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戰与中國國運

作者按:韓戰已七十年了。 近日,中共在美國及西方世界圍堵下黔驢技窮,重拾早已被自己拋棄的抗美援朝謊言,不顧兩年前還抱怨當初受(斯大林與金日成)騙而用中國青年的血為金家世襲王朝火中取栗的痛苦經歷。1950年,中共旗幟鮮明地与聯合國為敵,自身亦嚴厲地“閉關鎖國”,同時也受到西方(對一個交戰敵國)的圍堵与封鎖。這個基本的孤懸態勢使中國及其他國家人民雙方都身受其害;并使中國成為二戰後世界現代化潮流之外的棄儿。今天,它是否又要重蹈覆轍呢?

回儒恩怨.

编按: 在伊斯兰国以其血腥暴虐天下,在中国大陆政治儒家与毛主义关系日益暧昧,特别是张承志先生最近又有一篇为伊斯兰国伸张的文章发表的今日,回溯历史,瞻望前路,重读这篇撰写于20年前的文章,似乎另有一番意味。

二十二年家国梦

今天,六月五日,是我离开中国二十二周年纪念。去国前五十多天的日子,至今仍历历在目,鸣鸣在耳,未敢稍忘。只是,如今已物异人非,不堪回首了。何曾想到,二十二年了,再也没有踏上返国之路。“从此故土变异国”。特重发两年前纪念文,以祭奠二十二年前北京乃至中国天空中未曾瞑目的亡灵。呜呼哀哉,尚飨!

五四:现代中国回旋曲

两个「五四」,虽非剑拔弩张绝对冲突,但其根本精神取向迥异,前者指向个人,后者指向国家,蕴含内在的紧张。粗略而言,九十年来中国连绵不断的精神分裂,是沿着这一条基本轴线展开的。 在两个“五四”间绷紧的,就是“人权”与“国权”的张力,是现代中国多次回旋往复的主调,旋律循环,余韵绕梁。

遇罗克:红色中国争人权的先驱

遇罗克最主要的思想贡献,就是在铁桶一般的封闭中国大陆内部,开启了当年的异端思想——人权意识。当大批的黑五类及其子女,在光天化日之下迅速陷入死亡,仅仅因为出身而死于无妄之灾,当被枪杀的,被棍棒打死的,被捆绑了推到河里淹死的,被活埋的,被害死后还不见尸首的事件如潮涌来,有如一场鼠疫时,当遇罗克自己也饮弹死去时,《出身论》的出现和传播,在冥冥中已经开始向那场血腥的杀戮伸出了一支隐形的巨大的制止之手。

“中国模式”的迷思

北京当下的抵抗普世价值,包装“成功模式”,不过是拖延时日而已。它目前营造自己是成功模式的法宝有二:一是封锁信息,然后努力包装,竭力向外宣传推销。二而是吸取前共产国家级其他专制政权垮台的教训,竭力弥补一切可能导致溃堤的漏洞,头痛医头,脚痛医脚,防患于未来,扼杀于摇篮,但就是不愿根本改革制度。

作为历史形态的民族主义

在经历了漫长的“天下”观念的主宰后,近百年来,中国被迫进入了基本上由民族国家组成的充满竞争的国际社会,从而进入了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历史进程之中,由此出现并逐渐强化了民族主义观念。总体而言,中国近百年作为民族国家的经验是一次失败的经验,充满了挫折、屈辱和痛苦。因此,如果简单笼统地说,由于近百年来在进入国际社会后所受的屈辱尚未偿还,中国人势必还需要过一下“民族国家”的瘾,洗去失败的痕迹,从而获得心理补偿和平衡。但在事实上,民族国家的利益尤其是其核心–主权,并不是由普通国民所代表的,国家利益也并不是均等地分配于每个中国人身上的。它在权力精英、知识精英和普通国民身上有极不均等的分配。在极权主义国家,这种差异尤其重要。它有助于我们梳理“主权”这一概念的真实涵义。

中国2006外交一瞥

外交技巧面对政权“合法性”问题时是无济于事的。玩弄均势政策的清政府灰飞烟灭了,极具外交经验的前苏联解体了,中共就能靠外交技巧稳坐钓鱼台?中国倘若不利用目前国际环境相对有利时痛下决心,解决国家定位问题,国家制度方向问题,待到将来国际压力骤然增大,就恐怕没有如此从容的时间和空间来解决上述转型问题了。届时,恐怕将如杜牧所哀叹的:
“族秦者,秦也,非天下也。….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

【審毛之三】大饥荒与毛泽东之责

毛,以自己的狂想,害死三千多万中国人,已经罪不可恕;但他因为要掩饰这一罪行,巩固权力,又蓄意延长了该罪恶政策以及饥荒的时间,如此,又故意屠杀了更多的中国人。之后,一而再,再而三地继续蓄谋杀害了另外一些知道真相并意图追究责任的人,彭德怀案、刘少奇案就是其中最著名的例子。而为了掩饰这一罪行,他又无中生有的号召其党-国“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从而把中国拖入更深的“文革”等大血泊之中。

何以为师?何以为戒?——中日关系一瞥

有鉴于其早发的经历,日本一直是亚洲的带头羊;有鉴于其企图主宰亚洲的经历,日本也是不少亚洲国家发泄其愤怒的对象。然而回过头来,平心而论,实际上日本走过的现代化道路,亚洲国家几乎都或迟或早地踏上了它,有些环节,甚至是不可避免的。它的成功经验,可以提供丰富的借鉴,它的失败教训,又足以警示后起的亚洲国家,以避重蹈覆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