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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河编译组”和“北京编译社”这两个机构当年翻译的不少译著一直都在重印。虽然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如今都已经故去，但是他们为新中国的翻译出版和文化教育事业做出的杰出贡献，不应该被遗忘。

现今中国网络审查政治敏感信息，那些大声说出自己政治观点但在当局眼中这些观点有问题的人，可能会被捕甚至更糟。
对当权者讲真话一直很困难。中国的历史学家常常必须写一些统治者想要的东西，而不是他们认为重要的东西。

无论从中俄长期的历史纠葛理解其内在的侵略本性，还是从地缘政治考虑维持一个良好的国际政治环境，俄罗斯都不会是我们的良好合作伙伴。用纳税人的钱去支持一个野蛮的俄罗斯，无论从利益还是从道义，都说不通。事实上，离老毛子越远，我们的日子就越好。
　　从长远来看，俄罗斯如果不能摆脱低端的游牧文明状态，其人口和经济已经无法支持这么庞大的帝国。国人只要保持开放心态，安心发展自己，自然而然就能看到光明的未来。

雷光汉是文革期间的“外逃者”，写了中苏关系紧张时期他在苏联中亚地区被审查、被监视、做工谋生活等等传奇般的经历，作者被克格勃长期监控，以后又试图逃往伊朗，被抓回后再流放到南西伯利亚的国际囚犯农场。 1979年中越之战，苏联入侵阿富汗，他都在中亚，还经历了中苏关系解冻的80年代和90年代初苏联解体的岁月，称的上是一本内容丰富的实录。

70年前，1941年的1月，皖南事变爆发，这是国共关系史上的一次重大转折。一串看似偶然的随机事件链接在一起，背后是国共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并对后来的历史走向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然而，70年前皖南的那片山区里究竟发生了什么，直到今天，依旧扑朔迷离，众说纷纭。

很好玩的张发财有句话：“当权者内心存在文化自卑感时，对文字敏感，进而化作被迫害妄想症”，比如流民皇帝朱元璋、张献忠之流，都对知识分子群体大肆杀戮。如果是异族统治者，除了敏感症，还会产生环境焦虑症和陌生恐惧症。还不止如此，历史学者孙青瑜认为，一个文化上的弱势民族，从北方的蛮荒之地入主富庶中原，统治一个高度智慧的民族，其文化心理是相当复杂的，复杂的文化心理继而又转化成民族敌视。这也是清朝皇帝始终疑神疑鬼，心胸狭隘的根源。正所谓：“清风不识字，何必乱翻书”，学坏容易学好难。

“在自由主义的基本原则中，没有什么东西能使它成为一个静止的教条，也不存在一成不变的一劳永逸的规则。在安排我们的事务时，应该尽可能多地运用自发的社会力量，而尽可能少地借助于强制，这个基本原则能够作千变万化的应用。”

年轻一代中很少有人知道，这个沿用至今的俗语是从文革时期流传下来的，而其中的“打了鸡血”，是切切实实的给身体打进鸡血。

在新中国成立到新世纪前，除了人们不能忘却的打砸抢烧和忠字舞，还有一群致力于开发人体潜能的神秘群众——有凭意念移动茶杯的超能力者，有能通晓宇宙语言和外星人对话的大师，当然还有那一群头顶锅盖练气功的大爷大妈们。

刘少奇对毛泽东历来是十分尊重的。但是，在指导“四清”运动中，通过一些具体问题，毛、刘之间逐渐产生了裂痕。这是“四清”运动中的一件大事，对“文化大革命”的爆发有直接的影响。杨尚昆对这件事有比较深入的了解，他和我们简要地谈了谈这方面的情况。

彭慕兰先生的名著《腹地的建构》聚焦于中国历史上著名的黄运区，曾于1994年获费正清东亚研究最佳著作奖和美国史学会奖。而在他看来，近代中国的失败不在于政治与经济转型的失败，而在于长期对于腹地地区的经营失败。而正是因为对于公共福利与基础设施建设的缺位，最终导致越来越多的农民走上了革命之路。帝制时代不断累积的制度成本，以及富强与人民福利之间的脱节，使得中国一再错失了现代化的机会，而自古以来中央集权帝国所依赖的强大的国家机器，必然使得政府在地域政策上忽视了地域之间经济与自然地差异带来了南北地区之间的彼此剥削与压制，使得黄运区成为了权力的中空地带与秩序的低地，最终导致了与西方最后的“大分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