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西斯主义无疑是20世纪人类最大的灾难之一，这一思潮是如何产生、发展的？为何产生在最为“现代”的欧洲？又为何偏偏在文化最为发达的国家之一德国——达到顶峰，得到“万众一心”的狂热拥护，表现出灭绝人性的残酷？在亚洲，为何最发达的日本成为法西斯国家？这确是值得深思的问题。现在，法西斯失败已经70周年，人们对法西斯的罪行已日渐淡忘，对其危害已不以为意，对其当年兴起的缘由则更不经意。在这种时候对法西斯思潮的理论来源、兴起的社会背景再做探讨，或许会使我们于麻木中悚然警醒，对灾难产生的根源予以深刻的探索，提防这类悲剧重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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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国十月革命的三点教训
十月革命仍是经济和政治史上最伟大的实验之一，但这场实验显示了非市场模式的缺陷和不可持续。
十月革命是知识分子的鸡汤，政治家的鸡蛋
列宁可以先统统没收所有外资企业，宣布废除所有外债，没过几年为了生存又开放俄国市场要西方资本回来，而且还放出被他关押的社会名流要他们出面向美国要吃的要穿的。这样无视国际关系准则又出尔反尔不要脸的事，谁想到了？
列宁对斯大林有千般不满，但看中他的就是继承了自己竖鸡蛋的本事，其他人可能都不行，他们可能会想有没有办法把鸡蛋完整无损地竖起来。所以斯大林的名言是“成功者是不受责备的”。这句话是对谁说的，了解历史的人都知道。那是另一个竖鸡蛋的政治哥伦布。(本刊首发)
十月革命的真相
显然，布尔什维克输掉了这次选举，而且输得很惨。其惨还不在于得票少，而在于这是在它当权条件下、由它组织的选举。它没有理由、而且的确也并未指责这次大选有舞弊、贿选一类的污点。后来布尔什维克反对的理由只是说立宪会议的选举是根据临时政府的法律进行的，而这个法律现在已经过时。反对者指出，这个理由显然太过牵强：既然这次选举本来就没有合法性，为什么又要组织这次选举呢？考茨基也认为： “在立宪会议居于少数之后，才得出这样的结论，这不能不说是个遗憾”。所以，后来的内战被列宁认为是 “苏维埃政权反对 ‘普遍、直接、平等、秘密的’选举的斗争，即反对反革命立宪会议的斗争”。
周灭商与华夏新生
公元前一千余年，《旧约》中以色列大卫王之世，《封神演义》的传说时代。正当壮年的商纣王君临“天下”，统治着亚欧大陆最东端的华北平原。此时的周文王，只是一个远在西陲（今天陕西）的小小部族酋长。好几代人以来，周族都臣服于商朝。文王周昌已经年过五旬，[1]在那个年代已经是十足的老人，且又痴迷于怪异的八卦占卜，更给这个撮尔小邦笼罩了沉沉暮气。一支商军突然开到西部，逮捕了周昌，将他押解往商朝都城——朝歌。这是商人一次惯常的惩戒征讨。数百年来，商王对于他征服之下的数百个邦国、部族，都是这样维持统治的。
一九五七：中国现代知识份子的消失
从知识分子的社会功能来看，他们体现了社会的良知。若中国对应于西方知识分子的这个社会群体失去了社会良知，那就不应该被视为知识分子了。若整个知识分子群体或其中的某些类型，虽然把社会良知藏在心底，但他们或者丧失了维护社会良知的勇气，或者失去了维护社会良知的机会和力量，那这个知识分子群体还该不该被算作“社会存在”呢？特别值得思考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之后，真正意义上的“现代知识分子”还存在吗？如果有，有多少，他们都在哪里？如果“消失”了，那么这种局面是如何形成的？本文准备讨论的就是这个问题。
这所再也考不进的最牛大学，今年80岁了
今天上午，90余位西南联大老校友在北大欢聚一堂，他们的平均年龄在95岁以上，一起回忆当年的峥嵘岁月，纪念他们的母校西南联合大学80岁生日。
安徽和江西两省“大跃进”及饥荒的比较研究
本文试图通过对省级状况的具体研究，来解释安徽和江西两省“大跃进”期间饥荒和死亡率的差异，主要依据是省一级的数据及近年出版的省级负责人传记及回忆录。笔者不寻求、也未发现可以用于解释全国各省“大跃进”造成饥荒及死亡的通用型解释变量。笔者认为，农业自然条件、农业实物税和省级领导的政治态度这三项因素的作用合在一起，决定了安徽和江西两省“大跃进”期间饥荒程度的不同和人口死亡率的差异。
余英时、史景迁：1898—1989年的中国知识分子
过去一百年来，中国多集中于研究西方的科技中国。而史景迁教授数十年来孜孜不倦地研究中国历史与文化，治学范围从16世纪到现代中国，都有深入的研究，并出版多本有关中国文化历史的书籍如《康熙自画像》、《王氏之死》及《近代中国之追寻》等，极受西方社会欢迎。你的研究及笔下的西方人眼中的中国印象，颇值得我们参考。
中国史学界为之狂热的历史著作，竟出自日本人之手！
这是一套由10位不同的日本教授写的中国通史，在中国翻译出版后，掀起一阵飓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