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再有回答的專訪:中國激進思潮九問—— 祭余英時先生

作者:北明

數年來近水樓台,又蒙先生不棄,數次專訪都順利,這一次耽心他年邁力衰,猶豫中不敢催促。忽聞悲訊,余先生辭世,震驚之餘發現,這些問題成了永遠不會有回答的天問。這些問題與中國國運百年輪迴有關,產生這些問題的大陸依舊,期待回答的空白依舊……。我將這些不會再有回答的問題公諸於世,祭奠中國一代史學大師的離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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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史學界泰斗余英時先生2021年8月1日在美國普林斯頓家中辭世,頓成中國漢語學界無法彌補的損失。唯一可慰者是余英時先生91高齡辭世,生前筆耕不輟,著作等身,最後還完成了個人回憶錄。與英國哲学家、数学家、逻辑学家、史学家羅素一樣,他是生前完成自己研究課題並全部成果形諸於文字、公之於眾,成為社會公器的極少數學者大家,可謂治學立言功德圓滿。於漢語世界,將中國古代思想靈命之根置於七十年文化荒漠之中,是中國文明繼絕存亡、民族復興的鴻福。

 

不過作為前社科院學人和現職業記者,北明卻有遺憾:2018年4月,我獲余先生應允準備對他進行專訪,我擬定了問題八、九個,按計劃傳真奉上。或許因為我的陳述太長、主旨不清,或許因為我繼而戰戰兢兢不敢堅持,這些問題有去無回,沒了下文。十數年來我因近水樓台,又蒙先生不棄,數次專訪都順利,這一次耽心他年邁體弱,猶豫中不敢催促,覺得總有機會,拿上問題,面聆教誨。余先生辭世,震驚之餘發現,這些問題成了永遠不會有回答的天問。

 

那次專訪針對的是中國近代思想史上的激進主義思潮,其災難性後果迄今籠罩中國,所擬問題大都與國運百年輪迴有關。如今釀造這些問題的大陸依舊,期待回答的空白依舊。多年來大陸知識人的一個共識是,中國近代面臨西方文明挑戰期間,一直試圖實現文明轉型,卻始終不能成功,從清末洋務運動,戊戌變法、到民國初年辛亥革命、歷經抗日戰爭、國共戰爭,包括蘇維埃領導的中共革命,甚至一九八九年天安門民主運動和三十年的經濟改革 ,一個世紀以來中國人為此奮鬥,真可謂前赴後繼,代代不息,結果總是歸於失敗,我們原地踏步,毫無進步。何以如此?令人費解。但是余英時先生在〈中國近代思想史上的激進與保守〉一文中清晰地論證了中國近代以來,現實其實一直在變,我們一直在進步、以斬斷歷史的方式向前邁進,而且越進越快。余英時先生「事」「理」並行的論述,有力地說明,並非近代中國的仁人誌士們的奮鬥不起作用,而是這些奮鬥,由於裹挾在並推動了激進主義主流思潮,故而走向了初衷的反面,迎來了必然的惡果,我們前進著退回到起點:「以五四為起點,我們不妨說,經過70年的激進化,中國思想史走完了第一個循環圈,現在又回到了五四的起點。」然而其中原因和路徑,卻至今不為人所認知,有些人甚至將其惡果歸因於中國傳統儒家學說。我奉給余先生的那些問題就是在這樣的知識背景下提出的。現在余先生已飄然而去,帶走了答案。我將這些問題略加修整,公諸於世,以此祭奠中國一代史學大師的離去。

 

1,文化保守主義者為何成為專制制度最有力的障礙?

余先生,我注意到近代思想史上「學衡」一脈保守主義者們如陳寅恪、吳宓,「尊孔奉儒」 、「昌明國粹」、「無偏不黨、不激不隨」,不僅在民國時代堅持獨立於當時的執政黨,在49年之後,尤其是文革遭遇迫害時,也一如既往表現出獨立之思想和自由之精神。相反,那时不少倡導新學的自由主義者們,如張其昀、賀麟、朱光潛、馮友蘭,民國時代就介入「黨爭」,有的還成為民國時期國民黨「最優秀的教授黨員」,49年中國易幟之後,也是他們與當局合作,自覺接受改造,用陳寅恪的話是「侮食自矜,曲學阿世」。  

