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的居民，有相當一部分是市民，而非農民。其標誌之一是，成都擁有數量眾多的茶館，茶館是最流行的大眾消費場所，并產生了獨特的商業和消費文化。成都的茶館与巴黎的咖啡館和倫敦的酒館可相提並論。歷史學家王迪在《茶館：成都的公共生活和微觀世界》一書中對成都茶館中的人生百態作了栩栩如生的描述，揭示了茶館對於這座城市的重要性，“稱茶館為社會和公共生活的靈魂，恐怕並不誇張”。 （本刊首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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謊言的製造者和謊言的對抗者——索爾孟《謊言帝國》
索爾孟指出：“共產政黨無法控制信仰與良心。”當他看到從城市到鄉村，從一流的知識分子到教育程度有限的民工，都在迫切地尋求宗教信仰的時候，不禁回憶到，十九世紀的太平天國運動撼動滿清政權，而後又來了一名基督徒孫中山，他推翻滿清建立了中華民國。那麼，中國還會不會重蹈覆轍呢？沒有人說得清楚。但在拉薩街頭發生的藏人自焚事件再次向世界表明，良心的力量正讓民眾起來對一個沒有靈魂的、殘暴無度的政權採取非暴力抵抗的行動。 （本刊首發）
谢幕的影帝还是影帝
《纽约时报》在报道温家宝的卸任时，如此写道：“温家宝总理一向以在公共场合感情外露而著称。在任职十年离任之际，他显得既消沉又戒备。上月，他在走访北京一个穆斯林社区时叹道，他在改善民生方面‘做得还不够好，心里感到愧疚，时时自责’。”尽管开头一段带着几许温情，但《纽约时报》仍然质疑说：一直到下台，温家宝都未曾对此前《纽约时报》报道的温家的巨额财富作出澄清，更不敢邀请透明国际之类的中立、独立的国际组织来进行调查。由此可见，任你风吹雨打，唯我岿然不动。谢幕的影帝仍然是影帝，最多就是在前面冠以“名誉”一词，从此以“名誉影帝”行世。 （本刊首发）
她在极权国家面前就是当之无愧的铁娘子
撒切尔夫人强调：“虽然真正的差异让不同的国家和具有不同文化的人民有所区别，但我们的基本需求和愿望还是非常相似的：一份好的工作、一个充满了爱的家庭、孩子们有更好的生活、一个人们能够支配自己命运的国家。我知道，而且是确切地知道，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拒绝了人民的这些愿望，所以这些国家的人民总是处于一种反抗的状态。”这场战斗是不可避免的，如果像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西方民主国家对待纳粹那样，以绥靖政策来对待共产国家，其结果同样是灾难性的。
从政治腐败到社会溃败
如何改变社会走向溃败之趋势？不是像胡锦涛那样搞面子工程式的“新农村运动”，以为让农民“上楼”就使农村问题迎刃而解。孙立平指出，政府的正确做法应当是“通过合理的资源配置，保护和改善下层的生存生态，避免底层的沦陷”。而其中最为关键的问题是，公共政策不能满足于将下层“不出事”作为最高目标，而是要改善下层生存的生态，使得那里成为一个“可能比较困苦，但仍然有生存机会，有向上流动希望的空间”。换言之，让生活在底层对民众感到未来有希望、生命有尊严，才能有真正的和谐与稳定。 （本刊首发）
天府之国何以沦为人间地狱？
毛泽东是二十世纪排名第一的杀人魔王，其杀人数量之多，让希特勒、斯大林等同侪亦自叹不如。毛泽东杀人，不用枪，不用刀，用的是意识形态，用的是思想与话语，故而能杀人于无形之中。人为的大饥荒席卷全国，单靠毛泽东一个人在中南海里发号施令是办不到的，在地方上必须有一大群忠实的奴才贯彻之。李井泉就是其中之一。全国至少三千万无辜民众，死于毛泽东的乌托邦狂想，死于极权体制的残忍。作者在对官方出版物《中国人口》四川分册的数据作了研究之后得出如下结论：大饥荒造成全省死亡和减少的出生人口共计一千一百七十八万。这与曾任四川省高级干部的廖伯康在回忆录中揭露的一千万的数字大致吻合，当时任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的杨尚昆也认可这个数字。 （本刊首发）
反抗的高度：作为思想家的刘晓波
诺贝尔奖委员会秘书长伦德斯塔德说：“颁发给刘晓波的和平奖有可能成为历史上最重要的诺贝尔和平奖之一。”以我与刘晓波十年来朝夕相处、耳熏目染的经验，我深信，刘晓波将是一位与曼德拉、金大中、昂山素季等齐头并肩的人物。在即将启动中国民主转型中，刘晓波必将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这种作用将远超习近平——世故的人们应当及早将对准习近平的目光转移到刘晓波身上。 （本刊首发）
苦难的程度与飞翔的高度成正比——刘晓波与曼德拉之比较
在诺贝尔和平奖得主群星灿烂的天幕上，我认为最具可比性的两个人是曼德拉与刘晓波：他们承受的漫长而艰难的牢狱之灾是如此相似；他们经历的家庭的破碎和丈夫及父亲身份的缺席是如此相似；他们在各自的国家和平转型中的象征地位和枢纽作用也是如此相似。所以，本文以刘晓波和曼德拉的比较为切入点，重点分析两人在不同的时空、文化及信仰背景下的处境的异同，进而凸现刘晓波在中国宪政变局中无可取代的价值。 （本刊首發）
白山黑水的悲歌
国共美苏三国四方围绕东北问题，上演了一幕又一幕纵横捭阖之大戏，而国共两党对东北之争夺，不仅决定了东北，也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中国之命运。其间反映出战后初期东北问题的鲜明角色，即国共美苏三国四方博弈，外交关系与内政问题相交织，最终又归结为国共两党之争夺。张嘉璈是东北“二度沦陷”的见证者，他留下了重要史料《东北接收交涉日记》，日本学者伊原泽周将其编注为《战后东北接收交涉纪实》一书，而中共夺取天下的秘密也尽都蕴藏于此书之中。 （本刊首发）
一个人的歧路与一门学科的断裂——读龚祥瑞《盲人奥里翁》
这本回忆录是龚祥瑞为民主和法治奋斗的一生的缩影，正如他自己所说——“从三十年代起，我已立下了宏愿，就是要为贫弱的祖国造就一大批遵纪守法、效率卓著的行政人员，并深信现代化的‘公务员制度’只有在‘民主’和‘法制’的框架中才能建立起来并予以发展。”但是，他奋斗一生，却发现反倒离这个理想渐行渐远。这不是他的错误，乃是整个国家都走上了一条歧路。在时代的倒错中，个体何能幸免？另一方面，这本回忆录也折射出一门学科在强权的干预下断裂乃至险些消亡的历程：在西方作为“当代显学”的政治学和法学，在中共建政之后，双双被打入冷宫，甚至被取消了存在的合理性。龚祥瑞的“半失业”状态持续了三十多年。作为一名韦伯形容的“以学术为志业”学者，内心必定是痛苦万分，无以名状。（本刊首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