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美反西方的文化霸权理论无法解释一个日常事实：为什么那么多从来没有接触过西方文化的华裔儿童，一来到美国就喜爱上了这个节日？为什么在华灯初下的鬼节之夜，那么多华人家长看到自己幼小的子女挨家挨户敲开邻居的门拿到大把的糖果时深受感动？为什么那么多年青人会在戴上神神鬼鬼的假面具时感受到莫名的刺激和兴奋？为什么在那些西方文化毫无根底的中国城市，万圣节一经介绍，无需任何动员组织和宣传，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就趋之若鹜？（本刊首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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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之元通过曲解美国来曲解中国
在今天的中国，六四是一个社会上可以公开议论的问题吗？当然不是。绝对不是。 六四是一个由政府设置和监控的言论禁忌。人们或许可以说崔之元对美国史一窍不通，那么中国的现状呢？如果他是用这两个完全被曲解的美国史的案例来说明1989年以来的中国，那么他所说的中国不是受到了双重曲解吗？ （本刊首发）
中国国内的和平也就是世界的和平—刘晓波获奖的意义
刘晓波获奖不但扭转了诺贝尔和平奖委员会近年来在国际社会大是大非问题上暧昧含糊的趋势，也在相当程度上反映了整个国际社会对善恶的态度。多年来，中国政府一再利用自己和某些国家的关系对诺贝尔和平奖的选择施加压力，今年终于等到了这种压力在正义力量面前的失败。（本刊首发）
“两个刘晓波”和中国知识份子的转型
前后两个刘晓波之间除了断裂和飞跃之外，也有连续性的这一面，陈奎德先生说一是他仍然是性情中人，二是他“自始至终兼有行动性和思想性，从来不是纯然书斋中人”。不过对于这一点，我想刘晓波自己也作出 了一定的答覆。在他这本书的“作者手记”中他说对自由的追求不是来自理性的设计和认识，而是“人性的本能欲求和自发行动”，“理论至多起到唤醒被压抑被遮蔽的本能的作用。”当我看到这段话时，仿佛又听到了当年社科院研究生院的那场辩论会。如果说80年代在刘晓波的眼里，是文化传统或者一种比较超验的东西在压抑人性、人欲和自我，那么今天则是国家和政治体制这些更加直接或者容易被经验证实的因素在压抑个人。因此，对像不一样了，关怀仍然没有变。我想这大概也是把前后两个刘晓波联系在一起的线索。
美国对危地马拉的道歉引发的思考
1946到1948年，美国医疗署在危地马拉施行的反人道实验及其“科学家”告诉人们：在权势和利益面前，没有哪一个国家的政府和个人是值得信任的。人类社会应该和能够做到的首先是建立和维护一个信息自由和言论自由的社会制度，其次是把政府和各种权势集团置于这个制度的监控之下，让李佛比教授这样的人享有不受恐吓和威胁地从事研究和揭露的自由，让新闻出版部门享有不受政府压力和干预发表这样的研究成果的自由，让社会享有对这样的研究有知情权和评论权的自由。（本刊首发）
何止保皇
看了《纵览中国》上发表的一篇谈当年77，78，79三届“知识精英”在政治立场上的分化，有一点感想和观察。我的印象中，这样的分化好像早就形成了，不是最近的事。实际上，当下，有些人比“保皇”走得更远，想得也更深。和这样的想法和言论相比，今天，如果一个学者还在为如何“维稳”而操心和献策，那可能说明他还不是在这个分化的最极端的那一头。 （本刊首发）
“韬光养晦”的风波
中国领导人既然用典故把中国外交的新方针告诉外界，那别人就一定要找到那个典故的出处，在那个典故的context下理解，这不但是对中国领导人的“完整的准确的理解”，而且是对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的敬意。别人这么做了，你又不高兴，说是误读和曲解了你的意思，还上纲上线到“影响两国关系”的高度。不但如此，还特意去把这个和典故不尽吻合的解释加进汉语最高权威的《辞海》，再告诉别人说：《辞海》对这四个字已经有新说法了。 “如此轻易地修改《辞海》甚至可能引起更大的疑心”。（本刊首发）
古巴撑不住了吗？
据报道，卡斯特罗不但表示古巴将进行经济改革，而且说古巴经济模式已经不再适用。在国际问题上，他甚至批评一直是他的反美盟友的伊朗总统内贾德，说他对犹太人在二战期间被屠杀的否认是完全无视历史事实。看来古巴正在发生着一些深刻的变化。但今天远远不是为这些变化欢欣鼓舞的时候。只有资本主义的美国能救破产的社会主义的古巴。难道古巴革命革了六十年，最终竟然是这样一个悲喜剧吗？这让那些至今仍然在古巴身上寄托乌托邦相思的新老左派情何以堪呢？ （本刊首发）
“我们流着不同的血液”
林妈利的研究从科学的角度反驳了前述种族主义的言说。专业的需要使得林妈利在多年的血型研究， 基因研究和流行病研究中中积累了大量的数据，通过这些工作她得出的结论是台湾人和大陆人，尤其是北方大陆人在血液和基因上有着显著差别。因此，如果说要台湾人“心向祖国”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我们都是炎黄子孙，我们的血是一样的”，那么对不起，台湾人和中国南方人和东南亚人之间在血液和遗传上有更深的联系。台湾人是番邦异狄的“杂种”，而不是“大汉”的“子孙”。（本刊首发）
“祖国就是人类”—采访古巴老一辈革命者和民间历史学家加西亚及吴帝胄
加西亚和吴帝胄两位老人的选择和志业其实是全球范围内后革命和后冷战时期有良知的知识分子挑战官方或者主流历史话语，重写国家历史和重建民族记忆的时代潮流的一部分。在这个意义上他们的工作具有普世性。在思想层面，本文开始时介绍的那幅画揭示了更深刻的普世主义精神。“天下为公”用最朴实的语言回答了“什么是社会公正”这个人类社会最基本的政治问题，会心的读者自然能明白它在当时当地的含义；而“祖国就是人类”则在身份认同上超越了任何狭隘的族群意识，体现了精神和心灵上“世界公民”的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