  我在自己的觀察和經驗中還注意到這樣一個事實:在當代的前輩中,面對邪惡和威脅坚贞不屈、知白守黑的人,大都是對社會和他人苦難心懷悲憫的人,也都有讀聖賢書的經歷。比如揭露中國窮人賣血感染艾滋病之中國「血禍」的高耀潔醫生,她走遍中國十幾個省份救助艾滋病人而遭受打壓不屈服,在八十高齡被迫流亡美國,她前半生受民國時代的教育長大,論語至今背得滾瓜爛熟;還有河南已故的當年國軍連長耿諄,抗戰期間身上八處彈傷自殺未果,被俘到日本做勞工,組織逃亡失敗,歸國發起對日索賠艱難不已,但是他對日本看守行恕道,對後來日本地震災難心懷悲憫,帶病捐字畫救災,身临文革中他個人的苦難,則為了母親的安危而隱忍不發。他為人謙卑有禮,君子之風……讓人感慨不已。我注意到他不僅善書法,書架的書也有《史記》、《四書集注》、《四書五經》、《唐宋文舉要》等一類古籍。

而觀察我輩人的反抗奴役的運動,大多數一貫抗共態度堅定,言論明確徹底,其中一些甚至坚定徹底到不能見容同一陣營裡的歧見。可是這類堅定的反共鬥士一旦個人境遇改善,或得到當局一些好處,比方所給個紅地毯走走,或給個高帽子戴戴,則往往失去獨立人格尊嚴,甚至開始歌功頌德,轉變立場。

一個事實是,正是那些平時不激不隨、不卑不亢,而擁有傳統道德自覺意識的文化保守主義者,往往在政治上能夠守住底線,成為堅定徹底的專制極權的不合作者——用吳宓的話說是「確信中國孔子儒道之正大,……我輩本此信仰,故雖然危行言殆,但屹立不動,絕不從世俗為轉移」。

我的另一項調查是,在前東歐諸國,不計成敗得失,寵辱不驚的情形,往往發生在信仰者——基督徒——身上。

余先生,您能解釋這種現象嗎?

                       

2,中國為何至今走不出激進主義舊窠?為使問題本身清晰,本題括號中的文字是本文發表時增加的。)

您在論述政治變革應有相應的文化為前提時,曾以提問的方式指出過近代以來中國激進主義的悲劇:「何以近百年來我們這樣重視政治的力量,而在中國現代化的整個過程中政治竟是這樣波折最多、進步最遲緩的一個環節呢?」。(您在題為〈中國近代思想史上的激進與保守〉香港演講中,逐一考察了近代史上一次比一次激烈,一層比一層深入的激進主義行為,從魏源的「師夷之長技以制夷」的器物層面的革新,到康梁在政制層面的戊戌變法,在到譚嗣同進一步對中國倫理道德秩序的批判,接下來五四新文化運動,陳獨秀直接從政治進入到文化層面了,康有為幾乎被看成是一個保守的象徵了。辛亥革命尚未對從傳統文化徹底否定,針對中國宗教,孫中山還說過「佛教乃救世之仁,佛学是哲学之母」的話,可是到了五四新文化運動,就變成整個中國傳統文化的問題了。您指出,「由此可見『五四』比變法、革命時代的思想又激進多了。康有為還借用孔子、孟子大同,譚嗣同還講『仁』,革命派也強調『國粹』。『五四』的領袖則徹底否定中國的傳統,直截了當地要向西方尋找一切真理。」)

在關於中國現代危機與思想人物以及文化重建問題的論述中,您對中國思想的貧困和激進大趨勢早有定論,您最早在上個世紀七十年代、八十年代就下寫了這些論述,而對於人類文明進程中精神文明、人文價值的強調,您早在五十年代就有明確結論。我在閱讀這些論述期間有一個鮮明的感受:這些論述如同是今天寫的,完全對應今天中國思想界至少是民間民主思潮的情況。(從不多的資料中,我們看到,由於中國激進主義在文革時期的惡劣表現,台灣的知識人,早前五四新文化運動時期的自由主義者已經對傳統文化重新致敬,殷海光在生命的晚歲,也表達了這樣的意思。可是深受激進主義之害的中國,似乎看不到反省的跡象。無論憲政派改革派、還是基督教救國派、都把傳統儒學與共產黨文化相提並論,把中國歷史和文化按照馬克思主義的社會階段論,批為封建社會和腐朽文化。台灣自由主義都可以反省,中國深受其害),為何中國至今走不出激進主義窠臼呢?

 

3,您怎麼看「文化」概念淡出中國思想界這個現象?

