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份短短的宣言,可能是人类历史上导致最大灾难的文献之一。
据不完全统计,20世纪发生在共产主义政权下的大规模屠杀和灾难造成至少1亿多人死亡,远远超过了人类历史上任何政权屠杀人的死亡记录。
各式各样的乌托邦,作为批判性的因素是富有价值的,作为肯定性的目标是极其危险的;作为遥不可及的彼岸世界,它具有净化现实社会的作用,作为在现实人间强行施工的天堂蓝图,则这条通向天堂之路往往导致地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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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7年六千长沙知青大逃亡始末
1967年8月17日,王伯明惨死的当天,消息传遍了各大农场、各公社知青点,长沙知青极为震惊,他们悄悄地聚拢商议,不能坐以待毙,在当时已经荷枪实弹的民兵到来之前,只能逃跑。当晚,六千长沙知青的大逃亡拉开了序幕。8月19日,零陵地区的长沙知青9名死于枪杀,15名受伤。同日,连结交通要道的江永大桥被炸毁,对外联络中断,长途汽车停开。知青的大逃亡大致分为三路:一是经道县翻双牌山去广西全州;二是走麦岭;三是翻过都厐五岭去广西灌阳。
命运的嘲弄︱叛国的爱国者,爱国的叛国者
如果横向对比民族之间的命运,中国人近百年的历史说是被无情的嘲弄恐怕也不为过。绝大多数普通人的命运在很多时候不是自己的选择,而是环境的催逼。在屈指可数的选择中,叛逃境外是极少数人才敢有的想象。在1949年后历次政治运动的烈火考验中,形成过两次大规模的外逃风潮。往南的“大逃港”,因为那句“我死后,骨灰都不要往这边吹”而让我们有所了解。往北的逃亡苏联,规模不大,但持续的时间特别长,可能就知之甚少。
大学:自由学术的制度保障
基督教是一个绵延了差不多两千年的宗教,在这个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宗教与科学的关系、教会对待科学的态度都在改变,笼统的说宗教是科学的敌人肯定是有问题的。另外,作为对宗教很不熟悉的中国人还要特别注意,无论你是正面评价还是负面评价基督教对于欧洲文明的影响,你都不能否定和忽视这种悠久而又深远的影响本身。缺了基督教这个背景,要理解西方的历史文化是不可能的,正如离开儒家思想,不可能真正理解中国文化一样。 新约全书是用希腊语书写的,因此基督教一开始就已经带有两希文明(希伯来和希腊)相结合的痕迹。 把自由之艺作为大学学习的基础,这是中世纪大学对于希腊和罗马古典文明的继承。
乔治·凯南:苏联行为的根源
乔治·凯南化名“X”在《外交政策》1947年7月号发表一篇著名的《苏联行为的根源》,凯南在文提出了著名的“遏制”战略,深刻的影响了美国对苏政策的改变,可以说,凯南是当之无愧的美国冷战首席战略规划师。
共和误我,我误共和:杨度的帝王术与袁世凯的皇帝梦
中国宪政虽然经受百年风雨的吹打,却至今未成。其原由多多,但不可否认,那些怀揣帝王术,并企望成为帝王师——乃至黄袍加身的帝王——的野心家,正是阻碍中国走向宪政国家的最险峻的绊脚石。所以我坚持认为,杨度的悲剧,是第一代宪政人的悲剧,是整个中国的悲剧。他们远远没有认识到,做一个优秀的立法者是何等艰难,如托克维尔所言,立法者至多只能改变他驾驭之船的方向,却改变不了船舶的结构,他既不能呼风唤雨,又不能使脚下的海洋风平浪静。
血统论与北京灭门惨剧
1963年之后,阶级斗争不断升温,阶级路线也向“唯成分论”演变。“黑五类”子女,大学基本不收,重点高中也开始拒收。有的农村甚至连小学升初中也规定:“出身占60分,表现占20分,学习成绩占5分,其他占15分。”1964年的高考,“黑五类”子女全军覆没。在高干子弟进入哈军工、清华等重点大学时,家庭出身“有问题”的学生却踏上了“与工农相结合的革命道路。”据《无声的群落》一书记载,1964年奔赴大巴山垦荒的2万初、高中毕业生,绝大多数出身不好,其中不乏品学兼优的好学生,却被挡在了大学甚至高中的门外。
从孙中山到袁世凯:民初乱局的一个解释
武昌起义爆发后,尽管在武昌在南京在部分省份发生过一些军事冲突,但从全局来说,战争并不是此后几个月的主题。当时的主题主要集中在国家未来体制的选择上,一部分立宪党人和新军将领,继续信奉清廷,以为清廷在君主立宪关键时刻推出皇族内阁和铁路国有两项政策确实错了。不过知错能改善莫大焉,因而他们力主利用这次政治危机重回君宪主义道路,大刀阔斧进行改革,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君主立宪。而另外一部分人,特别是当南北僵持一段时间后,先前四散的革命党人重新聚拢,他们依然信奉孙中山十七年来的口号,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创建民国,因而他们不愿意在这种有利环境中重回什么君宪主义,在他们看来,共和主义就是中国的惟一出路。再加上各种原因,几个月的争执,终于使共和主义占了上风,君宪主义成为历史。
东乡平八郎的轻蔑
在英国学了八年的东乡平八郎,后来虽然成为日本海军的战神,但当时资历和声望还不够,没有指挥对阵中国的日本联合舰队。但是作为一名舰长,他已经给了傲慢的中国人以足够的教训。甲午战后,定远号被自己海岸炮台上的克虏伯大炮击沉在刘公岛海域,而镇远舰则成为俘虏,变成了日本海军的一艘主力战舰。曾经中国的骄傲,下场居然是这样的悲惨。东乡平八郎早在1891年,就已经看到后来的一幕了。
元明清:如何毁灭中华文化
从春秋战国一直到现代,特别是元明清阶段,中国人品性的不断劣化告诉我们:不同的制度背景,对民众的素质有决定性影响。在制度建设没有根本改观的前提下,期待国民性的彻底改造是不可能的。无论关民众的笼子在帝王们不懈的努力之下,变得如何固若金汤、密不可破,终究是纸糊的盛世。当外来者闯上门,无论是野蛮的游牧文明,还是高阶的工业文明,必然是溃不成军、一败涂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