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一度坚信,和西方充分接触后,中国人会接受西方的价值观。但如今,中国年轻人自豪地认为,中国在崛起,美国在衰落。
李晓鹏有一阵子很“崇洋”。学生时代,他翻墙读海外新闻,敬慕美国宪法,认为中国的专制政权必将衰亡。
如今,这位曾访学剑桥和哈佛的34岁城市发展顾问认为,中国正在不断崛起,美国则受收入不平等、分权政府和社会两极化影响,沦为明日黄花。他在社交媒体上对逾8万粉丝如此表达自己的看法。
李晓鹏在新浪微博上写道:“中国终将取代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强国。”
纵览中国-China In Perspective
美国一度坚信,和西方充分接触后,中国人会接受西方的价值观。但如今,中国年轻人自豪地认为,中国在崛起,美国在衰落。
李晓鹏有一阵子很“崇洋”。学生时代,他翻墙读海外新闻,敬慕美国宪法,认为中国的专制政权必将衰亡。
如今,这位曾访学剑桥和哈佛的34岁城市发展顾问认为,中国正在不断崛起,美国则受收入不平等、分权政府和社会两极化影响,沦为明日黄花。他在社交媒体上对逾8万粉丝如此表达自己的看法。
李晓鹏在新浪微博上写道:“中国终将取代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强国。”
中华大地上的族群凝聚与融合是复杂的,以上仅仅是从政权与族群凝聚关系的视角,通过名称的演变来分析古代中国主体族群的凝聚轨迹。古代中国人早就有自己独特的以文化特征为显著特点的划分族群的理论体系,而中华大地上出现的众多政权也在这一理论的指导下不断地对境内的族群进行着整合。尽管存在着以政权名称称呼族群整合结果的现象,但“汉人”、“华人”乃至“中华人”逐渐成为了对中华大地上族群凝聚主体的称呼。
唯有一件事情还在,就是今天的民众还像清末一样相信很多谣传,这是为什么呢?其实,清末的时候很多人心里也是清楚(载沣)不可能说“快完了,快完了”这样的话。溥仪登基大典上的王公大臣也能听到载沣说的是“快好了,快好了”,但是大家还是愿意相信那个谣传。所以,清末就算有微博微信天天辟谣也没有用,因为那个谣能迅速传播是因为说到很多人的心里去了。清末的时候就是这样,那些王公大臣跟普通百姓一起传谣,很快就把谣传变成了历史事实。
狂热的民族意识和文化沙文心理揉合在一起,使来到欧洲的中国知识分子一个个象紧张的刺猬一样(对不起,我知道这是以偏盖全),随时在备战状态,他们带着沉重的心理负担,认为出了国,自己的一言一行就代表了中国,自己的一举手一投足,都决定了中国的荣辱。外人对中国的即使是一个字的不敬,都得由他担负起拨乱反正的神圣义务。他在国内或许竟还是个异议分子,一出了国,不得了,他简直就变成了中国最忠诚的职业外交官,不容许任何人对他的中国批评、挑衅,一个人肩挑了家国大任。
在世界民族之林的盛宴上,中国始终是一个迟到的客人。在世界的舞会上,我们总是踩慢节拍。
时至今日,难道我们依然要向世界证明,我们落后于文明,我们不相信法律、我们不遵循规则,我们不相信权利,我们是只信奉强权的野蛮人?
一个80年代到90年代末都在中国生活过的老美对我说,他对80年代的中国人印象尤其深刻:生气勃勃,勤奋好学,充满希望、斗志昂扬。而现在,他所见的,唯有对钱的狂热和权力的膜拜。
要改变这种“爱国”与“卖国”的恶性循环,办法当然也有──而且好像也只有一个,那就是要使“国”真正成为国民之国,“国家利益”真正等同于国民利益,“国家主权”也真正以国民的人权为基础为前提。
只有这样,国民才会用不着宣传就本能地去爱国护国,主国事者既为爱国之民所托,且为民权宪政所制,从民意而有爱国之志,受制约而无卖国之机。这样“爱国”与“卖国”的“辩证法”才会消失,而主权与人权才都能得到维护。
其一 ————
侵雲獵角逼長城,——邊警頻令檄羽輕。——
焉有輟耕還賣犢,——已无可忍始言兵。——
深壕夜火傳諸姓,——細柳秋笳肅五營。——
霜匣驚鯢堪斷玉,——幾州龍血此中傾。(本刊首发)
德意志是一个以理性见长的民族,在这片土地上诞生了无数的思想家、艺术家和科学家。按理说,一个前半生穷途潦倒、依靠卖画度日的人不应该、也不可能把德意志民族带进疯狂状态。令人意外的是,他做到了,而且很快上台并全面掌控国家机器,成为举国拥戴的伟大领袖。究竟希特勒使用了什么样的超常规“秘密武器”?
这个“秘密武器”就是爱国。
由于写史的原因,常与国人谈论历史,当然免不了争得面红耳赤的时候。一开始还以为是国人接收的历史信息出了问题,久而久之,发现问题并不仅仅在于信息的吸收,而是在于思维方式本身出了问题,今晚闲暇,特下笔谈谈这个问题,提醒一下,所谓诤友,知无不言,希望能使国人开窍一些,聪明一点,别再自欺欺人。
所謂“勞教”是一项法外的刑罚,身入劳教营,在大饥荒和随后的政治碾磨与生存剥夺中,无从计算的生命和姓名逝去了,和遍地丛生的劳教营一同隐匿。
这 些劳教营大多和劳改营混在一起,更为它们的身世蒙上了面纱。近年来,笔者有机会接触到一些幸存者,分别来自当年显赫一时的几座劳教农场:夹边沟、兴凯湖、 峨边沙坪、“苏北利亚”、清河。根据他们的亲身经历和参照文献史志资料,笔者试图粗略勾勒“反右”至“文革”年代中国五大劳教营的轮廓,为劳教制度的深长 背影添加可感触的人生注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