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引述托克维尔的说法,认同现代就是“一种有分寸的宗教,一种有节制的家庭、一种有限制的政治权力、一种有界限的经济”(19页),这都是农民社会所不具备的社会特征。四大领域在某一时间节点上同时出现某些现代世界诞生特征的时候,现代世界就算是诞生了:人口结构、政治支柱、社会结构、工业革命与科学革命的同时演进,则成为现代世界诞生的五项指标。由此观察,英格兰之成为现代世界诞生地,不是由于作者对自己所在民族的自我夸耀,而是因为它确实几乎同时具备了现代世界的基本特征,而这又恰恰是当时世界其他地区要么完全缺乏、要么部分缺失的社会结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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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歌》
看完上面的歌词译文,就会发现,我们以前所唱的《国际歌》完全因为政治的需要被篡改和删节。原创歌词有六段,但是其中三段因要求保护私有财产和反对专制的内容,被删去了。贼在做贼的时候,都害怕有人喊捉贼。
任何受到不平等对待的人们、任何受到专制压制的群体、任何因贪腐制度而受到冤屈的受害者,无论是在天南地北,都可以站在政府衙门的前面唱响这首向腐朽政权宣战的战歌《国际歌》。
冷战往事:美国曾计划核攻击摧毁俄罗斯和中国
美国解密文件显示,美国冷战时期制定计划,通过末日核攻击彻底摧毁俄罗斯和中国。当时西方认为无法在一场常规战争中战胜苏联。
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最近公布的解密文件显示,在约翰逊总统时期,五角大楼制定了针对核军事和常规军事目标,以及城市/工业目标实施先发制人和报复性核打击的计划,旨在把苏联\”从一个主要的工业大国\”变成一个\”无法维持\”的社会。
中国杀戮历史和杀戮文化
杀,杀,杀始终贯穿整个中国社会的发展。朝代更换的杀戮,反叛与统治间的杀戮,种族与利益之间的杀戮,入侵与扩张的杀戮。怜悯与仁慈被杀光了,正义与公平被杀光了,自由与独立的意识被杀光了,责任与担当被杀光了,信任与自信被杀光了,生命的尊严与自然的和谐被杀光了。相反,在这种无休止的杀戮中,滋长出来却是自私,冷酷,残忍,独尊,虚伪,贪婪,虚浮。当我们接受这些现实的时候,我们就不难解释中国近代和现代所发生的一切。中华民族就是在这种腥风血雨的杀戮中成长起来的,自然中华文化与这杀戮息息相关。不妨我们称之为”杀戮文化”。
中国历史上最好的40年
谁也无法否定,唐宋八大家有六位出现在宋仁宗一朝;世界第一张纸币诞生在仁宗一朝;四大发明有三项或出现或开始应用于仁宗一朝……人文、金融、科技,这三项现代人最重视的软实力,竟然如此钟情宋仁宗,那些光耀千秋的巨擘,全然汇集于他在位的四十年,使那个看起来缺乏大事件的朝代,竟是那么的令人向往!
真正的繁荣,是老百姓兜里有钱;真正的强大,是知识分子有话就说。穿越两千年风烟,想找出一个比仁宗朝更好的时代,恐怕相当不易。
历史见证:古拉格劳改营——斯大林的红色恐怖
在经历斯大林时代最残酷的劳改营之后,一名囚犯罕见地幸存下来。最近,他在俄罗斯远东地区去世,享年89岁。
科瓦廖夫(Vasily Kovalyov)曾被关进滴水成冰的惩罚性牢房,并在苏联臭名昭著的古拉格(Gulag)监狱系统中遭到殴打,但却活了下来。
一寸山河一寸血,抗日阵亡的国军将领名录
不管十四年还是八年抗战,那些为国而死的人,都是英烈。本文统计的仅是八年抗战,国军将领阵亡人数。其中,师级以上将军阵亡两百人,陆军总共阵亡、负伤、失踪三百二十一万一千四百一十九人,空军阵亡四千三百二十一人,毁机二千四百六十八架,海军舰艇几乎全部损失。
自一九二九至一九三三年,从中央军校毕业了大约二万五千名军官,这些军官中有一万名牺牲在一九三七年七月至十一月。
权力如何阉割我们的历史记忆
我们健忘是因为有人不让我们记住。
我在这里要谈几个具体的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关于记忆与忘却,这个话题可能也是我们日常生活中经常遇到的。我们常常说社会记忆是一个民族的良知,一个没有记忆的民族,一个对过去无论是经验教训还是荣耀,无论是成功的,还是苦难的东西,把它们都忘掉的民族,这样的民族用今天的话来说,是很“悲催”的,也很可耻。
从伯尔和汉密尔顿的决斗说起
美国开国先贤都不乐见党派之争。但是这两百多年来,民众并没有把他们的告诫当回事。相反,中间立场选民则越来越少、两党分裂越来越严重,如今发展到已经势不两立的地步了。两党成员一边都认为党派主义有害,一边却都坚信自己代表的是正直和正义,而把社会分裂的责任推给他方。确实,民主制度只是给两党争权夺利一个公开对等平和的机会,而不是创造求同存异双方一致的局面。倒是伯、汉两人在政治竞争到最后双方结下仇恨非要用决斗的方式来解决倒是值得我们是深思。 (本刊首发)
那年,北大校长被斩首于京城菜市口
慈禧对列强开战,是出于维护自身权力的目的,而载漪借义和团对抗洋人也是出于私利,而许景澄谏言却是担忧黎民生命遭受涂炭。可是,朝廷处死了他,而屁民也曾为此欢呼。
被骂为卖国贼的许景澄实为爱国者。在任时,他曾为捍卫大清在东北、内蒙和新疆的权益苦争。他通晓洋务,深知西方列强的实力,少时耳闻过第二次鸦片战争,做官后目睹过甲午战争的惨败,他深知在国内混乱羸弱时,与多国开战的巨大风险,冒死谏言,但最终难逃厄运。
对于他的死,他的后任,北大校长严复曾作过一副对联:“善战不败,善败不亡,疏论廷诤动关至计;主忧臣辱,主辱臣死,皇天后土式鉴精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