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六四”的失败,这个来自民间的、来自体制外的、来自社会包括青年学生的, 主动参与,主动推动,敲开了整个变化的第一步的这种场面就不会出现了! 也就是说就从此画上句号了。当时有多么轰轰烈烈,它的失败可能就会有多么惨重,惨重到以至你过了多少年之后,再也不会有了,你才会知道那次的失败有多么惨、创伤会有多么深。 我想借纪念子明的这种机会说说这些想法— 恰恰就是子明,坐牢坐这 么久,坚持扛着,就不认这个错,出来之后又一直这么受打压,居然有人还 从道义上去指责他,这简直岂有此理嘛!这种毫不负责任的东西,对中国整 个异议运动和民主运动有多么大、多么大的危害!(本刊首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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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评王岐山有关中共合法性论述
第三，王岐山说的民众支持率，即以多数人的意见为准。
问题是，怎样才能确定民众支持率呢？这就需要投票，因而也就是需要民主了。可见，只有民主选举才能赋予一个政权的合法性。
需要强调的是，民主选举必须建立在信息的自由交流即言论自由之上。共产党毕竟是现代社会的产物。它不敢公开否定民主选举这种形式，但是它却禁止人们发表不同政见，禁止人们自由辩论，甚至禁止人们独立参选，这就使得选举徒有其名，使得民众沦为表决机器。(本刊首发)
在大纽约地区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研讨会上的发言
《经济学人》的另一篇文章是“假如蒋介石打赢了内战”。文章说，假如不是毛泽东，而是蒋介石打赢了内战，那么，中国将不会有残杀几百万地主的血腥土改，不会有饿死几千万人的大跃进，不会有消灭私人企业，不会有人民公社，也不会有文革，也不会等到30年后才加入全球经济，国民生产总值也会比现在高很多，而且早就成了民主国家，并因此能和其他国家相处得更友善。
(本刊首发)
现在中国民主转型的机会比89年更小
今天的中国，不光是习近平掌权之后，就是在习近平掌权之前的中国，无论从私有经济所占有的比例来看，从意识形态掌控的宽松度来看，更不用说互联网的发明，显然要比1989年之前有更大的进步，和苏联东欧在转型之前，那更是不可同日而语。
但是我认为这些指标其实都不重要，中国民主转型的机会，现在比1989以前的时候要小得多，也要比苏联东欧那个时候要小得多，所以我觉得上面所说的那些指标都不是特别重要，相反，有时候缺少这些指标，反而倒使得中国改革的动力更强大，共产国家的转型就是这样搞起来的。(本刊首发)
周案落幕 打虎告停 纪委削权 内斗方酣
中纪委网站发文章公然说：“反腐败是把双刃剑”，“对每个违纪违法干部的惩处，给他本人带来的损害远没有对党组织的损害大”。
话都说到这份上了，反腐还反得下去吗？(本刊首发)
习近平与习仲勋（二则）
《炎黄春秋》这份得到习仲勋支持的杂志，能度过江泽民时代、胡锦涛时代，偏偏到了习仲勋的儿子习近平全面掌权的时代，反而倒越来越办不下去了。习仲勋曾建议制定‘不同意见保护法’。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习仲勋是自由主义；也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习近平是习仲勋的不肖之子。
又一个“中国特色”－超多的非婚生子女
当然，没有独生子女政策，也会有私生子问题。事实上，每个社会都有私生子问题。不过，有独生子女政策，必然会迫使许许多多本来并不想选择私生子的人也不得不选择私生子。既然古今中外，唯有今日中国才实行强制性的独生子女政策并长达三十多年，所以我们可以断言，当今中国，一定有着举世罕见的超多的私生子。(本刊首发)
不要把习近平想得太复杂
我對習政權的前景是很不看好的，從我們的價值觀來說，我很不看好。我看不到任何朝我們希望它發展的可能性，相反，他沿著壞的方向發展的可能性比很多人想像的更大。习近平不會回到毛澤東時代，他回不去也不想回，但是他会試圖把早已變得面目全非的共產黨再染一層紅色——不是真的紅，這可能是他這些年要做的，這可能就是他心目中的“红色江山”“千秋萬代”。很明显，它和我們追求的宪政民主根本是两回事。(本刊首发)
中共不亡 天理不容
“中共不亡，天理不容。”这话不是一句简单的诅咒。所谓天理，就是指人心，指人心中固有的分辨善恶的能力，对善的追求和对恶的憎恶；而这种分辨和爱憎是普遍的，是共同的。我们知道，恶有可能得逞于一时，但我们坚信恶决不可能得逞于永远。从根本上讲，反对中共暴政的斗争，是一场道义的斗争。我们对胜利的信心，是基于我们对人性的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