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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人海战术是以付出大批生命为代价的，东北1946年光复时统计有5千7百万人口，而到了1949年新中国成立，人口下降到了3千5百万，这两千万人口哪里去了，莫非都移民俄国了！可以说三大战役都是苏联人策划、指挥的，斯大林可以被称为中国解放之父，而不是毛。毛1948年还在梦中，说要打垮国民党起码还要五年，没多久改口说看起来用一年就可实现，原因就是街坊军在苏联专家的指挥下，又有日、朝、苏军的加入，一路势如破竹。

1901年签订的《辛丑条约》规定，清政府要赔偿俄、德、法、英、美、日、意、奥匈八国及比、荷、西、葡、瑞典、挪威六个“受害国”军费与损失费等4亿5千万两，加上年息4厘，本息合计9982238150两白银，以海关、常关及盐政各项进款作抵押。
因为战争爆发于庚子年，故称之为“庚子赔款”。中国实际支付了五亿七千六百多万两，占总数的58%。“庚子赔款”后来被返还了一部分，被用于中国的教育等事业，但是各国具体情况不同。

宋朝以儒立国，受儒家仁政理想的影响甚深，朝野上下有一种共识：夺民私产、逼民搬迁，是很不体面、很不道德的事情。这种共识经过培育、累积，形成为一种无形却时时可感知的风气，让皇帝在展开拆迁图纸的时候感受到强大的道德压力，不得不有所节制。
　　当然，光靠皇帝的觉悟肯定不行。如果皇帝心理强悍，执意要扩建宫城，拆迁民居，也未必能过士大夫这一关。宋代已发展出一定的君臣分权制衡制度，君主不加节制的大兴土木之举，通常会为执政的士大夫集团抗议、阻挠。

1978年，全国有4000万户农民的粮食只能吃半年，还有几百万户农家，地净场光就是断粮之时，从冬到春全靠政府救济，靠借粮或外出讨饭度日。这一年，约有1.2亿人每人每天挣0.11角，山西省平鲁县每人每天大约挣6分钱。

在当下这时代，这些问题变得更为迫切。一方面，媒体提供的新闻或信息越来越碎片化，以致于我们无法理解事情的脉络，并丧失理解全貌的能力。另方面，社交媒体更进一步恶化这碎裂化倾向，创造出各种过滤泡泡和回音室，让人只看到他们想看到的信息。刻意制造的错误信息更被大量流传，让“假新闻”的接受度可能更甚于真新闻。

圆睁半盲的眼睛，直视着日本，也觊觎着亚洲与世界，这是北一辉。日本现代右翼思想的总头脑、“2·26”兵变的策划者、加速日本军国主义化的罪人。对于北一辉来说，人们对他早有盖棺之论。然而，北一辉又自称是“支那革命”的支持者、“亚细亚”人民的“护卫者”、誓与“资本”对抗的“底层”的偏袒者。不同的概念冲撞在一起，给北一辉披上神秘诡谲的色彩。如何评价北一辉，如何解释出现在同一人身上的截然不同的思想身份，如何看待他的亚洲观，成为重要的历史的课题。

看了《中國國際女性影展》的開幕片《薩米之血》（Sami Blood）。這是一部瑞典片，導演Amanda Kermell是位女導演，片子探討了少數民族女性在強勢民族歧視和壓力下所遭遇的身份困惑和失落，亦揭開了瑞典這個人權指數極高的北歐國家歷史上的黑暗面。(本刊首发)

高岗的人生经历并不复杂，从黄土地到黑土地，从西北到东北，偶尔路经华北，高岗在中国版图上的活动轨迹几乎就没有离开过“三北”。虽然高岗在新中国成立时担任了国家副主席的高级职务，但高岗在六位国家副主席中是唯一一位没有驻京而在大区工作的特殊副主席。

潘虹爸爸的一个耳朵被别人撕下来一大半，1968年4月19日吃药自杀了。第二天，潘虹妈妈去了龙华火葬场，想最后看他一眼。她在雨里站了很久， 他们不让她进。他们要她划清界线。潘虹妈妈只好委派14岁的女儿潘虹去处理。

当海盗不断南下的时候，欧洲的传教士也开始北上。首先，基督教开始在波罗的海南岸生根发芽，随后逐渐向丹麦地区渗透。俗话说：“不依国主，法事不立”。因此，一些传教士也开始向丹麦的统治阶层传教，但是那些口头的说教并不能改变其信仰。在公元十世纪中后期（940—986），在丹麦出现了一位“蓝牙王”（Harald Blatand），他不仅统治着丹麦而且也征服了挪威。在蓝牙王的主导下，整个北欧地区开始抛弃原始的信仰，从而使基督教开始得到广泛传播。这些“野蛮”的北欧人在基督教的教化下开始逐渐放弃了海盗的生涯，困扰了欧洲二百多年的难题从此得到了彻底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