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播手段的一元化已经不再可能，在现实的残酷教育下，中共教育体制培养的学生最后大都成为这套意识形态说教的厌恶者。对中国意识形态教育的各种批评声音现在正从网络的各个缝隙里钻出来，使中国当局维持党化教育越来越困难。当事情走到反面，连中国当局都从这种意识形态教育中看不到任何希望时，改变这种格局的机会就将来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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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外双重压力煎迫之下的人民币
一种货币同时面临对外升值、对内贬值两种相反的压力，这种经历日本也有过。但日本拥有中国无法相比的条件，其产业的独立技术开发和国际竞争能力领先，所以能承受这两种压力的冲击。而中国并不具备这样的条件，现在人民币对内贬值已是无法改变的现实，中国政府因此只能在拒绝升值这一对外阵地上固守。
知识产权保护：中国产业结构转型的瓶颈
James McGregor在文中说道：“在我生活在中国的20多年中，还从来没有见过外资企业象今天这样愤怒和迷茫。……参加公司总执行长的晚宴时，大家的对话全都是围绕着中共官员和中国商业伙伴们是如何的傲慢和无礼。一长串的故事 包括对方故意前后不一，执行规定不透明，肆无忌惮的偷窃知识产权，政府通过工会和中共基层组织渗透西方大公司，利用暗算的产品标准和检测公然阻止产品进入 市场，政治化的法院和政府机构几乎永远都偏向中国大陆的企业，别出心裁、选择性的实施世贸组织的规定等等，不一而足。” （本刊首发）
虚幻的自我安慰：中产阶级队伍在扩大
中国社会成员的向上流动管道已经严重梗阻，它带来的后果是：一方面，精英选拔当中，一旦“血统原则”起首要作用，成就原则退居次要位置，社会精英的素质将会日益退化。这很不利于社会进步；另一方面，社会不公将会加剧。这种血统原则造就的机会不均等体现在社会成员的身份传承上，是最根本的社会不公，其后果较之财富分配不公更为恶劣与严重。
资本对权力的新诉求——精英共和
尽管中国的经济精英近年来以“入党”为时尚（已经有三分之一的私营企业主加入中共），但他们显然已不满足于充当政治精英的附属物，在人大政协“两会”中象征性地“共享权力”，而是要求将原来以政治精英为绝对权威的联盟格局，改变为两大利益集团权力相对均衡的“精英共和”。必须承认，这种新诉求代表经济精英的一种新姿态，比起往昔资本对权力的无条件顺从与献媚，无疑是一种进步。如果这种利益诉求能够形成经济精英的共识，并转化为一种压力机制，促使新的制度建立，就意味着“精英共和”体制的达成。
中美“婚床”的裂缝将有多宽？
中国政府有必要在国际上多一个处处与自己叫板的敌手吗？看不到目前有这个需要。现阶段，中国各种社会矛盾激化，已经进入高风险期，经济状况更是远不如外部观察者们看来那样乐观。也就是说，目前中国没有与美国比拼的本钱。而孤注一掷，象前几年朱成虎威胁的那样，要以焦土策略与美国打一场核战争，中国国内的状况又还没糟糕到这般令统治精英绝望的程度。更何况精英们捞钱的机会还多，全家移民外国的前景正美着呢。（本刊首发）
在中国说真话难的另类版本
中国约共有四千多家报纸杂志，它们的负责人95%以上都是“潘伟”，从业者起码也有80%以上是“潘伟”。我不排除当中有部分人确实天性就偏好服从强权（毕竟是生于中国长于中国），但不少人确实是因长期受制于中国媒体的“生存法则”，渐渐发生人格变异的。中国媒体的“生存法则”可概括而为两点：一是绝对服从宣传纪律（政治压力），二是市场原则。（本刊首发）
“中国制造”怎样才能再度兴盛？
“中国制造”缺乏品牌是其致命伤，广告宣传固然重要，但却不能无中生有地制造出“中国品牌”。将这则广告解读成“软实力的布局与经营”，无异于精神自慰。国际社会对“中国制造”的重新认可与接受，其实不取决于中国花巨资投入的广告宣传有多精彩，而在于中国制造的质量。也正是在这一点上，中国方面与国际社会有不同的认知。(本刊首发）
揭开神秘的“大外宣”计划之面纱
“争夺话语权”成了中国政府“大外宣”国家公关战略的关键词。按照中国政府的构想，“大外宣”的第一步是以扩大中央媒体的海外业务为主，包括建立新媒体、增设办事处、吸纳外语人才等。这方面主要是依托中国已有的对外宣传体系。这些媒体各自承担的功能如下：日报着重于报道、电台着眼于评论、电视的重头戏是表演，杂志（书籍）则从事解释。谈到杂志与书籍，则不能忽视中国外文局的作用。
中国政府为何要成为海外并购的“隐身人”？
中国政府否认中国国际基金的国有身份，无非是想让其海外的资源收购少受一些批评，尽量淡化国际社会对经济安全的担忧。中国近年来在海外收购资源型企业频频受阻，已经参悟到一条：国际上都强调自由市场经济，出于安全考虑，不肯将其的重要战略资源卖给中国的国有企业，以避免中国政府控制本国的战略资源。这就是中国政府要在海外并购中充当“隐身人”的原因。（本刊首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