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一直宣传中国正在崛起。但一个国家真正的崛起不是看GDP总量，也不是看这个国家有多少富豪与成功人士（如同国家形象片宣传的那样），而是看这个国家的人民是否能够挺直身板站着做一个具有人格尊严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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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人的生存焦虑
只要台湾不面临武力统一的威胁，台湾人时刻提醒自己不要成为“温水中的青蛙”，就可以利用现存的政治空间抗争。只是这抗争非常辛苦，需要韧劲也 需要智慧。但无论在何时何地，自由都不是免费的，为了保卫台湾的自由民主，台湾人为之付出代价是必须的。
构建人权外交新着力点的前提是什么？
西方国家要为人权外交找到新的着力点。但新着力点的产生前提是需要西方国家不受中国经济牌的诱惑，否则一切免谈。换言之，民主国家的外交不能再延续以往的政治经济混合模式，而应当采用政经分离的新模式。
中国的反精英情绪从何而来？
随着90年代的改革堕入权力市场化这条不归路之后，中国的精英阶层就逐渐痞子化，精英阶层利用权力瓜分掠夺公共资源且越来越肆无忌惮。无数事例表明，政治精英与腐败密不可分；经济精英与权力勾结瓜分资源且毫无社会责任感；知识精英为政治经济精英代言而毫不知廉耻。精英阶层获得了太多的利益而拒绝承担责任，底层民众毫无权利还要被精英阶层掠夺轻视。其结果造成精英阶层公信力下降，草根在道德层面上对精英阶层持否定态度并产生反精英情结的主要原因。
迟来的抑制通胀之药：人民币升值
面对郁积的民怨，再考虑到引发北非中东革命的首要因素就是通胀与失业，北京政府已将控制通胀作为第一政治任务，除了释放外汇压力、提高银行准备金率以减少流动性之外，甚至决定采取过去一直排斥的方法，即人民币升值。
面对中国未来前景的惶恐
无论是执政当局，还是中国的精英阶层，抑或是希望中国成为“国际社会负责任成员”的西方国家，艾未未事件的发生，迫使各方都不能再依靠幻想继续安抚自己。但面对中国的现实，上述三方与其说胸有成算，还不如说都感到惶惑甚至惶恐，因为三方当中，没有任何一方清楚中国的前景将是什么。
从批判文化的堕落看政党兴衰
从批判文化气质的变迁可以看出一个政党的兴衰。当其处于上升态势之时，批判文化也充满发皇气象，彰显出统治者的自信，《九评苏共》可为例证。当政党滑上堕落之途并走上末路时，批判文化也变得猥琐不堪，成了辱骂，而且是下流的辱骂。
晾晾多家港媒老板的政治面目
目前在香港，亲中媒体分为两类，一类是直接拥有中资背景的媒体，如《大公报》、《文汇报》、《香港商报》，凤凰卫视，以及由全国政协委员何柱国收购的星岛新闻集团、亚洲电视等。这一类媒体的负责人在90年代以前多由中共香港地下党员担任，如李子诵任文汇报社长多年。但自97回归之后，这类媒体的负责人多由北京直接派员担任。
北京为何对西方的批评无动于衷？
北京当局将西方国家的批评视若无物，表明西方国家与中国在人权问题上的长期博奕已经陷入失败。而失败的原因“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可溯源至当年美国在本国跨国公司游说之下先将最惠国待遇与人权脱钩，继而促成中国入世。表面上看来，这两点似乎只与经济有关，但事实上这是西方国家唯一能够迫使中国改善人权状态的有效工具。
独裁者财富保险箱的裂缝
中国官僚阶层在海外存放财产的方式远比本•阿里、穆巴拉克多样化。从已案发的腐败案例来看，高级官员们的海外关系多，经验亦较低阶官员丰富，不是通过妻子儿女移民海外的管道成功转移资产，就是通过情人二奶之类的在海外投资经营将钱洗白。但许多人的财产可能还留在国内，有的干脆就是以公司资产形式存在。在北非独裁者海外“财富保险箱”裂开了一条大缝、多年聚敛的财富不保之时，中国及时出台这么一部《海外投资法》，算是为这部分大贪家族及时转移资产及时打开了方便之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