,不管是对学术文化界和对政治社会生活,恐怕都是会有相当正面的影响的。

大势滔滔:军队国家化

编按:今天,2021年八月一日,是中共建軍九十四週年。四年前, 2017年七月三十日,中共在内蒙朱日和举行了阅兵式,把 党旗举在了国旗前面。这是违法的。它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法》第十五条 。 这是中共把全体国民缴税税养的军队作为自己一党的私家卫队的明目张胆的违法行为,理应受到违法起诉。中国很多国民表示了对这种违法行为的愤慨。它表明,中共对军队国家化的反对,已经激起众怒。在21世纪的今日,有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个政党,任何一个政治组织,是公开反对「军队国家化」主张的吗?笔者孤陋寡闻,但就我的见闻范围,除了中国共产党之外,答案是没有。今日之習近平,變本加厲,甚至欲建“習家軍”。但已遭致全球圍堵。中共的“党卫军“、“習家軍,已經是强弩之末了。(本刊首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