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元灭亡后的“遗民”们

元遗民的事迹提醒我们,为今日人们熟捻于心、挥之不去的民族主义意念,不是历史上一向就存在的东西。再往深一点想,民族主义本身,自它从近代西欧产生之后,也经历了重大的变化。如果说玛志尼以后,各民族独立建国逐渐成为民族主义的核心口号,那么这只是民族主义在从其原生地向世界其它地区传播过程中发生变异的结果。21世纪全球人类所面对的严峻事实业已表明,我们需要一种新的民族主义。它不但应当重新飚扬民族主义的原本形态对主权在民和疆界内全体人民政治平等的基本诉求,而且要以最大的热情去拥抱政治民主化平台上的多民族国家观念。真的,这个世界上,不存在永恒的或能够一成不变地被人们固守的教义。

民族主义对老百姓是个癌

“民族独立”口号的后面往往是野心家们要做总统总理,甚至一个科学家也会想独立后他做科学院的院长去出风头。 苏联不少的加盟共和国的领袖们,就把民族主义的大旗披在自己共产党员的身上,为的是继续掌权。 他们这些男儿,都是靠了戈巴乔夫做成领袖的,没有一个支持戈巴乔夫去维持苏联。 就像那些誓死捍卫文化大革命的书记,马上披上反四人帮的大旗一样。
民族独立不等于老百姓得到解放和幸福。游加勒比海,你会发现独立的国家脏,乱,老百姓穷。英国人给Cayman 三个岛独立,岛上老百姓绝大多数投票要留在英联邦,现在Cayman是很富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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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于民族主义

是谁得罪了龙子龙孙

说到本朝当代史,张同学理应有所涉猎,有一段浓缩的网文颇为传神——“当日本战后重建,我们在打韩战;当台湾土地改革,我们在公社化和大跃进;当亚洲多国经济起飞,我们在搞文革;当台湾开放报禁党禁,我们在屠杀争取民主的学生;当共产营垒纷纷易帜,我们誓言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当人家进行公民教育时,我们强化爱国教育;当人类享用网络最丰盛的信息自由,我们在搞金盾工程;当世界上绝大多数地方实行民主选举,我们还找不到票箱在何处……”
适逢六四忌日将至,张同学不觉得这个政权应该向中国人民道歉吗? (本刊首发)

空军大校戴旭最不肯动脑筋想的问题

估计戴旭大校也知道,美国之所以跟中国一直“好”不起来,关键不是别的,正是意识形态,再说得具体点,那就是美国讲司法独立,中国讲党的领导;美国讲一人一票,中国讲等额选举;美国讲法治,中国讲人治;美国讲民主,中国讲专制。
当然,本人也能猜到,戴旭大校一定也会讲:中国是一个主权国家,而且是这个星球上无论在人口数量还是历史悠久方面,都数一数二;中国有中国的文化传统,中国人有中国人的活法;中国不讲法治或中国很不民主,也仍然属于中国内政,美国无权干涉。总之,中国政府不论说什么做什么,关老美屁事!….. (本刊首发)

中国民族主义的多重悖论

概括地看,中国民族主义的近代发展,经历了四次大的浪潮。即:一九一零年代初共和革命的民族主义,一九一零年代末五四运动的民族主义,一九三零年代末并断续延伸到一九六零年代末的共产党的民族主义,和一九九零年代复兴并延续到二十一世纪初的当下民族主义。这四波民族主义,各自提出了不同的问题,也各自遗留下不同的课题,尤其是展现了中国民族主义的不同内在矛盾。下面,我们将按照历史发展的线索,逐一考察中国民族主义的这四次浪潮,分析其各自的特点,包括其所遗留的悬而未决的与民族主义相关的政治课题。(本刊首发)

“不合作”走出西藏的困境

“不合作”是全民对当局的意志对抗,是软实力。当局动枪,民众就不能动刀,这绝不是说民众没有动刀的正义,而是刀斗不过枪。“不合作”的非暴力抗争需要全民族拧成一股绳,特别是那些有影响力的藏族知识份子与名人,只要他们不与当局合作,不但让中共营造不了和谐的气氛,也能对民众起到示范作用。

论今日中国的“儒共模式”

今日中国社会诸方面(包括政治、经济、法律、道德与文化)的综合现实,论者至今多以所谓“中国模式”名之,指称明确而描述不足。本文首次尝试使用“儒共模式”的概念,意在着重考察中共当局如何通过对传统儒家思想的阉割、歪曲与重新拼凑,服务于维持自己的一党专制统治,其结果就是中国历史上的儒家传统与从西方传入的共产主义之间的一种杂交,而产生了这一特殊的“儒共模式”。

方政回应向中华民族伤口上撒盐的评论

方政表示:“我其实认为六四流血事件是我们中华民族历史上一道深深的伤口。但是更遗憾的是,这个伤口中共政府不仅没有去积极的弥合、康复,反而在掩盖,事实上是在加剧这个伤口继续在恶化。同时因为这个政权的所作所为,又制造了更多的民族新的伤口和裂痕。我们现在向世人来追叙当时这个历史的真相,不是在向民族伤口撒盐,恰恰是在弥合、抚平历史伤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