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教授与〈新青年〉》一书的亮点起码有两处：一是言必有据和其据权威可信的严谨治学特点。……二是书中所触及的问题促人深思。这些问题包括：文学革命，思想革命，个人主义，社会主义与集体主义，自由民主，代议制为什么会失败，五四运动的遗产，计七个方面的问题。在这七个方面，以胡适为代表的《新青年》杂志社同人给我们留下了丰富的精神资源，阅读张耀杰先生的《北大教授与〈新青年〉》一书，让我们获得一次在学习、继承的基础上反思这些精神资源的机会。(本刊首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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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团结是治疗政治衰败的良方
专制独裁政权之所以能够长期维持，一个深刻原因就在它一面努力维持统治集团的团结，另一面却极力破坏社会团结。专制独裁政权之所以崩溃之后会出现大规模长时间的内乱，同样也正因为维系政权存在的统治集团内部团结解体，而整个国家却没有接替的团结的力量。同一个民族的成员之所以相互仇杀，除去深植于人性中的某些阴暗面，一个最重要最深刻的原因就是同民族同血统的成员之间严重缺乏共识和共同利益，除煽情式的所谓“血浓于水”宣传外，再无团结的牢固基础。反过来说，要防止同民族同血统的人们相互仇恨和杀戮，我们就应当从建立和扩大共识与共同利益着手。 （本刊首发）
街头一站之后呢？
尽管行动的空间和行动者的人数与激情在不断增长，不过，我们对行动仍然不能估计过高。就算是在印度、美国、东欧、北非等地屡屡取得成功，非暴力抗争，或说公民不服从运动在中国当今的活动空间仍然非常狭窄，别说是全国性成功，就是个案要取得成功，概率也高度不确定。也许不应该把行动是否取得成功的责任全推给行动者——行动的价值就在行动本身，而非以结果为价值判断标准，然而，行动派也确实应该作些思考和调整。 （本刊首发）
我是玩政治的
希望当局不要紧张。我玩的政治一点也不可怕，不是洪水猛兽，也没有强力支撑，只要不合理，不用官方出手镇压，也不必等到选民投票的那天，网民的唾沫就可以把我给灭了。这政治极大地不同于中国传统的政治，没有你死我活的斗争，只有有秩序的公平竞争。这样的政治可称为新政治，或理性政治。
新政治在当前从方法论角度作个简要表述，主要有五点：…………（本刊首发）
他们就是不改，我们怎么办？
从公益增量的视角看，这个国家也确实需要一批“努力在我，功成不必在我”的志士。 归根到底，中国的事情是中国人民的事情，当政府顺应民众意愿行事时，自然再好不过，当执政团队丧失了领导威信和意愿时，没有必要去等待他们，更没有必要把希望和行动的动力寄托在他们身上。无妨把这样的政府当作累赘，当作要克服的障碍。当一个执政党不能顺应民意时，最终的结果不是人民要去将就那些行将就木的家伙们，而是自主前进，把他们冷在一边。他们最终的结果也只有被淘汰掉。 （本刊首发）
探讨国民如何培养优良品质
与“如何提高国民素质”不同，当我们把问题转换为“国民如何培养优良品质”时，主语就发生了改变。“国民如何培养优良品质”是把获得优良品质的责任和权利交还给国民自身。要还是不要优良品质？要何种优良品质？何时需要何种优良品质？这些属于人格独立和精神自主的范畴，在基督教里被称为“属灵”的事务，理当交由国民自主决定，旨在强调国民理当对自身品质的提高与否承担主要责任。社会、国家、教师对国民培养优良品质则承担辅助责任，并且社会、国家、教师协助国民培养优良品质的责任和带有强制色彩的教育权力应被严格限定在两个领域，一是负责成年前的教育，二是为成年人自我学习提供外部条件。 （本刊首发）
中共“十八大”会改革政体吗？
较大的可能性是，十八大之后，中共迫于国际国内情势有可能作出某种程度的改革，不过这种改革不大可能触动从苏联进口来的反人性体制的根本框架。可以肯定的是，习近平只会在维持这个根本框架不变的前提下，在相对次要的层面上作出某些调整，以适应变化了的政治现实。总体来看，中共十八大后如有改革，也属于被动改革，可能是小幅改革，发生“三千年未有之大变”的还权于民，是小概率事件。要增加改革的幅度和力度，正确的办法还是必须让共产党面对国际国内不断增加的压力。（本刊首發）
由“互‘呸’反应”到“超越差异”
刘晓波和莫言获奖后官民间完全相反的态度，折射出今天中国大陆存在两个相互完全否定的群体，彼此间意见和利益诉求呈现严重对立和冲突日前激烈的状态。撇开阶级斗争话语，这种现象也许可以套用一个人类学术语来描述：“互‘呸’反应”。道义优势与权力优势分离，道义优势流落于民间，由此造成的严重后果就是不义的权力得不到人民认可，民众不愿意再服从一个丧失了道义正当性的政府，暴力丧失正当性后，成为激发民众以暴制暴的催化剂，社会状况被舆论认为已经接近于革命前夜。官民之间在刘晓波和莫言获奖时的“互‘呸’反应”，只是社会严重对立在思想观念和舆论领域的反映。（本刊首发）
用“文字狱”惩罚陈平福是国耻！
即使不是为陈平福先生仗义执言，仅仅只是为了我们自身的安全考虑，也必须坚定不移地反对兰州市对网民陈平福以言治罪！我们要理直气壮地告诉兰州市当局，告诉那些所谓的执法者和司法者，在一个保障基本人权和保护言论自由写进宪法的年代里，还搞以言治罪，你们是在制造国耻！在一个宣布一切权力属于人民的国家里，公民说几句话写几篇文章就有罪，这是大批国民希望离开这个国家的深刻原因之一。
一个还存在“文字狱”的国家，不可能是个好国家！如果可能，要对一手制造这起恶性案件的警察、检察官，以及今后可能还有的法官进行“人肉搜索”！（本刊首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