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官方一直认为，“世界上话语权的分配很不平衡，80%的信息被西方媒体垄断”，为推动以争夺话语权为目标的“大外宣计划”，中国不断挥洒金雨扶植各种外宣媒体。中国推進大外宣计划的战略已经变成“外宣媒体本土化”，其目标就是在外宣媒体对像国聘用外国记者编辑，将外宣产品包装成普通的媒体产品，对受众实施越来越不易被察觉的渗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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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论出版自由：无法绕过的政治开放起跑点
“新闻自由是我们的自由的唯一保护者，而要限制新闻自由就有失去自由的危险。”至今为止，新闻自由、出版自由与示威结社自由均被美国视为人民权利的根本，即保护其它权利的最基本权利。中国如果要想迈向政治开放的大道，言论出版自由仍然是无法绕开的起跑点。
炫耀国威还是展示国耻？
多年来，中国政府使用各种国际公关手段，争取到2008年北京奥运，2010的上海世博与广州亚运会的举办权，然后投入无数财力与人力装点盛会，其本意都是为了展示国家的强盛与国际地位的提高。但这种视民如寇雠、如临大敌般的“安保模式”，却向世界展示了中国政治丑陋黑暗的一面：中国当局与人民之间已经完全失去了政治信任。
魔瓶中的“爱国主义”还会继续听主人吆喝吗？
在控制之下放出阿拉丁魔瓶中的“魔鬼”，曾在外交上为中国当局加分。但今年的情况表明，“魔鬼”不再象以往那样听从主人吆喝。诚如网友所言，一个连自己房子与耕地都保不住的国度，国民哪有什么热情去保护一块早就不属于自己的国土？
城市化进程不能剥夺农民的生存权
十一五期间中国城镇化的主要问题是无法让农民在城市安居并产生大量流民，目前全国有27％的劳动力年龄人口处于失业状态。“十二五”期间，中国城市化的主要困难仍然是农民工的市民化。尽管政府提出要将以建设沿海特大城市为主的城市化转向为以二三线城市和中小城镇发展为主的城市化，但在经济结构转型困难重重的情况下，消化农村人口，保障农村人口的基本生存权利――土地仍然是重中之重，目前最要紧的就是停止各地方兴未艾的“拆村并居”运动，否则真会应了陈锡文所言：“将来出了问题哭都来不及。”
云端之上的中国政改梦幻
中共高层没有政改动力，出于以下原因：第一，他们坚信通过暴力可控制局面；第二，同舟共济之利益考量。中共党内所谓“派系斗争”历来是海外炒作热点。但事实并不象外界猜想的那样激烈。在利益分属上，中共党内毫无疑问有派系。但既然同坐一条船，船长、大副与水手们还是知道斗争分寸：内部小打小闹可以，闹到翻船对谁都没好处。（本刊首发）
旧曲新唱“ 十二五”
中共十七届五中全会于18日闭幕。多方翘首期待的“政改”仍然是一句套话，经济方面备受关注的就是审议通过了“十二五”规划纲要。由于这个纲要延续的年份将跨越十七大与十八大，因此十一五计划的执行情况及其未曾解决的问题将成为胡温政府执政8年的一份经济成就主要清单，“十二五”规划则被宣称为是“对历史发展方位做出判断”的一份蓝图。联想以往多个五年计划的执行情况，以及十二五规划中许多似曾相识的提法，只能借用一句老话：知易行难，如果规划的情况能落实60％，中国的维稳费用将会大大降低。
（BBC）
中国外宣产品皇冠上的“明珠”：人权白皮书
宣传再精致也只是宣传，精心炮制的外宣产品只不过是只刷了石灰的白乌鸦。它们既遮蔽不了现实，也无法改变国际社会对中国的印象。
政府太大，供不起－－中国宏观税负不堪承受之重
2009年按全口径计算的中国政府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已达32.2%。宏观税负之重已令中国民众不堪承受，而军费、维稳费用与因生态灾难而引起救灾费用都急剧增加。从掠夺程度来说，明万历时期掠夺中产之家还主要是财物，而现在却是民众赖以生存的住房与土地。
政府成为自利型政治集团与制度僵化
“俘获国家”，意指少数利益集团通过大量非法的、不透明的游戏规则，向政治家与官员提供各种形式的贿赂，以获得有利于该利益集团的立法或政策。此后又从这一理论发展出“利益集团委托－代理”理论。如今中国模式将为这一理论提供一个新的样本，即政府本身成为自我服务型的自利型政治集团以后，如何通过自利性的立法、政策保持制度僵化，以便于利益集团及其成员最大限度地假公共利益之名攫取社会财富，并以“维稳”的名义压制一切社会利益诉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