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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世界虽然比中国禁书早了五十年，但至少在上一世纪后半叶已基本结束，这还只是拿中国一个国家和整个西方世界做对比，如果和西方某些单独的国家做对比，有些西方国家更早就在制度上、法律上和实践中结束了禁书。禁止禁书，在中国这个最爱书、最有读书传统的国度，还遥遥无期。还不知道要继续多久，真令人无奈，令人叹息。

我们之所以把1840年作为中国近代史的开端，是因为从这开始中国社会面临一个社会转型，这个社会转型必然会要求制度变革。当社会转型期间，当主管社会的政权没有积极主动的进行制度变革的时候就会引发各种各样的社会变动，今天我们以中国近代史为例看看这些社会变动是怎么一步一步导致了清王朝的覆亡。

在法国巴黎佳士得拍卖圆明园兽首时，中国商人蔡铭超表示爱国，拍而不买。不知他为何做出此等不守诚信的商业行为，金钱名誉都受损失，毫无所得。妙在整个圆明园事件的产生，就是中国人不守信义之故。更荒谬的是，据说中国有个六十七人的律师团，也去法国争议文物谁属。显然他们不知道圆明园事件的直接原因，就是中国虐杀英法两国的使节团。

胡适先生很厉害，对我像家长一样，经常教训我怎么做学问啊；李宗仁跟我连距离都没有了。李宗仁的太太到香港了，就剩我和李宗仁两人在家，李宗仁在家烧饭给我吃。我跟李宗仁也熟到我可以问他你女朋友叫什么名字的地步；顾维钧则始终跟我保持距离。怎么平衡?我讲的是历史，是历史真相。我们学历史的人，跟做新闻记者一样，新闻归新闻，评论归评论。一个是绝对的客观，一个是绝对的主观，不能相互混淆在一起。

小人物们在柏林墙边，用自己的生命，造就了人类历史上的一个传说，这个传说的名字，叫做“自由”。…客车在布鲁希克良好的驾驶下奋勇加速，一声巨响，柏林墙被撞开了一个大缺口，整个客车冲进了西柏林！欢呼的人群拥上来迎接，却被眼前的景象震惊了，驾驶座上的布鲁希克身中19弹，他是用生命的最后意志坚持加速，冲向柏林墙的。当客车冲进西柏林的那一刻，布鲁希克停止了呼吸。

卡廷屠杀已经过去了六十多年，当年共产党政府想要人民遗忘的努力随着时间也一定收到了相当成效。我似乎可以看见，到了八十年代，『卡廷』这个词汇在波兰已经很少被提及，几个良知知识分子的呼吁，得到的是人们冷漠的回应。偶尔从海外波兰人那里听到只字片语的波兰年轻人，问他们的父母，卡廷是什么，回答都是『别问！』然而这个事件并未被遗忘。

在人类历史上，最难处理的问题就是“道歉”，因此，美国新罕普什尔大学教授史密斯（Nick Smith）遂说，愈讨论“道歉”，就愈会发现它引发的新问题远远多过想要厘清的旧问题。

这些冲突都是在改革开放的头一年，头一天，头一场政治危机当中以极浓缩的形式潜伏在里面，并在此后的三十年里逐渐地的释放出来。这个冲突的见证人既有正面的，也有侧面的；既有上面的，也有下面的；既有里面的，也有外面的。那个危机爆发并促使中国转弯的一天具体是什么日子呢？那就是1976年的10月6号的“怀仁堂事变”。

那个“民有、民治、民享”的葛底斯堡，命定地向我走来。……我的葛底斯堡是1989年的北京。都说时间能疗治心灵的伤痛，却我的心滴血不止。十九年过去，一滴又一滴，悄悄洇湿了我的衣衫、文字和目力所及的景色。那个晚照辉煌的黄昏，那片辽阔的战场，蓝雪枯草之下，我看到的是坦克履带榨出的永不干涸的血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