您的相關論述,從事(歷史)和理(學理)兩個方面指出文化的獨立性格和對政治的奠基作用。一個民族國家的文化與傳統,是那個國家民族政治制度的基礎和土壤但歷史和現實如您所指出的:「無論是戊戌的維新主義者,『五四』時代的自由主義者,或稍後的社會主義者,都把中國的文化傳統當作“現代化”的最大的敵人,而且在思想上是一波比一波更為激烈。他們之間儘管也有極大的分歧,但是卻有一個共同的假定:即只有破掉一份“傳統”,才能獲得一分“現代化」。經過五四以來一百多年的對傳統文化的摧殘,如今大陸的狀況是,「文化」作為一個概念或思想的範疇,似乎已經退出中國當代大多數民主人士和知識人的思維,當然也退出了中國人的生活。「文化」基本上成了一個邊緣的存在,無足輕重,這是一個沒有文化的國度。一般有政治覺悟的人們,甚至不會注意到文化的缺席,也不會意識到文化廢墟的存在。中國古代(漢)關於治理國家,本來有「臨政善治」和「退而更化」的論述,中國文化中也有深厚的民主、人權、仁政的資源,可是如今為要改造國家政治,似乎再也沒有任何可以依據的文化資源,只有要么個人憤然而起,暴虎憑河;要么群體忍耐,犬儒鄉愿。反而是歷來反對中國正統文化的中國當局,這些年會倡導(儒家)文化並把它作為自己向外擴張的軟實力。您怎麼看文化在思想界和中國文明進程中的缺失這種現象呢 ?

 

4,基督教能否肩負起中國文明重建的使命?

大陸有數量不多的知識人,確認基督教信仰對於中國文明轉型的極端重要性。這些人大都是基督徒或牧師。跟康有為希望改孔子學說為國教相反,他們認為,中國只有接受基督教為國教,才可能走上現代化的道路,因為西方政治文明源自基督教教信仰。

這種見解與十八、九世紀到中國的一些傳教士的見解基本一致,美國傳教士明恩          (Arthur Henderson Smith)論中國人的性格,針對張之洞關於鐵路(奏摺)甚至可以杜絕船員監守自盜的弊端,曾經指出,物質文明不能消除精神弊病,甚至選舉投票箱的引進也不會使中國人成為講民主的民族,他強調道德精神的重要性。這應該說是主張「退而結網」,而不再「臨淵羨魚」。

也有中國的保守主義者(如劉軍寧、劉仲敬,兩位是大陸保守主義的代表),強調保守主義第一要義就是其神學基礎,認為正統的保守主義必然認可基督教;同時認為,主張中國傳統文化和儒家學說不是正統的保守主義立場,他們對中國傳統文化持否定態度。

近代以來在中國激進主義主流思潮中,中國思想界保守主義始終嚴重缺席,(原因正如您指出的,因為中國劇烈變動中始終沒有可以保守東西)但事實上,上述有基督教信仰的知識人,區別於五四時代的「學衡派」,構成了中國當代保守主義的一個新陣營,是中國看取西方文明的中堅力量,也是中國民間反對本土文化的中堅力量。您怎麼看這種現象?基督教能肩負起中國的文明重建的使命嗎?

 

5,如何學習西方?怎樣去除中國病因?

       您在“從價值系統看中國文化的現代意義“(1984)一文中指出:「中、西方的病象盡有相似之處,而病因則有別。『五四』人物是把內科病當外科病來診斷的,因此他們的治療方式不出手術割治和器官移植的範圍。」這真是一語中的,而且形像又生動,把不容易表述的問題比喻得特別清楚。我理解,向西方學習,應該是研究和看取他們的結構系統、思維方式及其內在邏輯,而不是搬來他們的外在模式套在中國身體上。中國的病因是什麼?具體怎樣避免外在的器官移植而能取西方所長、自我內在更新?(資料:目前中國基督徒約佔人口的1.8%,這是2017年8月11日 中國社科院世界宗教研究所《中國宗教報告》估算出結果,這個報告中包括《中國基督教入戶問卷調查報告》  ,作者是胡應強牧師、華東神學院副教務長。)

 

6,您如何看待美國戰後對日本的政治成功改造?

