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环球时报》2010年最后一天用两个整版篇幅刊出长篇要闻，题目是“中国人国家自豪感回归正常”，介绍并分析了这家报纸不久前在北京，上海，武汉，广州，重庆五座城市由电话随机抽样进行的“中国人看世界”舆论调查。所谓“舆论调查”形式上也就是国际通用的民意测验，它用问卷的形式收集民众对一些问题的看法，供媒体或决策层作参考。随着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中国现在已经有越来越多的“民意测验”，但它们究竟在多大程度上能体现民意呢？….
（本刊首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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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代表团闯入美国”的解读
一党专制政权的维持和扩张不受任何意识形态的束缚，一切都服从于自己现实利益的最大化。中联部这个原来意识形态色彩最浓厚的部门摇身一变，反而成了一个更灵活的外交工具，既不受国家正式关系的束缚，又可以进入外交部门因为身份的限制难以展开活动的领域，利用民主社会政党和社团多元化的环境以“党对党”的面目为本党“绝对领导”下国家政权的利益服务。到了今天，中联部已经和世界上一百多个国家的政党和全国性组织建立了关系。同一个中国共产党，左手通过政府外交部，右手通过“非政府”的中联部，左右开弓走向世界。（本刊首发）
辛亥革命失败的当代标志
在纪念辛亥革命１００周年的时候，南京中山陵这个个案是很有象征意义的。官方纪念辛亥革命，高调宣示它的民族主义目标，强调自己的“强国”业绩，显示自己是辛亥革命任务的最终完成者。但无论是“三民主义”，还是“民有民治民享”，辛亥革命的最终目标都定在政府，国家，社会和个人，而不是民族。在这个意义上，说辛亥革命失败了，而且它之后的形形色色的革命都没有成功，南京中山陵的违章别墅群和那些手舞钢管扣押记者并以事关民族主义的“间谍罪”相威胁的大汉们，就是最好的证据。（本刊首发）
和谐社会政治话语中的马桶问题
惊闻苏州市古城区还有二万一千零十三户家庭还在使用马桶。为什么说“惊闻”呢？因为众所周知，苏州市名列中国经济社会发展首善之区，除了GDP，密集的高楼和一片又一片的新区和美轮美奂的高级住宅群，这个城市还向全国输送既廉洁又有效率的好干部。2万多只马桶要挤进一个外人对这样一个城市的想象，是有一定难度的。 （本刊首发）
美国革命合法性来源：无代表权需纳税即暴政
在我记忆所及，美国学生几乎没有人以“独立”“革命”“主权”这些大话开头，更没有“历史潮流”。说来说去就是这个税那个税。实在逼急了，他们才会说，“没有代表权却要纳税就是暴政”。即使税是合理的，只要征税的决定过程没有经过选民哪怕是间接的同意，那就是非法的。
毛泽东不如萨达姆–再议“抗美援朝”
萨达姆没有毛泽东那样的实用理性，但他的膝盖比毛泽东硬，他的脊梁比毛泽东直，他比毛泽东更象条汉子，真正体现了毛式语言中的“大无畏”。相比之下，毛泽东这个懦夫不过是边打小算盘边看着老大哥的脸色，同时还要处处小心，不敢真的把华盛顿给惹恼罢了。（本刊首发）
“爱国”的真义—西安事变的“英雄”都成了汉奸说明了什么
西安事变一直在中共官方历史上有重要地位，被说成是当时民心所向的标志。但是中共官方宣传一直故意忽略一个重要史实：很多积极策划和实行兵变的东北军军官后来都当了汉奸。这些汉奸先是在日本人和汪伪那里做官，后来又在“新中国”安享荣华富贵。他们的人生轨迹就这样清楚地描画出了日本侵华和中共成功之间的关系。 （本刊首发）
“中华民族”50万年前的英雄—祖先迷思和种族民族主义的最新滥情
“北京人”的“祖宗”牌位本来已被暂时收起来了，但就在这个时候，一出“音乐舞蹈史诗”大张旗鼓地登上舞台，蛮横地对一个科学问题给出答案，再次告诉中国人：你们和世界上其他民族不一样，你们就是特殊，这个特殊远在人类进化过程中就出现了，远在那个时候你们就不但有力量，敢于霸占，而且又有集体主义精神，乐于牺牲。还有什么比这样一出“音乐舞蹈史诗”对“中国特色”的意识形态有更独到的贡献呢？（本刊首发）
“其实我是中国人”――从芮成钢想到黄平和吴建民
很多人都把注意力放在“我想我可以代表亚洲”这几个字上，但我却觉得“其实我是中国人”更纳人寻味。“其实我是中国人”啊！–所以你就不要用那些规矩和惯例来束缚我，我不信那个邪，我就是要抢在别人前面出这个镜头。为什么？就因为我是中国人。新加坡和中国关系非常密切，成千上万的中国官员在那里“学习”，所以新加坡人对这样的“中国人”不但见多不怪，甚至很可能在下意识里就已经区别对待了。（本刊首发）
从新加坡为邓小平树碑说起
为了庆祝新加坡与中国建交20周年，中国国家文物局将在新加坡河畔立一座邓小平纪念碑，纪念邓小平于1978年到访新加坡。这是邓小平塑像第一次走出国门。从其他三位被纪念的历史人物来看，新加坡方面的意识形态考虑似乎并不是很重要。李光耀，基辛格和卡斯特罗在当代世界的意识形态光谱中分隔得很远，但对六四的态度却在他们之间架起了一道光怪陆离的桥梁，这不正从一个方面说明了六四在后冷战和后共产主义时代的历史地位吗？（本刊首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