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一个群体的各种“文化特色”被自己或者他人夸张到了几乎是与生俱来和不可改变的，那么它在实际上就把这个群体变成了异类。费里德克森此书出版于2002年，其中他提到穆斯林有可能被“本质化”的危险，但没有阐发。这个本质化，我的理解应该不但包括“被本质化”也包括“自我本质化”。费里德克森称这种倾向为“文化种族主义”，这是值得当代读者深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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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端人口”——社会达尔文主义政治的不祥之兆
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最大问题，在于用结果肯定过程，抹杀基于权利和资源分配的不平等和维护这个不平等的暴力、欺诈和压榨。一个社会达尔文主义盛行的国度，一定是对“人生来自由平等”的观念不但陌生、且怀疑和嘲弄的社会。
十月革命是知识分子的鸡汤，政治家的鸡蛋
列宁可以先统统没收所有外资企业，宣布废除所有外债，没过几年为了生存又开放俄国市场要西方资本回来，而且还放出被他关押的社会名流要他们出面向美国要吃的要穿的。这样无视国际关系准则又出尔反尔不要脸的事，谁想到了？
列宁对斯大林有千般不满，但看中他的就是继承了自己竖鸡蛋的本事，其他人可能都不行，他们可能会想有没有办法把鸡蛋完整无损地竖起来。所以斯大林的名言是“成功者是不受责备的”。这句话是对谁说的，了解历史的人都知道。那是另一个竖鸡蛋的政治哥伦布。(本刊首发)
革命政权如何塑造“新人”
时至今日，毫无疑问20世纪塑造“新人”的实践都失败了。由于这个工程的基地是在摧毁旧道德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因此它的失败留下的是双重意义上的道德废墟，使得虚无主义、犬儒主义和政治冷漠大行其道。在一个有深厚宗教传统的国家，恢复宗教传统可以填补这种道德衰落带来的伦理空白；但在一个缺乏这种传统的社会，道德的复兴和人性的回归就要困难得多。
带病生存是个人和社会的常态–推介《疯癫笔记》
站在《疯癫笔记》的角度，历史研究就是对带病的人类社会做的病史记录和病理分析。特定的带病患者离开了人世，特定的带病社会成为了过去，但缠绕他们的那些病患仍然存在，其症状或许一如既往，或许有所改变。而作为记录者和分析者，历史学者应该意识到自己也是“带病生存”的。这里的“病”既有可能是意识形态偏见，也有可能是政治立场选择，更有可能纯粹是个人的某些生活经历。
意识到这一点，既可以帮助历史学者认识到自己的局限性，也可以让他们更深地感受到所谓历史研究说到底也就是和过去的对话，在这种对话中不断加深对人性的理解。
七月四日：纪念那些特别的奴隶主
美国国父之所以伟大，在我看来就是因为在人类历史上难以计数的奴隶主中，只有他们认识并论述了自由的宝贵。不但如此，他们还把与奴役对立的自由列为立国的根基，相信它是普世性的原则。他们从父辈那里继承了奴隶制，承认他们那一代无法解决这个问题，但在道义上谴责这个制度，希望和叮嘱后人一定要解决。(本刊首发)
与人斗其乐无穷–特朗普素描
尽管在他人眼里特朗普已经是生存斗争中令人羡慕的赢家，但他本人始终有强烈的危机意识和斗争意识，他在采访中说常常有一觉醒来经济崩溃世界末日来临的焦虑。通常商业世界中的“竞争”一词用在他身上并不确切。他的全部世界观可以说是建立在生命不息斗争不已之上，斗争让他感到满足。与强大的竞争对手斗，与各地政府的规章制度和行政官僚斗，与各种对抗商业利益的社会团体斗、与形形色色妨碍他地产扩张的大小业主斗，与曾经的伙伴和下属、后来的叛徒斗，斗争的战场从谈判桌到赌场和法庭（据《今日美国报》报道，在过去的三十年中特朗普作为被告和原告一共卷入了4000多起诉讼案），而最重要的是与始终变幻莫测的市场斗。斗争成了他的常态和生存方式。虽然历经艰辛和艰险，但多数斗争中他最终都幸存了下来。这个过程不但令他感到其乐无穷，而且滋生和助长了那种“不信邪”的信念。
美国“一国两制”往事
从独立到内战的美国历史，是南北两种社会制度在一个联邦的宪制框架下，从共处到决裂的过程。
读胡德平先生谈文革有感
1986年正是“新启蒙”话语在思想文化领域大行其道的时候，人们或是在向西方看齐，或是向“五四”回归。但胡德平先生在那个场合对文革说的这一番话说明，作为一个体制中人，一个从小生活在这个政治环境中的自己人，他从感性上本能地就意识到那些东西离当代中国还很远，问题不是那么简单。他的这番话背后的强烈的宿命感比任何对文革的理性认识都更令人震撼:这样一个体制，要完全杜绝文革之类的东西是太难了，而要搞一个不大不小不伦不类的文革来达到某个特定目的是太容易了。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文革是中国的悲剧。之所以是悲剧，不是因为那些曾经发生的和无法改变的，而是因为那些正在发生和将要发生的。你已经看到了，你觉得不妙，但你对其如果不是完全无能为力，至少是非常乏力，徒唤奈何。这一点，三十年后甚至比三十年前更明显。(本刊首发)
日本军国主义简明读本：《臣民之道》
《臣民之道》简要地向学生介绍世界和日本面临的问题和解决方案。值得注意的是，作为一个为军国主义扩张做宣传的政治文件，它的立论并不是日本现实的政治经济利益，而是一番关于世界文明的宏大话语。它把近代世界划分为以英美为代表的西方文明和以日本为代表的东方文明。西方文明的基础就是“个人主义、自由主义、实用主义和唯物主义”，它们“信奉弱肉强食，无限地追求享受和奢侈，鼓励物质主义，刺激对殖民地的竞争和对贸易的控制，把世界投入形形色色争斗和流血的地狱”。
日本是截然不同的东方文明。以天皇制为国家民族之本源的日本社会崇尚家族血缘关系，以“和谐”为本，“天皇和他的子民亲如一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