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对社会的管控堪称无孔不入，整个社会的任何组织，无论是国企还是私企，无论是本土NGO还是外来NGO，均需仰赖中国政府给予资源或者活动空间，否则寸步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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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衣俊卿吧”看中国马哲研究
中共早已不敢面对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因为按照马克思主义，中共无疑是世界上最无耻的剥夺者，早就应该被无产者打倒（即剥夺剥夺者）了。因此，中共不需要什么纯正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者，只需要衣俊卿这类政治化妆师，为其罪恶统治提供一些漂亮的包装。现有的马哲研究，早已没有了毛泽东当年《九评苏联共产党》那霸气十足的“理论自信”，只剩下自说自话的“学术”嗫嚅。
世界华文媒体的政治版图一北京对海外华文媒体的控制（四）
海外华文媒体为报效北京的支持与重视，除了日常报道必须心向北京之外，在北京政府眼中的重大事件当中，都需要配合北京的宣传计划。比如2008年北京奥运、以及中共的重大活动如每年的“两会”及中共中央的历次代表大会，海外华文媒体都需要大篇幅地正面报道。
这些由北京支持的海外华文媒体越来越象宣传品。在网络时代，这些宣传品的华人读者主要限于50年代以前出生的人。这种宣传品的继续再生产完全无法依靠市场，只能依靠北京方面持续不断的投入。（本刊首发）
世界华文媒体的政治版图一北京对海外华文媒体的控制（三）
中国政府既然要实现“让新华社将地球管起来”这一政治愿望，仅有投资是不够的。还得通过一些组织活动形成向心力，既让海外华文媒体感到有“组织”可依靠，还有“组织”给定的工作原则与目标，并用这些原则来约束规范媒体报道。自21世纪零年代中期开始，北京政府对海外华文媒体采用了更成熟的控制与渗透策略。除了采取前述手法继续渗透并加强控制之外，还多管齐下，为世界各国华文媒体提供了各种交流与聚合的平台。负责与海外华文媒体联系的有中国国务院新闻办、侨办、北京大学世界华文传媒研究中心、中国新闻社等机构。（本刊首发）
世界华文媒体的政治版图一北京对海外华文媒体的控制（二）
毛泽东当年让新华社“将地球管起来”，“让全世界都能听到我们的声音”这一宏愿，他在世时未能通过其“世界革命领袖”的政治影响力达成，但终于在他逝世几十年后由其政治继承人运用金钱的影响力达成。按照中国政府的统计，目前全球有4500多万华人、2万多个侨团、5000多所中文学校、数百家华文媒体，如何控制管理这些华文媒体，影响华人的思想，增强中国政府的凝聚力，被中国政府视为相当重要的“海外统战工作”。（本刊首发）
世界华文媒体的政治版图一北京对海外华文媒体的控制（一）
自上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世界各国华文媒体进入政治上的重新定位及量的扩张时期。这种变化，既与华人移民数量及原居地构成变化有关，也与中国的经济实力增长及国际地位变化有关。更重要的是，北京当局此时已经意识到将华文媒体作为政治工具的重要性，通过它可以控制海外华人并通过华人社团影响其所在国政治，可以很好地“维护中国形象”。
为了得到来自中国大陆的资源支持，华文媒体之间的争宠已到如此地步，自然只会对北京政府这类提供资源者的要求予取予求，哪里还敢提什么媒体的独立性与媒体人的职业道德？（本刊首发）
温家宝的政治绝唱
既然中国目前包括今后几年内，根本不存在改善收入分配的社会条件，温相却一定要要其卸任之前推出这个“总体方案”，目的究竟是什么呢？只有一个解释：温相要将收入分配改革做为自己谢幕的一曲“天鹅之歌”，对接任者，是一项政治嘱托；于百姓，展示了自己劬劳为民之苦心。下届政府能否付诸实践，打多大折扣，那已经不是温相能顾及的事情了。
薄案与中共政治体制的死穴
薄熙来的失败将中共政治体制的死穴暴露出来：作为党内高官，只要成为异类，缺乏安全退出机制；作为执政党，中国现在也缺乏安全退出机制。胡温治理下的十年尽管被涂饰为“黄金十年”，却改变不了既成事实：中国经济衰退已成定势，社会矛盾尖锐频发，官民冲突日益激烈，权力交接完成并不意味着这颗“定时炸弹”的引爆装置被撤除。习近平等第五代上任之后，无论是为中共，还是为党内高官考虑，最好是开放政治，实施多党制，让中国走上民主化之路。在民主政治下，执政者的业绩不被认可，有正常退出机制，这远比“茉莉花革命”中的卡扎菲与穆巴拉克的退出方式要安全与体面得多。
《司法改革白皮书》为何无人喝采？
只要由党继续统管立法、司法、行政的体制继续存在，所谓司法体制改革就是一些技术上的修修补补，党凌驾于法律之上，权力捉弄法律的弊端就会继续存在。
中国工人“世袭制”引发的纵火悲剧
工作岗位世袭，实际上导致了社会阶层固化，是阶层向上流动发生严重梗阻的病态现象。在一个正常的社会，处于低阶社会地位的人，并不愿意让子女继续从事自己那份低阶工作，大多希望子女接受教育，找到能够提升自己社会地位的工作。现代中国出现这种前现代的身分型社会现象，其实是中国的不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