告诉你一个不同的文革:《毛泽东与文化大革命:政治心理和文化基因的新阐释》前言

作者:宋永毅

 

 

 

    凡论及文革和毛泽东的关系,一个本能的反应当然就可能是“毛泽东发动了文革”。这是一个无可争议的简单史实。然而,如果同一个问题稍作形式逻辑上的改变,成为一种假设性的提问: “如果没有毛泽东,中国是否会发生文革?” 它就会从一个浅显的史实性的回答变成一个较为复杂的思辨性的命题了。可能大多数学者会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如果没有毛泽东,中国不会发生文革。一个无可争议的史实是:在中国以外的所有共产党执政的国家中,只有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发生了文革。在国际共运史上,从来就不乏有残酷的政治镇压和迫害运动,比如斯大林发动的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大清洗运动。但是像文化的革命那样,最高领袖和最底层的 “革命群众”结盟,通过 “造反”这种群众运动的形式来整肃党内反对派,却还只有毛文革一家。同样,另一个无可争议的史实是:毛泽东的文革的发动,其实一开始受到了中共绝大多数的党内领导人和高级干部的反对。换句话说,尽管没有文革的共产中国也一定会有各种形式的专制、迫害和杀戮,但没有了毛泽东,却决不会有文化大革命这样一个非常特殊的政治浩劫。在人类历史上,位高权重的政治人物影响社会发展方向和进程的事例不胜枚举,历史会因为偶然因素被完全改写,它常常不按某种 “主义”的教科书里的剧本来演绎。

    尽管历史本身不允许假设,但是假设对历史研究却永远是开卷有益的。缺少这样的假设,历史学就会缺乏思辨的想象空间和深邃的理性高度,而仅仅成为既定史实的僵化的纪录和枯燥的描述。不管是说明历史发展的偶然性和不确定性,还是阐释个别历史人物对一定的历史事件的巨大的作用,上述 “如果没有毛泽东,中国就不会发生文革”的假设都是有其进一步研究文革的重大启示意义的。亚里士多德曾言:人天生就是政治动物。[1]有了带七情六欲的人,才会有丰富多彩、光怪陆离的政治世界。既然我们承认毛泽东是文革这一历史事件得以发生的决定性的 “人”的因素,那么整个文革的过程必然打上毛泽东作为一个复杂的 “人”的种种色彩和烙印。这里不仅有他的理性思维、个人性格和知识结构,还一定会有他的情感、欲望、意志、直觉、幻想、潜意识等等的不自觉的、自发的、非逻辑的心灵历程。所有这些理性和非理性、意识和无意识的精神活动,都会在一定程度上造成或改变文革的历史,使其展现出前所未有的波谲云诡、变幻莫测的特点来。可惜的是,当下的文革研究还没有、或很少接触到这些重要的领域。还应当补充的是:帮助毛泽东发动和领导文革的,还有一个他的追随者集团,即所谓的 “无产阶级司令部”,包括林彪、江青、周恩来、康生等人。他们的心灵历程,尤其是非理性和无意识的精神活动也一直是当下文革研究的空白。”

    西方从人的情感欲望和潜意识等角度来阐释历史人物和历史进程的,当然首推西格蒙德·弗洛依德(Sigmund Freud)的精神分析学说。虽然弗洛依德的理论因为有其心理因素决定论的缺点,被不少历史学者批评,但是他的大胆探索却预示了数个全新的学术领域的萌生,如心理史学(Psychohistory)和政治心理学(Political Psychology)。心理史学是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逐渐形成的。随着精神分析学说的进一步发展,它在历史研究中的应用也日益改善。 1958年,弗氏重要追随者之一埃里克·埃里克森(Erik H. Erikson)出版了《青年路德》(Young Man Luther: A Study in Psychoanalysis and History ,1958),此书既抛弃了片面强调童年经历重要性的弗氏教条,又克服了心理因素决定论的错误,而将个人的心理经历同社会环境联系起来。因此,《青年路德》得到史学界的承认,成为心理史学的代表作。现在,在美国约有三、四十多所大学开设有心理史学的课程,影响所及,借助精神分析学说撰写历史人物传记蔚然成风。

    和心理史学相比,政治心理学是一门交叉学科。它并没有囿于心理学领域,而是融合了政治学、社会心理学、认知心理学、人格心理学、社会学、精神病理学等多种学科的理论,其理论体系具有综合性。一方面,它研究心理活动在政治活动中的作用、地位和表现形式,揭示政治活动中的心理规律,如个人的性格、欲望、情感、兴趣、价值观、态度、知觉等对政治行为的影响;另一方面,它也研究政治活动对心理活动的影响规律,如政治系统、政治事件等对人的心理活动的影响。政治心理学兴起于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美国芝加哥大学政治学教授哈罗德 · D · 拉斯韦尔(Harold Dwight Lasswell)把精神分析、社会学和病理学成功地融入了他的政治人物研究,出版了他的《精神病理学与政治》(Psychopathology and Politics, 1930)、《权力与人格》(Power and Personality, 1948)等开山之作,奠定了从人性的角度分析政治非理性的基础。自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起,一系列研究政治领袖人物的个性和心理的经典著作问世,使政治心理学进入它的成熟期。它们中有亚历山大·乔治和朱丽叶·乔治(Alexander L. George and Juliette L. George)的《总统人格:伍德罗·威尔逊的精神分析》(Woodrow Wilson and Colonel House: A Personality Study, 1956),詹姆斯·戴维·巴伯(James David Barber)的《总统的性格》(The Presidential Character, Predicting Performance in the White House, 1972)和佛雷德·I·格林斯坦(Fred I. Greenstein)的《总统风格:从罗斯福到奥巴马》(The Presidential Difference: Leadership Style from FDR to Barack Obama, 2009)等等。

