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尼斯革命缘于民众权利意识觉醒

与历史上多次汲取苏联东欧等社会主义国家“亡党亡国”教训一样,中国当局当然会从突尼斯的“茉莉花革命”中吸取教训,其中最大的教训应该是认识到发展经济不能构筑政治统治的合法性来源。但吸取教训的方式有两种,一是仅仅从本党利益出发考量,继续剥夺民众的生存权以自奉,同时堵塞社会利益诉求管道,加大维稳力度,任由高压锅的蒸汽继续膨胀;二是从中国的前途与民众利益出发考量,为公民社会的成长搭建制度平台,在合适的时候开放报禁与党禁,实现社会的和平转型。

美国人缘何将中国视为“第一经济强国”?

中国那4%多的失业率让美国人非常吃惊:十三、四亿人口,失业率竟然比只有三亿多人口的美国低那么多,一个能够如此成功地解决本国庞大人口就业难题的中国,怎能不是“第一经济强国”? 中国人当然大都知道官府的统计数据不可靠,这是从总理、常务副总理直到民众都知道的常识。但美国人哪里懂得中国政府要打造出一大堆假统计数据的苦心?当然更不知道就连中国官方的统计数据之间还经常打架。

艾未未发掘的一块时代拼图

艾未未2010年12月2日采访的媒体人均供职于现阶段有全国影响的媒体,其中既有南方系列,也有在属于“外宣刊物”的《凤凰周刊》,还有新兴媒体互联网的总编。作为采访者的艾未未能够针对不同的访谈对象机智地设问与追问,将媒体、媒体人在中国这一特殊政治环境中可能面临的问题大都涉及到了,算是为这段时期中国政府控制媒体留下了一份媒体人的职业体验文本。

奥胡峰会谁满意?

如果要将美中两国的合作态度做点区分,可以说,美国希望长期战略利益与眼前经济利益兼顾,此次会晤则谋求将焦点放在中美之间“重要的经济关系”上。中国则立足于长期战略利益,希望两国合作建立在“相互尊重彼此发展道路”的基础上,意即你美国今后少拿人权话事来“干预中国内政”,为此愿意在经济上加强合作。

中国失地农民知多少?

拥有土地的人口只占总人口的84.5%。据此推算,全国至少有13.7%的农民没有土地,失地农民数量约为5,093~5,525万。如果加上因超生等原因没有分到田地的人口,中国没有土地的农民则超过6,000万人。三年之后,据《中国青年报》(2006年3月10日)及其它文章,王景新教授的调查推算,全国失地农民达1.27亿左右。

从77元廉租房风波看政府公信力

最近胡总书记在CCTV上访问77元廉租房住户郭春平的节目,表明政府不在乎什么公信力,孜孜不倦地在玩“扮傻游戏”。请看,在节目上,那位廉租户郭春平母女儿面对胡总书记的嘘寒问暖受宠若惊,胡总那一句“一个月租金多少,能不能承担得起?”真是一碗暖胃的面条,让郭氏母女如沐春风,连声感谢“党与政府的好政策”。政府公信力需要依靠民间舆情裁断,观众对“77元房租”的反映可见政府公信力确实已经气息奄奄。

2011新国策:对内维稳,对外维和

在对局势做了全盘推演之后,中共高层决定为了国内维稳,必须国外维和,这才从“有所作为”退回到韬光养晦。据此可以推测,2011年的新国策将是八个字:对内维稳,对外维和。

通往钱案真相之途:司法取证的程序正义

钱案再一次体现了中国特色:司法只不过是政治的婢女,所谓司法程序可以在政治利益的挤压之下变成废纸一张。也正因为调查取证的全部过程严格受控,参与调查的公盟成员张永攀特地发表“钱云会之死——张永攀独立调查对此案提出的疑点和声明”,指出调查程序的缺失:“目前没有足够的证据表明此事是普通的交通肇事。我个人认为许志永博士不宜以公盟的名义发布此调查报告,另外我个人对许志永博士的工作态度和调查程序不满意”。

最富裕的政府为何总患“财政饥渴”?

税收早就成了取之于民,用之于官;所有公共工程早就成了为官员“生产”贿赂的巨大机器;投资海外不仅可以为私人牟利,还可以借机安排亲属子女移民。从政治精英集团行为自利化这一角度去理解,方可明白官僚系统为何从不想法堵住浪费公帑这巨大的无底洞,而只对开辟新税源有无穷偏好。

被剥夺者不会永远是“零的集合” ―― 从钱云会之死所想到的

“天下可忧在民穷,天下可畏在民怨”,高压维稳的张力总有到达极限的一刻。我相信,只要钱云会之死这类事件频繁发生,维稳链条总会在一个我们无法准确预测的节点断裂。目前,底层社会借用毛泽东这个政治符号的活动越来越频繁,这些行动释放的社会信号极其明确。记得曾有一句话:一百万个零虽然只是零的集合,但如果在其前面加上一个“1”,这个数字就有了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