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后来的历史来看,那个时候,也许人们的观念世界里面,中国还不是后来那个多民族共同体的“中国”,但是,渐渐也已经不再是原来那个以我为中心藐视四夷的“天下”了。这个汉族中国,在越来越变得庞大的四夷的压迫下,显出中国有限的边界和存在的紧张来。在关于“中国”的各种观念和话题里面,我们很可以看到当时人的感受、焦虑、紧张、情绪,而这些感受、焦虑、紧张、情绪所呈现的一般思想世界,就成了精英观念和经典思想的一个背景与平台,使他们总是在试图证明“中国(宋王国)”的正统性和“文明(汉族文化)”的合理性,而这种观念恰恰就成了近世中国民族主义思想的一个远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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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真正爱国,就应超越愤青思维
早在WG后期,我在上海市郊当工人时,有一次参加厂里组织的支持某国GM运动的大游行。这时突然一辆奶罐车闯进我们浩浩荡荡的队伍,游行者中一些人顿时愤怒起来,“谁竟然敢破坏GM大游行?”于是一批人勇猛地冲上去,把那司机拖出来,一边打,一边骂“帝国主义的走狗”。那可怜的司机事后解释说,那天牛奶再晚些送出去加工就变质了,只是没想到车挤到队伍中间去了。这就是WG中我所经历的真实的愤青故事。它具备了“愤青文化”的所有条件:自以为是的道德优越感,凡是“干扰”自己行动或反对自己观点的,不是道德上的邪恶者就是政治上的敌对分子。对于“邪恶者”与“敌对分子”没有妥协余地,必欲打倒在地而后快。封闭状态下的唯我独尊、非正即邪、两值分类、斗争思维、无情打击,这就构成“愤青文化”的内在逻辑与基本特征。
千疮百孔的政治正确背后:从古典种族主义到文化种族主义的世界
如果一个群体的各种“文化特色”被自己或者他人夸张到了几乎是与生俱来和不可改变的,那么它在实际上就把这个群体变成了异类。费里德克森此书出版于2002年,其中他提到穆斯林有可能被“本质化”的危险,但没有阐发。这个本质化,我的理解应该不但包括“被本质化”也包括“自我本质化”。费里德克森称这种倾向为“文化种族主义”,这是值得当代读者深思的。
人文主义的三个敌人
《人文主义与民主批评》是萨义德生前最后一部著作,在这本书中他为心中真正的人文主义发声。在今天分享的段落中,萨义德阐述了人文主义的三个敌人:民族主义、宗教激情和排外主义。他特别指出“宗教激情或许是人文主义事业最危险的威胁”。与此同时,他批驳了对于伊斯兰世界的歧视性宣传,因为其他宗教的原教旨主义,至少是一样血腥和灾难性的,“宗教狂热就是宗教狂热,不管是谁在鼓吹或实践”。
当前中国民粹主义思潮的社会政治含义
当今中国,民粹主义思潮渗透于政治、经济、社会、文化以及历史观和价值 观等各个领域,其声势逼人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但民粹主义思潮能否蔓延到 社会各阶层甚至进入国家政策或政党领域,却是一个不确定的事实。所以, 要关注民粹主义对法治原则和社会秩序的毁坏作用,更要关注民粹主义思潮 所反映的社会权利不平等事实,及其潜在的大众政治倾向。
上海维密秀:涉歧视亚裔遭中国网友抵制 超模宣布退出
美国超模吉吉·哈迪德数个月前遭中国网友批评“种族歧视”后,突然表示今年将无法参与在中国举行的“维多利亚的秘密”(Victoria\’s Secret)时尚秀。
习近平竟然把一句流行歌词当真了
11月8日,习近平和川普逛故宫。习近平对川普说,文化没有断过流、始终传承下来的只有中国,“我们这些人也延续着黑头发、黄皮肤,我们叫龙的传人。”
照此说,该有多少新疆人不算中国人,因为他们不是黑头发黄皮肤。又,只有汉人才叫龙的传人,其他民族都不叫龙的传人,所以他们都不是中国人。
--不知习近平是在鼓吹分离主义还是准备种族清洗?(本刊首发)
民族主义诱惑与认同危机
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经济进入持续高速增长时期,而这一时期也是中国民族主义思潮崛起之时。在政治与意识形态的高压统治之下,民族主义话语成了知识分子政治思考中较少有风险的领域,且可以同时满足政府的需要、社会自我表达的愿望以及知识分子参与政治生活的渴望。随着《中国可以说不》一书的出版,形成了一股令人印象深刻的中国民族主义浪潮。这股思潮反映了中国在追求现代国家认同的漫漫长路上的一种精神迷失。本文试图分析90年代以来中国民族主义的兴起之原因和特点,并且讨论它与当前中国面临的政治和文化认同危机的关系。
高调民族主义非中国之福
八十年后历史会不会重演:中国民间的民族主义越演越烈,网上舆论千篇一律,政府态度越来越强,日本温和的知华派外交官丹羽宇一已经下台,下一步,中国民间的强硬立场会不会进一步引发失控的流血事件,这势必将在日本引起右翼进一步非理性的反弹,作为强硬派的自民党势必得越来越多的民众支持,而有可能在新大选中取代民主党上台,民主党把钓鱼岛变为废岛冷处理的计划将被大规模建设计划取代,自卫队将改为国防军,这将进一步刺激中国,国内情绪更无法控制,再次形成八十年前的硬硬相激,而美国由于意识形态与利益会不会从中间立场转向对华强硬……。如此下去,未来五到十年中日之间会不会发生第三次中日战争?如果不幸而发生,它与第二次中日战争的最大区别,会不会是美国将站在日本一边……。正如二战时的日美关系所表明的那样,敌人往往是双方互动过程中不经意地创造出来的。当然我说的是最坏的可能,但这种可能由于历史上关系结构的同构性,其发生概率不容小视。从历史上看,人类的理性天然有其局限性,所有的人都自认为自己有能力控制事态,但结果恰恰相反。
爱国话语捐与国有思想税 —— 也谈《战狼2》
国有思想税得以盛行不衰,前提是恐惧,或惧怕对既得利益的丧失。它是恐惧心理下为国家上交的真金白银。在这一点上它与话语捐不同。话语捐无非是吹牛拍马,除了良心的代价,不需什么成本。这就出现思想税与话语捐的矛盾现象。为了少交或不交思想税,一些人把老婆孩子送到国外,同时大交话语捐。譬如移民美国的司马南、袁木、宋晓军还有一大批裸官们,他们一方面给我们亲爱的党上交了海量的话语捐,一方面却把老婆孩子以及大量的真金白银转移到了美帝国主义那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