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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世纪俄国经历了可怕的悲剧：它好像丢失了自我和独特的精神面貌”。那些流亡国外的人“把俄罗斯的精神财富保留了下来，但是条件极其艰苦，他们离开了祖国的土壤”。作者们自认是在表达史学工作者的责任感。“1917—1952年这35年的历史是极其悲剧性的，研究这段历史让人撕心裂肺。所以许多人宁愿佯装不知。然而如果后人不能与先辈产生共鸣，那么先辈的痛苦经历就毫无意义了”。他们写下这部巨著，期盼着俄罗斯的复兴，期盼着人类的普世价值在富饶的俄罗斯大地实现。

一九四四年六月六日，大雾笼罩着诺曼底的海滩，五十二军将作为盟军的先头部队，打响对德国作战的第一枪。其中第二师在Wat-Long Lim的带领下，负责左翼突破，第二十五师在师长Yuep Shir带领下，负责中路的攻坚，而195师的师长Lim Young则负责带领本部对右侧进行佯攻。和他们并肩作战的是美国的王牌部队，也是他们的老师——陆战一师。在炮击和轰炸之后，惨烈的登陆战开始了……。

鸦片战争之后，传教士大批涌入中国，除从事宗教活动外，还大力开办教会学校。在当时清政府极少重视西方科学的情况下，教会学校开设的科学课程，对落后的中国来说，具有意义重大的启蒙作用。

中国的专制思想是怎么开始的？为什么中国是今天这个样子？中国思想界的阵营划分，按照发源于西方的“左派、右派”话语，完全是错乱的，秦晖、艾未未如果在西方的话，应该被划为纯正的左派，而在中国却被称作右派，中国一些“新左派”所强调的富国强兵，反美和“净化社会”，放在西方就和法国的勒庞如出一辙，应该被称作极右翼。 今天有些人嘴上讲的是德里达、哈贝马斯，但心里想的是秦始皇、商鞅，而有的人说的是弗里德曼，哈耶克其实他所倾向的是孔夫子，甚至是孟子，尽管他们其实往往并不自觉，甚至不了解所谓孔孟之道到底是什么。

如果真要反对、消解激进，重要的不是指责、批评革命党的激进，而是研究分析何以产生激进、激进何以能够成功。“现政府者，制造革命党之一大工场也。”一直坚决“反激进”、“反革命”的梁启超，一语道破此中玄机。饮冰室主人一百年前言之谆谆，吾辈今日岂可听之藐藐！

这个军政府，在为自己目的服务的前提下，也在有意无意间，在天津建立了一整套近代的法律体系（如法庭审判制度和警察制度等），并在一定程度上将其母国的契约精神和民权意识在民政管理中体现出来。都统衙门的一些作为，的确给后世的读史者带来一种矛盾心态，如同天津人当年看待都统衙门拆毁城墙一样:这固然是军事上的报复（天津城墙令八国联军伤亡惨重）、民族心理上的侮辱，但也的确在客观上促进了天津的开发。

晚清政府没钱的时候，让民间组织铁路公司，你赚钱我收税。现在政府有钱了，不如自己来修，于是就想收归国有。 中国长期以来的统治思想就是这样，“政府想怎样就怎样”。让你富，这是政府对你的恩赐，不想让你富，政府就有权把你的一切收回来。

普林斯顿大学历史学教授余英时说，国人的仇外心理有很多原因。只要跟外国人一发生矛盾，你必须毫不含糊毫不打折扣地仇外。如果你稍微说几句公道话，说外国人有外国人的道理，你不能不尊重外国人的习惯，那你马上就被看成“二毛子”、“汉奸”。这是中国一个传统。

民族主义披上社会主义的外衣，就是纳粹，一旦出现难以预料、无法控制的局面就会冒出某些大大小小的希特勒式的野心家。

王容芬博士感慨地说，“现在中国的出版事业就掌握在这批红卫兵手中，话语权共产党、红卫兵一代一代人，他们手里传下去了。 他们想怎么涂抹历史就怎么涂抹。现在宋彬彬她们就变成了不但和打死人无关，而且刘进居然出来讲，他们几次出来讲话，制止打人，最后还是他们给送到医院，跟 医院据理力争，要人道主义，要抢救卞仲耘。这历史就变成指使打人的凶手变成了抢救人的义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