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18日，韩国前总统金大中病逝。…..八十年代中期的韩国，虽然在体制上仍然是军政独裁，但面对国内风起云涌的学运和民运，尤其是汉城奥运会的国际承诺，独裁统治已成强弩之末。1985年2月，金大中从美国强行闯关回国，旋即遭软禁。但过了没多久，就被全斗焕总统解除禁令。尽管被视为民主化的象征，但金大中的从政之路并不平坦，即使在韩国民主化之后，也是一波三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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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选民只信“真格的”
7月底，执政自民党和在野民主党分别发表了各自的《政权公约》，至此，两党旨在选战中胜出的政策“菜单”，已呈现于公众视野。选举是政治游戏，奉行残酷的成果主义，一切拿民调结果说事，惟选票是从。而为了“钓票”，政党和政客使出浑身解数，竞相取悦选民，自不在话下。
朝鲜改革开放的实态与时态
平壤在2002年前后，一度确在考量、评估“改革开放”的问题，并牛刀小试，实际开放了三个“经济特区”。然而遗憾的是，如此苗头似乎没能做大，而是被强行扑灭，“改革开放”没能进行到底，而不无终于“过去未完成时”的可能。至于上述诸如啤酒广告等“改革开放”的信号，也许只能是始于“信号”，终于“信号”，而无力链接、引导出某种具体政策。这不能不说是莫大的遗憾和不幸，无论对朝鲜及其人民，还是对东北亚和国际社会来说，莫不如此。
看日本政坛的“世袭”
法律归法律。“打仗亲兄弟，上阵父子兵”———政治也未尝不是可以代代相传的营生，就像其他诸种秘技、绝活似的。正是这种颇为普遍的社会心理，导致日本虽然在战后经历过民主化改造，从法律上废除了贵族院（参议院的前身）和华族的特权，但政治世袭问题却始终未得到应有的重视和解决。
自民党“撒哟娜拉”，民主党政权呼之欲出
一般说来，民主党被看成是比较“亲中”的政党。这一方面是由于小泽其人的外交主张，另一方面，与小泉政权时期中日交恶时，中共对民主党的“期待”有关。从这个意义上说，民主党上台，中日关系应不至于变坏。不过，鉴于小泽其人在东海问题、钓鱼岛等问题上的强硬主张，前党代表前原诚司的“中国威胁论”的鹰派持论等因素，一般来说，不大可能如北京所期待的那般琴瑟和谐。
平壤铤而走险的深层动因、朝核问题“新思维”及其他
此番谴责朝核实验的决议仍以安理会三年前通过的1718号决议为基础，可以说是其“升级版”。但与前者相比，“制裁”的意味明显强化，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制裁内容有所扩大，二是导入了相关检验程序，增加了可操作性。
那夜，夜凉如水——我所经历的那一夜
四点三十分，广场再度华灯齐放，一个亮丽的世界！短暂习惯了黑暗的视网膜，一时反应不及，只觉得真他妈亮。等我们眯起眼睛细看究竟的时候，被眼前的景象吓呆了：满广场的坦克，从北往南缓缓推进，数不清有多少辆，比电视上看到的历次国庆大阅兵上的还要多得多！坦克边上，有士兵，斜背着枪，手里拿着棍子，挑开障碍物，朝前开路。真机巴是天兵天将啊。他们究竟是从哪儿冒出来的呢？难道是从故宫、天安门，从金水桥上开过来的吗？
从东亚视角看五四运动发生机制中的国际背景
从“三一”，到“五四”，虽然中、韩共同的对象都是日本，但绝不仅仅是单纯的“反日”运动，而是有着更深刻的“国际大气候”和各自紧迫的“国内小气候”。而除了一战、巴黎和会、国联等大背景外，中、日、韩东亚三国相互间的倾轧、影响、激励、互动的连锁效应也不容忽视。
朝鲜发射，大国洗牌
通过近15年来朝核问题的演变，国际社会逐渐认识到，只要对其国体、政体的威胁一日不除，平壤便不会自主弃核。而这种“威胁”，即来自外部，也未必不存在于其内部。可以说，平壤的核，具有对外换取安全保障，对内“维稳”的双重功效。
“中特主义”•汶川地震•南京大屠杀
所谓“中特主义”，是一个非常模糊的概念，不仅内涵、外延混沌不清，且无往不沦为单边主义、双重标准的“工具论”：当国企高管们利用手中的权力为自己谋取天价年薪，惊人的贫富差距遭到舆论质疑的时候，动辄以“国际标准”、“国际接轨”来辩护，而当全民社保久拖不决、低人权状况日益恶化的时候，则一味强调“国情”，开脱责任；在某些问题上，不惜狂飙突进，开放再开放，而对另一类问题，则拿“中特”说事，作为反西方、反普世价值观的武器，为我所用地随意阐释。如此“中特主义”，实乃国之大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