视文革武斗为“特殊内战”的判断，是比较符合事实的，这一点我们也可以从《为毛主席而战》一书里得到具体的佐证。文革重庆武斗无论从规模、持续时间、参与人数、死伤人数、动用武器种类之多来看，恐怕在全国罕有其匹。我们从现在全国唯一幸存的“文革武斗死难者墓群”的死难者年龄（最小者14岁、最大的60岁）、职业分析（工人最多、学生次之，几乎遍及各阶层）等来看，不难概见民众高烧狂热、丧失理智之一斑。（本刊首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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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追堵截民众的特务社会
维稳是官方几十年来的传统，并非今日兴起的“新鲜事物”。维稳三级有专人负责。当然，在分级之外，由于维稳人员及机构自身的利益驱动，想通过扩大自己的权力来博取更多的收益，维稳权力被滥用，许多维稳理由荒谬可笑，实足以给社会添乱。我早就说过，变态维稳项目及维稳机构的膨胀、自利和寻租倾向，无度增加纳税人的负担，用纳税人的钱熬纳税人的油，才是中国社会真正不稳定的重要因素。（本刊首发）
名家与土改
1949年后，很多著名人物参加了土改工作团，如陈垣、潘光旦、冯友兰、沈从文等。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基本上与土改同时进行，官方让这些著名知识分子现身说法，是为了便于帮助官方令更多的人尽快走进思想改造的大熔炉，从而彻底使知识分子噤声，并利用这种寒蝉效应，来达到使整个中国毫无异议之声的目的。
哀悼不是表演
中国发生的灾难有一个与外国不同的特点，就是每次灾难发生后，你都可以看到人祸的影子。人祸的第一个特征便是宣传部明目张胆地下令不准新闻媒体进灾区采访。在没有死难者确切名单及相关信息的情况下，从5．12到玉树两大地震，再到舟曲特大泥石流，举行了三次全国性的对死难者的哀悼活动，但如果我们不知道死难者的名单及其基本信息，那么这种悼念就会流于形式，成为转移灾难视线的一种手段，更成为官方自我表扬的一种工具，使灾难变成一场表演，无辜的死难者最终成为被悼念的道具。（本刊首发）
吴虞与郁达夫
郁达夫是个热心坦率的人，虽然参加了比较左倾的“创造社”，但他骨子里面并无左右之别。彼时北京左派势力并不雄厚，要想出头，还得多加合作，因此他总是想化解左右两派的矛盾。关于吴虞与郁达夫的交往，没有郁达夫方面的片面只语可以证明，我们现在只能采择《吴虞日记》里的记载。虽然这似乎有单证之嫌，但从吴虞的角度来看并无造假之利益上的动机。吴虞与郁达夫的直接交往，集中在1924年5月至1925年2月郁达夫离开北大到武昌教书为止，满打满算也就十个月。吴虞与郁达夫此前可能认识，但吴虞在日记里从无记载。郁达夫一出场，就像一场戏突然来高潮一样，有点扣人心弦……。
打造愚弄民众的信息孤岛
一位不会翻墙的人和一位常能翻墙的人之间的意见分歧，一定比原来只能接受单一信息时要大。政府通过民众的意见分歧乃至互相指责——有的家庭因接受信息源渠道不同而致家人看法不同而产生许多不快——进而混水摸鱼，成功地使有些被愚弄的人成为极权制度的辩护者。如果你只是因为在极权统治内收益较高而赞赏该制度，虽然亦应当批评，但从情理上看还可理解，但不可理喻的是，有些为极权统治辩护的人，根本不是该制度的受益者，甚至是很深的受害者，这便是打造信息孤岛愚民的结果。（本刊首发）
再论中国是个互害社会
中国为什么会形成一个典型的互害社会呢？设若简要地回答，那也是我早就论证过的一种说法：专制制度特别是一九四九年后的极权制度，其本质是咬人兼自噬的制度，没有任何人不受捆绑，没有任何人能置身事外。 （本刊首发）
一统江湖的网管墙国
中国对整个互联网进步的破坏作用，不仅在国内大展拳脚，而且将其舞台延伸到了许多国家。伊朗等国、非洲等地正在进一步地接受中国的互联网管制技术，中国正是靠输出这样的“价值观”，加上经济上的援助，正在世界上逐步扩大和巩固专制独裁的“版图”，成为逆世界文明之潮流而动的奇观。（本刊首发）
制造民意的愚民传统
立法会选举既没有终止功能组别的时间，也没有取消它的路径，那么特权阶层的存在最终只会使立法会成为听命于北京的一个摆设。立法会一旦成为摆设，那么普选特首就成为不可能的死局，到时香港社会将与大陆社会并无本质差别，徒为专制社会增添一点花边装饰而已。（本刊首发）
有一种罪恶叫沉默：纪念六四21周年
有一种罪过叫沉默，我们要从不再沉默开始，活在真实的现实当中，说出我们知道的真相，向更多的人传播六四事件，以洗涮我们胆小懦弱的耻辱。为让我们说出真相，从点滴之事做起，把纪念六四日常化，让民众对此事脱敏并摆脱恐惧，六四死难者的血才不会白流。争取中国民主自由的六四遇难同胞永垂不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