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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鞅变法的结果是所有人都输了，秦的制度没有任何人从中可以找到幸福。很多年前看过一篇俄罗斯的诗歌，谁能够在俄罗斯快马自由?那么谁能够在秦国的制度下快马自由?答案：没有。为什么?一个国家如果只有功利而没有道义，这样的大国真的大吗?这样的强国真的强吗?有幸的是我们可以看到，但是我们真的能明白吗?我喜欢泰戈尔一句话：谢谢上帝，我不是权利的轮子，而是被压在轮子下面的活人之一。从这两个角度思考的问题是不一样的，我的思考是轮子压在下面人的思考。

从106号纽约州公路渐渐驶入深秋的长岛（Long Island）北岸，正午时路旁金黄色的落叶像是夕阳的余晖。走进牡蛎湾镇（Oyster Bay），路越来越窄、速度也越来越慢，如风中慢慢落下的秋叶。拐进狭窄的主街（Main Street），马上就到了女儿心仪已久的古迹。其实，那就是一间路边不起眼的白房子，只在每天下午1点到4点接待客人。

我抬起眼睛，致敬于那冬天越来越暗的天空。在眼睛可以看得到的深红色晚霞底下，是瑞恩班姆祖屋。在眼睛看不到的深蓝色的夜空中，蔓延开来的，是历史。在那里，年轻的美国民众凭自己的良知选择，造就了一个伟大的国家，和一段伟大的历史。最伟大的就是这是一段充满爱恨情仇的历史，美丽的心灵没有因为苦难而失色，良知因为艰险而受到洗礼；从战争中走出来的，是爱得更深的一个个人。他们所付出的代价，随时间慢慢消散，变成历史中的深深叹息；一点一滴的时钟，让今天的夜显得如此安宁。

保罗·伯希和（Paul Pelliot，1878—1945）是世界著名的法国汉学家、探险家。曾师从法国汉学家沙畹等人，致力于中国学研究。1899—1901年，伯希和在越南、中国各地游历。义和团运动爆发时，他恰好在北京，亲历了使馆区被义和团围攻的全过程，随时局的发展，他抽零碎的时间将自己的所见所闻记录在小纸片上。在这种特殊环境下写出的日记是零散的、碎片化的，然而极具现场感。以下是部分日记内容。

西南联大中文系的教授有清华的，有北大的。应该也有南开的。但是哪一位教授是南开的，我记不起来了，清华的教授和北大的教授有什么不同，我实在看不出来。联大的系主任是轮流做庄。朱自清先生当过一段系主任。担任系主任时间较长的，是罗常培先生。学生背后都叫他“罗长官”。罗先生赴美讲学，闻一多先生代理过一个时期。在他们“当X政”期间，中文系还是那个老样子，他们都没有一套“施政纲领”。

但即便没有所谓的人民的理解和支持，这样菁英的觉醒和抵抗的依然是光芒万丈。没错，最终打垮纳粹的是盟军的飞机、坦克和大炮，是无数军人的冲锋和鲜血。索尔兄妹的呐喊和传单，表面上没有对纳粹产生任何实质性的损害。但恰恰是这样的行为，印证了人类社会和动物社会的本质区别，反衬出人之所为人的伟大意义。这种人性在黑暗中散发出来的光芒，恰恰是我们这个世界克服重重黑暗，赖以不断前行的根本原因所在，他比一场战争的胜利对人类的影响更为深刻、久远。在貌似冷漠的历史长河中，恒久的散发着灯塔般的光芒，指引后来者向前。用中国人的话来说，天地正气，至大至刚。

“文革”期间的 1968 年，广西每个县都发生的乱杀人事件，这是执政者犯下的严重罪 行，按官方的意思是不宜记录的，但是却有一种无法避开“文革”历史的书，那就是地方志， 包括省志、市志、县志，想不提“文革”历史除非不修地方志。盛世修志，广西全部县都编 撰了新地方志，还有市志和广西通志。在互联网未普及之前，县志（省志、市志）属于稀缺 资源，而在互联网普及的今天，在互联网上几乎可以阅读每一部新县志。广西地情网就是一 个 为 广 西 新 地 方 志 而 设 立 的 专 门 网 站 ， 有广西的全部新地方志。广西多数县志 1968 年的死亡人口和死亡率的数据，是没有 1968 年“文革”死难者份额 的，或者严重缩水。(本刊首发)

一百多年前，面对「主义」「社会」「经济」等日本词的入侵，中国人民发出了最后一次徒劳的呐喊。

决意编辑整理这样一个文本，缘于拜读旅美作家依娃女士的《寻找大饥荒幸存者》、《寻找逃荒妇女娃娃》、《寻找人吃人见证》三部曲。我对上世纪六十年代中国大饥荒史的关注，至今有二十多年了。我出生苟活于这场劫难的发源地河南省，我的幼年，不幸遭遇了这场饥荒。作为以写作为业的农民子孙，我有责任记录一点这场大劫难的真相。(本刊首发)

我也不能不沉痛地记起，22年中，那些为了还原历史的真相，曾经无私地反思含泪当年并提供材料的朋友，包括宝安县“反偷渡”的直接指挥者李馨亭、周水君、杨谭发……他们中的许多人已经看不到我的书的出版了。
如果在可以想见的未来，这本《大逃港》能给记录中国当代历史尤其是记录中国改革开放历史的人们，以一点有价值的参考，给那些葬身在大海高山间的穷困的偷渡者和他们的亲人以一点慰藉的话，那便是我和我身后的这一大批朋友最大的心愿了！
深圳河边地下有知的魂灵，现在，你们可以安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