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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变动是中国工商界的人，尤其像上海到无锡这一带，新的学堂非常多而且很有名，那现代化是从社会开始的、是从工商界开始的，而不是从政府。所以我们要了解这一点，有些改革是社会改革、教育改革，但是力量来自社会，不是来自中央，不是来自政府。

香港大学历史系教授冯客在其刚刚出版的专著中描述了1958年到1962年期间中国经历的浩劫。他对饥荒死亡人数的研究结论是4500万，大大多于有关研究得出的1000万到3000万的评估范围。

1968年12月22日，毛泽东发出最新最高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 。”紧接着在全国开展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大中城市的400多万中学生（包括高中、初中66届、67届和68届，即老三届）一锅端，统统都被送下农村。

中国政府总是把宗教看成一个麻醉人民的鸦片，因为宗教有组织政治反抗的组织机制。那么，实际上在中共历史上有很多在华的传教人士，有非常神奇的经历。其中之一就是20世纪初期来到中国的一个比利时的外国神父，他的名字叫雷鸣远。

在莫斯科举办的一个电影节上，许多苏联时代遭到禁映的电影第一次与观众见面。电影评论人士说，苏联电影文化中的人道主义观念同共产党的阶级斗争理论发生冲突，导致大批电影被禁。但人道主义观念对造成后来苏共垮台发挥了重要作用。

上世纪三十年代初，青年桥梁工程师黄万里目睹长江汉水泛滥而淹死7万人，黄河十几处决堤而民不聊生，立志改行治水。他倾毕生心力于江河治理，以学识渊博，纵观全局，观点独到，敢讲真话，仗义执言而独树一帜，但却上下求索，报国无门，抱憾终生。

一九四六年六月初，东北林彪部队“东北民主联军”，“四平街会战”兵败，损失惨重，已失去战斗能力，可以说是其整个东北战争中，最虚弱的一刻，而国军四平大胜，新一军在陆空联合作战的威力下，势如破竹，直追过松花江岸，离哈尔滨不足一百里，也是国军上气最高昂的时分。当时的国际形势，对国军亦最有利，苏联斯大林玩两面外交，看见共军在四平会战中节节败退，已认为东北战争，国军一定会赢，乃于五月六日，透过蒋经国邀请蒋中正访俄。国军进占长春后，苏联态度转变更大，向国民政府示好，表明不会支援共军了。值此关键时刻，蒋中正接受马歇尔建议，东北停战。一步棋错，满盘皆输。

英国首相威廉-格拉德斯通（William Gladstone)曾被引述说，这部《宪法》“是在特定时刻，由人的大脑和使命合成的最美妙的作品。”这种溢美之言从现代审美观来说或许略过于华丽，但毫无疑问，费城的代表们制定了历史上持续最久和最有影响力的文献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