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览中国-China In Perspective
要想多了解世界，中国的历史和社会科学知识科普都迫切需要转向。在科普上，削减中国历史，尤其是中国古代史的分量。与此同时，加强对中国近现代史和世界近现代史的科普。少点中国古代史，多了解世界其他地区的近现代史。缺少对世界近现代史的科普而过于沉迷于中国历史已经使得我们的许多知识精英和领导人都懒得了解世界，也没有能力了解世界，特别是现代世界的形成。
在研究上，削减中国历史，尤其是对中国古代史，以及古代思想史的支持（考古史例外）。许多关于中国古代史的研究几乎毫无现实意义，只是在浪费纳税人的钱。与此同时，大大加强对中国近现代史和世界近现代史的研究，特别是有比较的社会科学研究。只有比较才能让我们更好地吸取别人的经验和教训，少走些弯路和歧路。
1956-1957年在共和国历史上是不寻常的年度，其最引人注意的特点是这两年的反差极大。或许可以这样说，在中国，1956年春光洒满大地，1957年阴霾笼罩天空。在那个风云变幻的年代，国人曾寄予无限希望，而中共领导人虽经历思考，最终却做出了令人失望的选择。
虽然政治制度未变，皇权架构未变，但是1861年肇始的自强运动（主要在城市）开启了一个与原来农业社会迥然不同的新形态的现代市民社会。李鸿章称中国面临“数千年未有之变局”。从当时自强（洋务）运动来看，它主要形塑了中国人，特别是市民的基本生活方式。可以说，那是中国进入现代世界的第一扇门，是中国现代化的第一步。
防止最高权力滥权或腐败是个非常难的题目。古中国采取的办法是（根据孔子的教导）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其结果如何呢？可以说基本失败。其它文明也一直没有找到什么好办法。法治的关键一点是限制政府的权力。如果只有一个权力中心，那就很难限制最高权力。如果有两个相互独立的权力中心，则限制权力就有可能。经过欧洲十一世纪改革后教会成为独立于皇权的另一个权力中心。(本刊首发)
一個地區「自古以來屬於中國」只反映歷史，並不能說明現狀。證明一個地方「自古以來就是中國的領土」固然能使中國人擁有道義力量，卻未必能為中國人提供法律根據。“現行國際法對領土歸屬的判定，主要還是根據由目前往上回溯的一段時間，而不是抽象的「自古以來」，也不是越早越好。更何況國家之間解決領土爭端，在多數情況下根本不是依照國際法，而是基於國家實力的較量，或著眼於實際利益的談判。”這才是理性持平之論，這才是習近平應當在外賓面前説的睿智之言。可惜，故步自封、妄自尊大的習近平哪裡有汲取他人智慧的智慧。
“老祖宗”的說法，只能關起門來騙人，並不能作為在國際上被廣泛認可的證據。所以，對於習近平的虛妄言論，博覽群書的馬蒂斯根本不予回應，馬蒂斯知道跟這個無知的包子帝是“雞同鴨講”。(本刊首发)
雅典的法治缺陷可以从苏格拉底被判死刑看出。苏格拉底被控不敬雅典的神和教唆青年。如果雅典的法律有类似美国宪法的第一修正案，即保护言论自由和宗教信仰自由，苏格拉底就应该没有罪。
雅典民主生存时间不长，只有一百多年。美国法国（英国也算）等现代民主国家已经有二百多年历史，现在仍然有很强的生命力。雅典民主之所以衰败有不少解释原因，不在本文考虑之中。但法治不够好也是一个可能原因。(本刊首发)
关于中国传统历史典籍，中国人确实需要用一种反思的眼光去阅读，而不宜盲从，不能史家说什么就信什么。中国传统历史记载现在也被称为帝王将相的家谱。集中关注帝王将相在政治博弈、军事事件、治国理政中的策略、作为与不作为，缺乏权利观念，忽视文明的其它侧面，漠视处被统治地平民、小人物、少数民族等许多社会因素。(本刊首发)
当梁思成、林徽因在北京为新政权装饰门面的时候，他们并不知道装饰一新的大门里面是些什么。在北京灿烂的阳光之下，他们还会怀念李庄的雨天吗？他们在李庄的房东张乔英已被送进了劳改营，后来死在里面，他的房子田地被瓜分一空。当年力排众议、予以中央研究院和同济大学以栖身之地的李庄当地头面人物罗南陔、张官周、杨君惠等三人，则一同被处决。
可是，反观我们自己，100多年过去了，始终没有勇气面对真相，把庚子事件歪曲、抹黑的越来越离谱。让民众活在欺骗和蒙蔽，不知道真相。
难怪黑格尔说：历史给我们最大的教训，就是我们从来不接受历史的教训。
哈耶克曾提出法治的法律应该具有的三条件：普遍性，平等性，确定性（Generality, Equality, Certainty）。这是现代法治的观念但是仍然可以用来考虑早期法制的优劣。以这为标准看，汉谟拉比法典仍然存在许多不平等。奴隶在汉谟拉比法典中没有任何权利，犯了琐碎的罪就会受很重的处罚。法律上存在两类人：贵族和其他人。也就是说法律上不平等。(本刊首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