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福泽谕吉等看中日两国背道而驰

作者: 关敏


一、当日本学习西方的时候,中国正处在野蛮的奴隶制时代

18世纪,日本开始了学习西方文明为主题的新文化运动。而同时期的中国仍陶醉于“天朝上国”之中。这使得中国在现代化的启动阶段已经远远落后于日本,直接导致了两国的不同命运。

1754年日本医生山胁东洋首次负责解剖被处死的罪人的身体,日本首次证实了兰书的正确性,在日本医学界引起轰动,导致兰学大盛。日本兴起广泛学习西方的思潮,许多人加入基督教学习其典籍。

1774年杉田玄白翻译的《解体新书》的出版,纠正了汉医的错误,推动日本医学彻底摆脱了汉医学的纠缠,在日本社会产生了划时代的影响,主要表现为:打破了对中国的传统文化崇拜观,确立了西洋文明崇拜观;致力于兰学学习的人群队伍越来越壮大,甚至农民和村民等下层民众都拥有了学习场所——寺子屋。寺子屋的教学由醉心于西学的武士或医生们担任,学习西方文明的热潮在日本全国急速扩散。

中国自周初至清末盛行家奴制。买来的奴隶称为奴婢,主人有随意使唤、打骂转卖以至转赠之权;如无力赎身,则世代为奴。统治者根本没有保护国民人身权的概念,民众因犯罪与债务沦为奴隶者比比皆是。清朝各帝三令五申,主子对奴才可以任意殴打、赠送或出卖。奴才无处逃避,因不堪痛苦,往往饮恨自尽;仅康熙一朝,报部自尽者,每年即达2000人。

《太平天国革命亲历记》云:“中国人向来被认为是面目愚蠢、装饰恶劣的民族;而使面容变丑的剃发不能不说是造成这种情况的主要原因之一。清政府奴役下的任何一个中国人的面部都表现了蠢笨、冷淡、没有表情、没有智慧,只有类似半狡猾半恐惧的奴隶态度,他们的活力被束缚,他们的希望和精神被压抑被摧毁”。

郑板桥的《逃荒行》反映了乾隆时代的社会悲惨画面:

十日卖一儿,五日卖一妇。来日剩一身,茫茫即长路。长路迂以远,关山杂豺虎。……嗟予皮发焦,骨断折腰臂。见人目先瞪,得食咽反吐。……道旁见弃婴,怜拾正担釜。卖尽自家儿,反为他人抚。……身安心转悲,天南渺何许。万事不可言,临风泪如注。

从1760年代开始,各地不断发生农民起义,先后爆发了贵州苗民起义(1795)、白莲教大起义(1796-1804)、博罗天地会起义(1802)和箱工起义(1813),等等。在白莲教大起义这上10年的时间里,全中国损失了1亿1千万的人口。

二、脱亚入欧的思想福泽谕吉

当19世纪日本脱亚入欧的时候,中国由于太平天国造成混战使中国丧失了2亿人口,因此中国的上层呼吁用孔孟之道收拾人心抵制西方文化的影响,目的就是稳定压倒一切以防止造反。以至于康有为的变法也只能打着继承孔子思想的旗帜。日本由于社会平稳,所以出现彻底抛弃孔孟之道的脱亚入欧的思想。

1868年日本明治天皇正式开始了学习西方的新政。在明治维新前后,日本又涌现了福泽谕吉(1834-1901)等思想家。福泽谕吉于1866至1870年间,出版了三卷《西洋情事》,在日本首次介绍西洋文明(如西方政治、经济和文化),造成日本巨大轰动。

福泽认为现代化的根本动力不在于获取先进的技术,而在于改变政治形态,使全体人民获得精神和思想上的解放。把人从传统的束缚下解放出来,主要意味着两点:

一是人心的解放,即人的“智德”的进步。这“智德”的进步,实际上便是文明开化。他在《自传》中写道:“将东洋的儒教主义和西洋的文明主义比较一下来看,东洋缺乏的东西有二,在有形的方面是数理学,在无形的方面是独立心”。“智”就是指“数理学”,“德”则是指“独立心”,这两点构成西方文明的本质——科学理性和人道主义。这两点,恰恰就是西方文明的特征。

二是人欲的解放,以人欲的扩张为文明发展的动力。他说:“只有人欲才是文明开化的元素,其欲愈多,心之动亦愈多;其欲愈大,其志亦愈大”。这种人欲就是浮士德式的不断追求的精神,不可遏止的生命意志的冲动。而“人欲的解放”,则要靠“殖产兴业”。

“欧化”因势利导,这样扩张开来,就从“一身独立”,发展为“一国独立”。大学教育应培养人的独立精神,独立精神是不能靠政府命令得到的。在公私关系上,他强调了“私益是公益的基础”,这就把国家主义的理想放在了个人主义的基础上。

福泽谕吉1872至1876年间出版17卷的《劝学篇》,造成了全国轰动,成为风靡一时的畅销书。在印刷出版不发达的情况下,彼时的日本人竟然差不多人手一本《劝学篇》。1872年福泽谕吉发表了《劝学篇》里的第一篇单行本《学问的旨趣》,全文开宗明义提出了“天不生人上之人,也不生人下之人”的名言,批判了中国的封建专制和儒教汉学,认为文明的关键是个人的自由和独立,“个人独立则一家独立,一家独立则国家独立,天下独立”。