二戰日本戰敗之後,麥克阿瑟在日本的行動(「建立一個新的日本」,「這個日本會給予日本人民自由、正義和某種安全」,證明西方政治文明能夠在尊重本土文化的前提下,人為地建立起來。美軍戰後佔領日本期間,在尊重天皇本人基礎上,麥克阿瑟首先下達「公民自由權指令」釋放政治犯,解散鎮壓機構,取消新聞檢查制度,解除對宗教信仰的限制,接下來用了一年半的時間,幫助日本制定了「嶄新的、開明的憲法」,這部憲法把君主專制變成了君主憲政,實現了國會立法、三權分立、司法獨立,規定不得擁有陸海空三軍及其他戰爭潛能,規定了國民義務與權利,還給予了婦女選舉和被選舉權。這部憲法是美國總統制和英國議會制的結合體,日本的神道文化和武士道傳統被這部憲法屏蔽了。這部憲法在日本民眾中廣為討論並獲得了通過。我們不能忘記的一個前提是:日本是二戰戰敗國,麥克阿瑟將軍是盟國太平洋戰場對日作戰將軍,親自主持了日進投降協議,日本是在美軍軍事壓力下,完成這一良性改造的。當然麥克阿瑟具體操作的手段非常文明仁慈,而且絕對尊重失敗一方的國格和天皇陛下人格。  

而中國在49年之後,被另一種強權改造成為極權專制國家。麥克阿瑟代表的戰後美國文明強權,毛澤東斯大林代表的專制強權,在政治制度上,都把一些國家成功地改造了。

我最近又檢閱了八國聯軍時期,聯軍組成的「天津臨時政府」對天津的改造,這個臨時政府把天津改造並建設成了一個初具規模文明城市,疏浚河道、修築道路、建立醫院及衛生設施、建立公共交通、照明、人口普查、司法制度、巡警制、行政區劃分、稅收大幅提高,他們自己則財務制度非常嚴格……還徵用各國聯軍繳獲和看守的清政府的糧食和鹽賑濟百姓。有細節顯示他們同時尊重中國宗教廟宇風俗器物,也並未強迫民眾信仰西方宗教。臨時政府成立一個多月後,民眾返回故里,貿易恢復,而且臨時政府收到很多民眾信函,要求擴大管理區域,要求把土城之外他們所在的地區也納入管理範圍,說明管理是得人心的。這個臨時政府總共幾個部、局,最多不到20名核心管理成員,加上一個七人組成的委員會作為最高決策機構,就把天津這麼大一個城市改造了。兩年以後這個政府把天津交給袁世凱的時候,天津已經成為一個初具規模的結構的現代城市,它是中國一剖視以來,第一個現代化城市。

余先生您怎麼看這個現象?這是否說明在特殊時期,特殊情況下,比方強大的軍事壓力下下,政治可以獨立於文化與傳統之外?或者說明政治與文化可以在特殊時期,彼此不同步?

 

7,「中國例外」現實下的前景如何?

我發現世界上除了美國可以享受「例外論」,近代歷史也已經證明「中國例外」。這個所謂“例外”,是悖逆世界潮流和反歷史邏輯的意思。我本人關於中國現狀的記憶和思考,大都與中國例外現象有關,舉例如下:

1,八十年代經濟改革開放沒有產生西方文明意義上的中產階級,卻產生了一個錢權聯手的權貴階級,比吉拉斯(Milovan Djilas)指出的「新階級」在政治上更加野蠻和狡猾;

2,八九年北京民主運動作為當時全球民主潮流中的第一張終結專制的多米諾骨牌,結果是後面的骨牌都倒了,第一張卻站立到如今;

3,中國GDP連續多年高速增長,導致公認中國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卻為此把祖宗的家業(水、空氣、河流、森林、礦藏、土地)揮霍殆盡,預支了子孫後代的未來;

4,“貧窮是共產主義的溫床”曾是上個世紀的人類對共產主義的觀察結論,可是富裕起來的中國卻更加堅定地走向了專制;

5,這些年中國走出國門實行全球化,卻並未如期接納西方普世價值,反而日益特殊化並向世界輸出中國價值;

6,一百多年努力學習西方先進,結果學到的基本都是西方糟粕:馬列主義、社會主義、唯物主義、功利主義、虛無主義、極端個人主義;

您陳述過,陳寅恪先生把中國近代政治變化現象總結為「百年政治退化論」,而近三十年來,共產主義雖然在世界範圍內垮台,中共反而借助冷戰結束後的全球化贏得了紅利,適應了新的環境,頑強地生存下來了。就像在抗生素攻擊下的病毒,一度昏死、卻最終活過來了,生命力更強了,對抗生素免疫了。記得海耶克(Friedrich August von Hayek)在曾經悲觀地預言,專制極權由於權力強大而可能永久存在(大意,找不到出處了)。

我的問題是,您如何看待中國未來?上次電話裡,您說「共產黨必然垮台」,我周圍很多朋友都持此一看法,這是出自一種公義必戰勝邪惡的信念,還是出自東歐蘇聯的歷史經驗之談,或是對中國現狀的研究結論?

