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类存档：陈奎德

读《萨哈罗夫传记》

今天，五月二十一日，是前苏联物理学家、诺贝尔和平奖得主萨哈罗夫冥诞97岁纪念日。作为苏联的\”氢弹之父\”， 萨哈罗夫地位尊崇，应有尽有，本可平安一生，坐享荣华富贵。他为什么抛弃了这既有的舒适、尊荣和纷至沓来的名誉地位，而把自己投身于深不可测的命运黑洞和巨大风险之中，随时都有生命之虞。

其实，说来也并不复杂，开启了萨哈罗夫一生坎坷命运阀门的，主要是其精神上的两个显著特点： 一是最基本的人类良知和负罪感，二是由科学探索培育起来的追求真理的执著及其有效的方法。(本刊首发)

自强运动与改革开放 —— 一个历史比较

虽然政治制度未变，皇权架构未变，但是1861年肇始的自强运动（主要在城市）开启了一个与原来农业社会迥然不同的新形态的现代市民社会。李鸿章称中国面临“数千年未有之变局”。从当时自强（洋务）运动来看，它主要形塑了中国人，特别是市民的基本生活方式。可以说，那是中国进入现代世界的第一扇门，是中国现代化的第一步。

废墟上，硝烟中，民间社会凸显——四川大地震十周年祭

四川5.12 大地震已经十年了！兹发此文吊唁那些死不瞑目的罹难同胞————從天而降的毀滅性災難，一瞬間使一個全權社會突然停擺。 平日被高壓的思想和言論管制整蠱得冷漠隔絕的人際關係，平日被殘酷的生存競爭弄得絕情寡義的社會氛圍，其精神之牆，在汶川轟然一聲巨響之後，倒塌了。災民們相依為命，組織起來，自救救人，相互呵護，拉近了人們之間的距離，拉近了心靈之間的距離。這種自發組織，這種心靈的呼應，不是意識形態教條塑造而成，不是官方權威強力整合而成，它出自人類天性，出自自救本能，具有綿長的生命力——或許，公民就是這樣造成的。

精神病、偏执狂，精神先知？——林昭遇难五十周年祭

2018年4月29日是林昭遇难50周年——
此一时也，彼一时也。当时，在关押和杀害林昭的五、六十年代，林昭必须是理智正常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极右派；在今天，在平反“冤假错案”及其之后的日子里，林昭又必须是病人且必须是精神病患者。中国人的身体状况是那么复杂，医生当然是诊断不了的。只有中共政治局才赋有最高明的医术：有病无病，是何疾病，病状轻重，统统应由党做出政治诊断。
林昭案使我想起前苏共头目赫鲁晓夫的一句名言：“苏联境内没有不赞同苏联共产党的人，没有不赞同苏联共产主义制度的人，而只有精神病患者。”

公开信——致中国网警

不要存侥幸心理。“天网恢恢，疏而不漏”。事实上，国人心中都有一本帐：谁作了什么，没有做什么，抵制了什么，揭露了什么，形形色色的众生百态，在在都将进入历史纪录。每人都在用自己的行为书写自己的历史。无论何等细微，不管掩饰是多么巧妙，历史终将明察秋毫，记录在案。君不见当柏林墙倒塌之时，当两德的居民拥抱在一起，哭泣在一起时，那些黑暗角落的尘封档案也终见天日，有多少人在残酷的真相面前颤栗，多少人悔恨终身，遁地无门！

紀念光緒戊戌變法《明定國是詔》頒布兩甲子

120年前的今天，1898年6月11日（農曆四月二十三日）經慈禧核准，光緒皇帝頒布《明定國是詔》，表明維新決心。戊戌變法由此開始。自此，中國的近代歷史與這一天息息相關，它開啟的政治主題，興興衰衰，綿延起伏，至今未息。(本刊首发)

海耶克——二十世纪的先知

“近半个世纪前，当海耶克发表《通向奴役的道路》之时，大多数聪明人嗤之以鼻。”罗纳尔德·贝里（Ronald Bailey ）如此总结道，“然而，世界错了，海耶克是对的。”

　　匈牙利著名经济学家科奈尔（Janos Kornai）在八十年代末期也写道：“回顾过去的五十年，可以得出如下结论，海耶克在（同计划经济）辩论的每一论点上都是正确的。”

　　美国总统乔治·布什在授予海耶克自由勋章时，赞扬他是“我们时代的伟大思想家之一，他勘探了自由的范围和轮廓。……他革命性地改变了世界之智识的和政治的生活。”
一位特立独行对抗举世狂潮的思想家获得如此盛誉，可谓不虚此生了。

中国人，从臣民到公民

“公民”这一称谓，在历史上恐怕没有任何时期比法国大革命时期叫得更响亮，流行更广泛和更加意识形态化了。但是人们注意到，正是在这一时期，法国人的公民权利受到了相当大的侵害。
原因何在？盖因把公民的第二要义——政治人涵义、多数民主制的涵义——放到了高于一切笼罩一切的地位。用卢梭的话说，需要强迫人们“自由”。即,把多数人的政治信仰强加于全社会每一个成员。于是，在革命高潮时期，变成了”多数人的暴政“。
这里的关键在于：是否存在宪政传统。粗略地说，在这方面，英国人是幸运的，在走向现代政治秩序的历史流程中，他们是先有宪政，后有民主。法国人则相反，先有民主，后有宪政。法国曲折的政治历史，很大程度要归咎于他们的这一演变顺序。

只待神州响玉箫

曾闻死水出惊雷，——
又见火山变冷灰。——
阑姗意兴无聊酒，——
起看风随落叶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