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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1年底，土改运动开始了。我作为忠县新政府的一个普通工作人员，被派到本县花桥乡（今花桥镇）参加土改。我们的土改大队长是县长李镜海，小组长是财粮科长史曰凯，全组共有20余人。经过集中学习一周后，我们离开县城步行前往花桥。那时还没有公路，一路全是崎岖的山道，大约150里的山路，我们背着背包一路走去，经过巴营、百石、永丰等乡后抵达花桥。

皇帝的权力有限制吗？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得把这个皇帝，限制在中国语境之内，若是西语中的皇帝，无论是拉丁文的imperator，以及由此衍生出来的英语的emperor，法文的empereur，还是西班牙文的emperador，都跟我们的皇帝不是一回事。像罗马帝国的皇帝，本质上是推举出来的。最可怜的，像神圣罗马帝国的共主也叫皇帝，但那个皇帝，只是诸侯的推举出来的联盟长，权力可怜的有限，也没有资格把帝位传给自己的子孙。权力比较大的，是俄国的沙皇，但最初也不过是贵族的首领，是在彼得大帝之后，才逐渐膨胀起来的。

那应该是49年前的事。而49年前的事已大都忘记，只依稀记得三位小学老师的模样，她们分别姓张、姓魏、姓刘。再就是喊反动口号的事件，这个事件是关于我的。

二十世纪50年代，刘庄最后的女主人把庄园上交国家，然后乘一只手摇船，一步一回头地离开了这座她生活了几十年的故园。而早在三十年前，她却因循同样的路线，在仆人的陪伴下穿过西湖春晓的烟雨迷离，一路的桃红柳绿，去几公里外的湖滨路采购日用品和旗袍。

尽管一线二线问题模糊，但也还不至于模糊到“直把杭州作汴州”，连共和国史上1958年大跃进这一标志性重大事件是谁领导的都看不清楚，戚老先生的说法委实让人感到不知今夕为何夕的错愕。在导致全民狂热的大跃进问题上，刘少奇等诚然同样头脑发热，因而责无旁贷，一如邓小平后来所言：“‘大跃进’，毛泽东同志头脑发热，我们不发热？刘少奇同志、周恩来同志和我都没有反对”。作为亲历者，如实记录这节不无荒唐的历史，以垂训后人，警示来者，乃是一种可贵的历史责任；但如为了坚持一种立场，证明自己一种的观点，罔顾甚至混淆历史基本事实，那就背离了“实事求是”的古训，弄巧成拙，走过了头了。这样的回忆录怎么能取信于人！

总括了三条，说“文革”是一场反文明的盛宴，是国耻，并不夸张。在那场盛宴中，掌国柄者“和尚打伞，无法无天”，据要津者噤若寒蝉，甚至卖身投靠，英雄群众，则把神赐给的毒药当甘露，举杯豪饮，自己为自己修造监狱…十年“文革”如何定性？按照三十多年前官方决议，这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领导者是谁？人人心里清楚，就是要打哑谜。为尊者讳，于此可见一斑。其实，“文革”十年，无论是在当时煌煌典籍上，还是在官方各种媒体上，无不白纸黑字写着、铿锵有力地宣称：文化大革命是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老人家似乎也没对这番表述提出过异议。以雄视千古、聛睨一切的毛氏风格，在这场史无前例的“不世之功”面前，他大概也不屑于所谓伟大的谦虚。所以，在这样一个重大的问题上，冠以领导者，似可不必，徒给人以思想上混乱，更给对要了解这段历史的后人，带来不必要的麻烦。

五十年前的今天（2月1日），南越国家警察总监平静地走向站在西贡一条街道上的一名俘虏，对准他的头部开了一枪。

几英尺开外，美联社摄影记者艾迪·亚当斯(Eddie Adams)紧盯着相机取景器，用一小块黑白胶片捕捉到了枪击发生的瞬间。

在30年代苏联有一种理论：“革命越深入，阶级斗争越尖锐，敌人的反扑就会越猖狂。”于是在斯大林提出“抓魔鬼”的口号下，曾短暂流行于内战时期的“告密文化”再度大行其道。它的再次兴起起源于一个叫奥西波夫的人在给内务部领导人叶若夫检举信中建议：“每一个人都要仔细审视一下自己的朋友和熟人：看看他们关心什么，为什么活着以及在干些什么。”“在自己熟悉的环境里从最紧密关系的人入手”是可以起到事半功倍的作用。这个方法对于正发愁无法控制社会信息来源的苏共上层来说，可谓正中下怀。这种做法立即得到整个领导层的首肯并大力推广，立即在社会上掀起了一个培养阶级嗅觉和阶级敏感而进行背靠背的揭发高潮。

赫尔利大使将他自己的椅子拉近毛泽东，近得连腿都要碰到了，但说话的人还是赫尔利：“毛主席，和你不一样，我不是中国人，但看来我比你们许多中国人更爱中国。为一个国家的福祉而工作，意味着必须将其置于自己的私利之上，甚至是政党之上。政党的存在不是为了满足少数人的野心，而是为了一国民众的物质改善。你们国家现在最需要的是真正的和平。”

赫尔利久久地看着毛泽东的脸，但毛将眼睛朝向下方不愿抬起。那时，我终于明白了，毛不止是个中国人，他只是一个共产党人，其它都不是。

最后，赫尔利说：”我讲完了，毛主席，你有什么要说的吗？“

“我不能到机场给你送行了，赫尔利先生，” 毛开口了，“祝你旅途平安。”他慢慢从椅子上起身，像他进来时那样，冷冷地离开了。

在当代中国，“中国文明是世界诸古代文明中唯一延续至今的文明”这一观念似乎成了中国史学界和全社会的共识，我们往往因此而自豪。关于这一观点的出现，虽然19世纪初的黑格尔已提出当代中国文化与两千年前的中国文化没有什么分别，但真正的中国文化延续论则是由梁启超最早提出的，他在《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中说：“西人称世界文明之祖国有五：曰中华，曰印度，曰安息，曰埃及，曰墨西哥。然彼四地者，其国亡，其文明与之俱亡……而我中华者，屹然独立，继继绳绳，增长光大，以迄今日。其后，柳诒徵说：“世界开化最早之国，曰巴比伦，曰埃及，曰印度，曰中国。比而观之，中国独寿。”梁漱溟认为：“历史上的中国文化若先若后之古代文化，如埃及、巴比伦、印度、波斯、希腊等，或已夭折，或已转易，或失其独立自主之民族生命，唯中国能以其自创之文化绵系其独立之民族生命，至于今日岿然独存。”雷海宗通过比较中国史和世界史而提出中国历史具有独一无二的延续性和两大周期。由此管窥，从这一说法出现的历史背景来看，这一命题明显是全球化时代背景下中国近代民族主义史学思维的产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