但在之后的第二、三篇《论人与人平等》和《论国与国平等》里,福泽谕吉平等的意思才开始和英美自由主义传统合流,比如“人权平等”被定义为“人的基本权利是完全平等,所谓基本权利,就是人人重视其生命、维护其财产和珍视名誉”。针对彼时日本人个人权利意识薄弱,在政府与个人的关系认知上存在的弊端,福泽苦口婆心地说道“假如个人的自由遭到妨害,则政府官吏亦不足惧”,这话现如今听起来不算什么,但在当时长期奴性,听到政府就腿脚发软的日本人听起来,无异于在教唆民众去犯“颠覆国家政权罪”。

福泽谕吉等学者于1873年6月,组织了启蒙学术团体“明六社”,要“以卓识高论,唤醒愚氓”。明六社因建社的1873年是明治6年而得名。明六社从1874年3月起发行《明六杂志》,共发表论文百余篇,思想新颖,颇受社会欢迎。社员还译着了20余部著作,介绍民主科学思想。明六社还每月在筑地“精养轩”举行讲演会两次,听众很多。其中的一位青年植木枝盛(1857—1892)后来就成为自由民权运动的思想家。1874年起,自由民权运动激烈,明治政府进行镇压。1875《明六杂志》停刊,明六社也被迫解散。

1875年福泽又发表了《文明论概略》,认为日本落后于西方国家,“全在汉学教育之罪”。福泽说:“追求欧洲文明,要先难后易,首先改革人心,接下来改变政令,最终达成有形的物质层面的改变。”也就是说,一个民族要崛起,需要改变三个方面,第一是人心的改变,第二是政治制度的改变,第三是器物的改变。这个顺序不能颠倒,如果颠倒,表面看是捷径,其实是走不通的。中国从1840年以来就走捷径,不搞文化、政治改革,只搞花架子的经济改革,结果是全民腐败,陷入了绝境。福泽提出要全面学习西洋文明(“全盘西化”),包括医学、金融、邮政、军事、选举、议会等。

福泽认为,孔子的全部政治哲学就是“事君”,“三纲五常”只在特定条件下偶然形成,并不是人性中固有的和普世的;儒家的体制是个宗法家族体制,只会造成裙带政治,没有制衡体系,结果就是专制。孔学基于治与被治的专制模式上,并非万世不易的教义。而尊孔者,亟亟于求官从政,求之不得,就惶惶然如丧家犬。从权力制衡上来看,福泽认为在汉儒理论影响下,“把至尊地位和最高权力合而为一,以统治人民,左右着人心的方向。在这种政治统治下的人民的思想趋向必然偏执,胸怀狭窄,头脑单纯”。福泽反复说明:日本人的“虚假”落后的一面正是中国文化影响的结果。日本要实现以西方为标准的现代化,就必须摆脱儒家文明,全盘学习西方文明。

戊戌维新失败后,张之洞在《劝学篇》提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太荒谬。因为科学无国界,学问岂能用国家来划分?福泽不赞成中国人的“中学”“西学”的提法,认为你中国人学到手了就成了你中国的学,何必计较是谁的学呢。如果不接受西方的自由民主价值观,那么把中国导向文明就是一场空话。福泽于1899年初版的《自传》中认为,中国要走向文明,必须推翻清政府,否则,再来100个李鸿章也无济于事,这预言了辛亥革命的合理性。

1885年3月16日,福泽谕吉在《时事新报》上发表了著名的《脱亚论》一文,全面地阐述了“脱亚入欧”的主张。他认为:中国日本朝鲜等东亚国家是未开化的野蛮国家,日本人和这些野蛮人在一起就会“近墨者黑”,就难免染上东亚人的坏毛病。日本要专心和欧洲的“好朋友”交往,把日本人改造成像黄皮白心的香蕉那样、具有白种人灵魂的黄种人。“脱亚入欧”口号一经提出,便被日本政府奉为圭臬,成为明治维新时期日本列岛上下喊得最响亮的口号。他的思想使促使了日本举国上下同心学习西洋文明,让日本人放弃了“东洋道德,西洋技术”的错误观点,使日本走上了“脱亚入欧”的道路。

福泽谕吉的维新启蒙教育开展30多年后,1894年,日本就轻易击败了傲慢自大的大清国,大清无敌舰队一触即溃。日本的强大,其实就是教育的成功,是日本人素质提升的结果,这些东西是用多少钱都买不来的东西。日本政府通过这次决定性的战争,深深地感受到了“新教育”的好处,更坚定了“脱亚入欧”之路;甲午海战后大清国的赔款,日本全部用于日本公立中小学的建设,而不是用于“三公消费”。甲午战后10年,它又击败了“西方列强”俄国。第一次作为东方民族,居然击败了西方民族,这是不可思议,难以想象的结果。此战引起了全世界的极大震动,让西方人改变了对日本的看法。

在福泽谕吉身后百年,又一位日裔思想家福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于1992年写下《历史的终结和最后的人类》,在书里他也认为,由于人类追求平等的内心动力,最终都会把不同文化的社会,推向资本主义民主制度,所以人类最后的历史,一定是自由民主的历史,而当人类都获得了平等的认可,历史也就终结了。

福泽谕吉西化思想后继有人!康有为、张之洞的儒化思想也是后继有人,目前中国兴起的国学热就是明证。只可惜,他们与日本背道而驰。


—— 原载 : 微信公众号:逻辑与正义
本站刊登日期: 2017-05-28 18:1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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