 

8,中國有可能在實行憲政之後恢復傳統中的優勢嗎?

哈維爾(Vaclav Havel))曾經預言,極權制度垮台後,本土文化會立即自然自動地恢復。我觀察東歐包括俄國,都沒有大規模地消滅本土傳統文化尤其是宗教信仰,這使得專制垮台之後恢復本土文化成為可能。但是中國在49年之後把傳統的民間社會,如您指出的:宗族、行會、私立學校、宗教組織、同鄉會等,徹底消滅了,中國本土文化也一再受到批判和清理。相對於馬克思主義這個外來學說,傳統中國的優秀價值已經淪為陌生的東西。現如今幾乎只有西方漢學家才會以讚賞的口氣提及「孔孟之道」,比如耶魯大學的漢學家史景迁,面對中國亂像慨嘆是是說:這可是孔孟之道的國家啊!最近(2018年4月25日)法國總統在美國國會演講中強調政治家羅斯福的警告:自由的消亡最多只需要一代人,而中國傳統文化作為社會秩序和價值載體,被邊緣化以至於消失,已經一百多年、四代人了。我們只有在古籍中,海外學術研究著作中,民國時代的思想爭論中,能夠看見傳統文化的影子。

當今中國現狀,不僅政治黑暗、生態環境崩潰,而且歷史斷代、道德瓦解、文化荒蕪、宗教變異(和尚結婚跳舞舉國旗開寶馬矇騙錢財)……,已經不是社會危機可以描述,而是極端浮華下的荒謬狀態了,很多人認為只有儘早結束專制,才可能再言其他。但是這個「其他」,就是中國傳統文化,例如儒家文化,已經日益遙遠以至於無了。一旦中國實現憲政民主,曾經的民間社會以及人文傳統有可能自然而然地恢復嗎?

 

9,我們這一代的存在有什麼意義?(痛苦的問題,請一定說幾句)

     激進主義作為一種思維方式,在近代中國,重要的特徵在於拋棄本土傳統文化中優秀的成分,更可悲的是主張文明轉型的主體自身的蛻變。您在論及中國近代激進主義完成從五四自由主義向社會主義轉化,最終又回到五四出發點始點,即個體本位時指出了這一點:「但以其對中國文化傳統的態度而言,第二循環的激進較之第一循環只有過之,而無不及。這是由於『五四』一代的傳統批判者基本上是在中國文化傳統的熏陶下成長起來的,因此對中國文化的長處還有親身的體驗。傳統的道統規範和情操對他們的立身處世多少還有一些約束作用。今天新一代的批判者無論在知識上和生活上都已沒有機構直接接觸傳統文化。」他們「對於中國人文傳統大概只有一個抽象的觀念,……至於連古籍都讀不大通的人,那就更不在話下了。」 正因此,當代知識人尤其是獻身民主事業的人們,在思想上更加徹底激進化了:「往往把極權體制看成中國文化的現代翻版,在這樣的心態下,反現狀和反中國文化竟合為一體了。」這樣的描述,擊中要害,伴隨著很深的歷史感,令人震動。我相應的經驗是,不僅由於學養嚴重欠缺而文化上激進,我們這一代在人格風骨和道德自覺上,慢說與激進主義前輩譚嗣同康有為梁起超一代相比,即便與胡適之、陳獨秀一代相比,也相去十萬八千里了,更不要說與陳寅恪、吳宓一代保守主義大師相比了。

     總體而言,我們這一代算不上知識人,因為沒有受過正常的非黨派化的教育;算不上革命者,因為沒有拿起武器來推翻專制;算不上正常人,因為一出生就被奴役被洗腦;算不上「人」,因為我們沒法子具備人之為人的那些特徵,如擁有文化與傳統、自由意志與信仰、知識與自由言論環境,我們沒有「人」的生存環境。除了空有一點良知,我們真正是四顧蒼茫,兩手空空,一無憑籍。陳寅恪之後,您是49後最後一代學貫中西的學者,從您掌握的資訊和完整的知識結構以及切身的體會看我們的命運,比我們自己看得清楚,您對我們這一代有什麼告誡嗎?謝謝您。

 

                                                                 北明 2018年4月末擬定並奉給余英時先生

                                   編輯於2021年8月10日余英時先生逝世第十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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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站刊登日期: 2021-08-11 15:44:53

关键词: 余英時,中國激進思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