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类存档：何清涟

最近英国金融时报发表一则对上海市委书记韩正的采访，不经意之间揭示了一件颇具中国特色的事情，即中国高官们每天指定专人搜集“全世界的资讯”（墙外信息）。这种“自个找食”的信息需求满足方式，既说明原有的“信息特供”（秘密文件制度）在互联网时代已经过时，又突显中共的信息管制荒唐可笑。

贪官携出的8000亿人民币，15年间共追回100多亿。但这些赃款即使全部追回，其数量也远不及向1-4万亿转移至海外的资产追税大。这是笔小学生也能算清楚的帐。但中国政府将重点放在追逃，对加入《自动交换银行信息协定》了无兴趣。其间差别，全在于追逃与追税涉及的目标人群之不同，与我以前指出的反腐败当中的“身份识别”现象同理。

香港10月3日以来发生之事，对本人来说，只是再次证实了我在2003年的分析。那一年，我在《威权统治下的中国现状及前景》中预测：中国已经出现失败国家的三大症状：公共权力私人化、政府行为黑社会化、政治暴力合法化。一个这样的政权，做事无底线，承诺无信用，只相信“强权即真理”的丛林原则。一个国家由这样的政权统治，就进入漫长的“溃而不崩”之状态，在这个漫长的过程中，绝大多数社会成员备受煎熬。

最近CCTV开播《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我看了前面6集，深感北京在宣传上想缝合毛邓两个30年的苦心。凡了解这段历史的人都知道，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是在否定毛、尤其是否定文化大革命的基础上出发的。没有对毛的前30年（加上华国锋坚持“两个凡是”的两年左右）的否定,就不可能有后来邓小平开创的改革开放之局。《邓小平》一剧的编导者，要将路线完全相悖的“两个30年”说成是继承关系，这工作难度之大可想而知，尤其是在互联网时代，这一说法还得面对大量当事人的回忆与各种已有的档案解密。

习近平从来不是一个政治理想主义者，从未表示过对西方民主制度的兴趣；他与邓小平相同，是一个彻底的政治实用主义者，也就是说，只要能维护中共统治，不管什么措施，他都有可能实行，这就是目前反腐与打压政治反对派二者，他并不偏废其中任何一项的原因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