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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8月15日，是日本接受“波茨坦宣言”，向中美英苏等国无条件降伏的65周年。从这天开始，全世界人民彻底赢得了反法西斯战争的最终胜利。历史表明：1937年日寇全面侵华，掀起八年抗日战争，挽救了毛与中共于垂危，并为中共打败蒋与国民党，和暴力夺权登台执政，创造了机遇和决定性条件。所以有人说，中共政权非得之于国民党，而是得之于日本帝国主义。看来并非空穴来风。

1933年12月1日，颁布的党和国家统一法，确立了纳粹党在德国至高无上的地位。既然没有了在野党，也就无所谓执政党了，纳粹成为了德国一党专政的统治党。希特勒在1934年9月的纳粹党党代会上说：“党是指挥国家的。不是国家指挥我们，而是我们指挥国家。”1937年1月25日颁布的《文职人员法》规定，今后政府官员必须由纳粹党员担任，思想上真正信仰民族社会主义，无条件支持纳粹的政治目标，政府官员必须同党的干部一样宣誓效忠于希特勒。1939年后，纳粹党籍成为当官的先决条件。希特勒在德国实现了党国一体。

土耳其的现代化道路再次说明，在最基本、最核心的层面，“现代化”具有一种普遍性要求或标准，即对世界“解魅”（disenchantment），用理性的眼光衡量一切，实行“政教分离”；注重个人平等权利，实行宪政，强调法制。但“现代化”的表现形式却是多种多样，必然要与“本土”的历史、文化传统结合，具有“本土特色”。换句话说，在现代化进程中，普遍价值与本土特色间始终会有一种张力，二者如何调适、结合，是现代化道路是否平稳顺利、能否成功的重要因素。

北大七七级最可称道的政治活动是１９８０年发生的竞选。选的不过是海淀区人民代表，北大学生却搞得轰轰烈烈。竞选活动成了发表和争论各种政治见解的大论坛。许多敏感的问题都拿出来争论，大到如何看待共产党、毛泽东、社会主义制度，小到抓魏京生对不对，全都搬上了讲台，写进了大字报。十几个竞选人轮番的在办公楼礼堂发表演讲。三角地早已爆满，大字报贴到了食堂和宿舍楼，吃着饭就有竞选人拿起麦克风发表演说。

中国人摒弃所谓俄罗斯斯托雷平和维特自由主义，他们找到了所谓的新左和老毛式主义乃至实践，真的会改观世界一向以来对于右翼价值的维护，并由中国人加以改换成为新左翼加极右翼合一之模式及其有效性吗？这就是我们之所以在阅读《红轮》的基本层面上有所提问和分析；因为这些问题，正是因为出现了俄罗斯模式，而导致整个世界走上二十世纪大杀戮的历史——难道世界上的人们，还要来一个中国模式，对抗西方模式，最终产生二十一世纪之屠戮吗？ （本刊首发）

是的，右翼无力乏味和无聊，导致了左翼的猖獗。这是左右博弈的一般性结局。中国和欧洲莫不如此，只是结局迥异。含日本，镇压左翼成功者，虽然残酷，无道甚至非人，但是，他们避免了左翼成功前后的更加残暴，更加无道和完全非人。所以，站在平等和公正立场上的左翼之政治正确说，莫不隐含着实实在在的小至巴黎公社，大至苏联中国这样的暴殄天物之物，之精神，之体制，之无体制。（本刊首发）

五四作为新文化运动，没有可否认的，我也不想否认什么。只是把一个真实的五四摆出来，真实的五四不是我们想象的那样，我们过去的历史有太多的符号化，漫画化，脸谱化。我们教历史就把他刻化成一个符号，一个意义，细节都没有了，你只要记住这个符号意义就行了，其实不是的。其实一个运动一个事件有多重的形象，有多重的意义，所以说历史的复杂性就在于，他不是一个想象的符号化的东西，去宣讲，而我们过去的宣讲，不管是政界也好，学界也好，对历史事件太符号化，我特别想要矫正的就是这些。

要想标明三不老胡同１号在北京社会版图中的位置，就得从“大院”与“胡同”说起。这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政治文化。一般说来，“大院”是居庙堂之高的外来户，“胡同”是处江湖之远的原住民；“大院”代表权力，“胡同”贯穿历史。当然问题没那么简单，真正的高官宁可在胡同深居简出。比如，我们大院的住户就多是中下层干部，而民主党派的大佬们则跟着执政党隐身胡同，相濡以沫，即使削官革职，照样好吃好喝，可谓“最后的贵族”……。

一个国家走向怎样的未来，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它如何面对自己的过去。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一个民族的悲剧其实也可以是它的财富，而拒绝挖掘这个财富则往往导致一个民族在历史的死胡同里原地踏步。很多时候，拒绝反思，“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导致的往往是苦难的死循环。

《中学文革报》供不应求，不断加印。那一阵，四中门口挤满来自各地的人，焦虑与期盼的眼睛像大海中的泡沫。他们一共出了六期，直到中央文革公开表态批评《出身论》。牟志京召开编辑会，说谁要是没有准备牺牲可马上退出。无人退缩，全体都留下来。1968年年底遇罗克被捕，1970年3月5日在公审后被处死，年仅27岁。被捕前他对牟志京说：“我觉得对不起你，你这么年轻，我把你拖了进来。”最后他把一封“致毛主席的信”托他保管。遗憾的是，此信在辗转藏匿中遗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