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校的学术自由在这时段受到了严重的破坏，无论是因为信仰“法轮大法”，还是因为其学术研究触及到统治集团的禁区，高校的学者们被投入牢狱，肉体受到摧残的事情都更加明朗化，制裁也更加严厉。中国大陆没有媒体能够对此类事件进行披露。（本刊首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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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世纪中国文化人的精神光谱（9上、9下：新月派诸子的自由风貌）
在二十世纪中国文化人的精神光谱中，最为深沉的是王国维、陈寅恪的文艺复兴意味，而最为亮丽的则是新月派诸子的自由主义追求。这群通过《新月》月刊聚集到一起的知识分子，无论就其思想自由、还是就其文学成就、抑或就其独具个性而言，都无愧为光彩夺目的一代俊逸，与魏晋时代诸如嵇康阮籍那样的传奇人物，遥遥相望。
1999～2004：被全面剥夺的学术自由（第一节）
江泽民时代的政治经济政策在高等教育领域的投射，主要体现于政治高压政策的加剧，对自由言论的钳制，以及在权力主导型的市场经济形势之下，混乱而失衡的财富分配体系对高等学校教师群体的冲击。
二十世纪中国文化人的精神光谱（7、8：熊十力 梁漱溟 钱穆）
熊氏人生无疑是二十世纪中国文化人的又一幕悲剧。仅就忧国忧民而言，梁漱冥才是真正的孔丘传人。二十世纪中国的几大名儒当中，钱穆是最平实、最富学术成就、又最清醒的一个。新儒家诸子至少像钱穆和后来的余英时一样，不认同洪杨式的毛氏王朝，不认同其意识形态基础，马列主义。
1949～1998：学术自由和中国大学的衰落（第四节）
20世纪下半叶自由国家与共产国家的旷日持久的对抗，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说是以中共建政为前提的。现代意义上的大学制度源自于自由国家及其启蒙传统，而苏联的集权专制与其它共产党国家的阶级专政的体制，其精神源头来自于自由国家内部的反叛者，与大学制度的精神源流根本就是格格不入的东西。因此，在中共建政以后的数十年间，尚未发育完成的中国大学将遭遇何等命运，也就是可想而知的事情了。
（本刊首发）
5、革命愤青的鲁迅批判和鲁迅的左转 6、梁济、辜鸿铭和林琴南——二十世纪中国文化人的精神光谱（5、6）
鲁迅遭遇革命愤青的如此挑战，并非鲁迅过错。让人不以为然的是，鲁迅在挑战面前所情不自禁流露的怯懦品性。面对这种江湖气十足的挑战，不要说陈寅恪，即便是胡适，都会具有如如不动的定力。但鲁迅却害怕了，不仅悄悄转向左倾，而且怯生生地参与到这场谁更革命的比赛之中。而如自尽的梁济之守旧姿态，其时并非只此一家。同时代的旧派人物里，既有拖着辫子的辜鸿铭，又有自称“四十五以内，匪书不观”的林琴南。但这两位宿儒非但没有自杀，而且活得有滋有味。（本刊首发）
1911～1949：学术自由和中国大学的兴起（第三节）
1911年，漫长的帝国时期结束，中华民国肇兴，自此以来，与宪政共和的体制的建构过程相伴随，中国大学迈入真正意义上的兴起和上升的历程。这一历程是曲折的和艰难的，而且其所遭遇的挫折也是相当危险和严峻的：1）上升形态：中国大学在1911年到1927年， 2）转折形态：中国大学在1927年到1937年， 3）矛盾形态：中国大学在1937年到1949年。（本刊首发）
章太炎和梁启超——二十世纪中国文化人的精神光谱（4）
章太炎当年的论战对手是梁启超。这对宿敌实际上是清末民初的文化双璧。从表面上看，两者处处对立：在学术上是古文经学和今文经学有别，在政治上是革命和保皇的相峙，在思想上时常各持自由或保守的立场；但在骨子里，彼此却相辅相成。他们同样都是两个不同政治集团的发言人，同样都是声名赫赫的报刊政论家、中国报业传媒的开创者和自由言论的一代宗师，他们在几乎相同的学术领域里成就斐然，他们在联省自治的理念上殊途同归。（本刊首发）
为什么会反对学术自由（第二节）
今天，对中国的大学教师来说，在学术自由方面遭遇空前的考验，我们不得不认真倾听来自对立面的声音，以理性的方式、容忍的心胸和尊严的气度来回应那些试图限制和剥夺学术自由的潮流和势力对自由知识分子所发起的一波又一波的攻击。（本刊首发）
文艺复兴和新文化运动——二十世纪中国文化人的精神光谱（3）
相比于王国维和陈寅恪，不得不说，五四新文化诸子无论在在学术上还是在思想上，都显得肤浅。最为深刻的周作人，也仅止于将五四文学新潮与明末小品作联接。新文化诸子固然有志于推翻孔教，摆脱陈旧的传统，但真正给予孔孟之道以致命打击的，恰恰是拖着辫子的王国维。（本刊首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