    应当说明的是:本书并不是一本心理学的专著而是一本历史学著作。本书的研究采撷了上述西方心理学的某些理论和方法。但是没有、也无法照搬这些理论和方法。其主要原因不仅在于研究的客观对象和历史事件的不同,还在于研究共产中国的领导人,根本无法获得像研究美国总统那样公开的个人资料和透明的执政档案。无论是现在还为人称颂的毛泽东和周恩来,还是已经被打成 “反革命集团首要分子”的林彪和江青,他们的个人资料档案现在还都被当作 “国家机密”来严加封锁。例如,西方的学者可以运用公开的总统病理资料来探讨他们身患的重病对国家重大政治活动的影响。法国学者皮埃尔·阿考斯和瑞士学者皮埃尔·朗契尼克就运用美国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临终前的病历记载,有力地说明了在1945年2月的雅尔塔三巨头(罗斯福、丘吉尔和斯大林)会议中,罗斯福其实已经是一个大病缠身、行将就木的老人了。他极度的病态和衰弱都使他不仅在会议中对国际政治和战略发生误判,还没有起码的精力和斯大林讨价还价,以致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利益划分中(尤其在东欧问题上)对当时精力充沛的斯大林作了过多的让步。因为体力上的衰竭,他自己在会后的第三个月便因脑出血过世。以后的 “一些极有资格的历史学家”,尽管也从政治、战略、外交和经济上寻找罗斯福在雅尔塔会议上失败的根源,但是都忽略了 “医学”上、即他个人病理上的最重要的原因。[2]在文革史上,也有一些非常明显类似的个人病理和病历对政治活动发生影响的案例。比如,在所谓的 “无产阶级司令部”中,就至少有林彪、江青和康生三人在文革前就被医生正式或比较正式地诊断为各种类型的精神病患者。[3]尽管研究者们至今无法接触他们的详细病历,但从现有的材料里便不难证明他们的心理疾病对他们的文革活动和他们处理政治危机时的态度发生了重大影响。文革一直被大多数的中国人认为是一个不可理喻的 “疯狂年代”。如果大众知道当年在领导和指挥文革进程的无产阶级司令部里,至少有三个至关重要的角色其实是精神病患者,可能也会对那个年代的 “疯狂”发出一声无可奈何却恍然顿悟的长叹吧?

    关于用精神病理学来研究政治人物的学术目的,哈罗德 · D · 拉斯韦尔有过一段这样的至理名言:

    尝试的目的并不是为了证明政客都 “精神错乱”。实际上,对于揭示不同公共人物的发展轮廓这一核心问题来说,具体的病理是次要的。我们的工作并不是要以牺牲该人格的主要模式为代价去列举相应的症状。卢梭是偏执狂,拿破仑有个部分萎缩的生殖器,亚历山大(Alexanders)、凯撒(Caesars)和布卢彻(Bluchers)都是酒鬼,加尔文(Galvin)为湿疹(eczema)、偏头痛(migraine)和肾结石(kidney stone)所困扰, 而俾斯麦有歇斯底里症,林肯有忧郁症,罗伯斯庇尔(Robesnierre)显示出惧内的特征,还有马拉(Marat)患有关节炎(arthritis)、糖尿病(diabetes)和湿疹,如果我们只了解这些,那么我们还没有结束研究。虽然精神病理学合理且实用,但病理学并不是我们研究的终极目的。 ……答案可以这样简单地给出:我们想要发现那些对于政治特征和兴趣都极其重要的阅历。这意味着我们想要找到隐藏在那些煽动者、管理者、理论家以及其他活跃在公共舞台上的人物背后的东西。[4]

    同样,本书用心理学的方法,透视了毛泽东的情欲和私生活。然而研究的聚焦,并不是要 “胡乱收集一些反映早期经历与政治特征和兴趣之间关系的孤立的秘闻” [5] ,而是为了揭示为人们忽略的重大政治现象背后的私生活因素,以及毛泽东的情欲又怎样戏剧性地导致了文革进程的风云变幻。本书对文革领军人物毛泽东、林彪、周恩来、江青等人的心理分析又绝不只限于他们的私人情欲,而是大大地扩展到其他的一切非理性的精神活动,如病态人格、妄想猜疑、潜意识情结等等。但笔者的研究则一直专注于看来偶然的因素如何导致他们本来就错误的政治活动进一步失控,从而大大加重了文革的灾难程度。

    说来有趣的是,马克思主义对历史的偶然性和杰出人物的非理性活动对历史的影响并不取完全的否定态度。被称为 “俄国马克思主义之父”的格奥尔基·普列汉诺夫(Georgi Plekhanov )在1889年曾专门写过一本《论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问题》,对 上述问题作了有益的探讨。例如他充分肯定了法皇路易十五的个人情欲对历史造成的重大改变。在法国参加的七年战争(1756-1973)中[6] ,仅仅因为路易十五的情妇蓬帕杜尔夫人为满足被奥地利皇室女友吹捧的虚荣,法国和奥地利结成了联盟,造成了战争的爆发。战争的结果使法国失去了自己最好的殖民地 [7]。对此,普列汉诺夫总结道:

    假如路易十五不是如此好色成性,或是说,假如他这位宠妃没有干预政事,那么事变的结果就不会这样不利于法国的。 ……由于蓬帕杜尔夫人的过失,因为她始终都想在她那位 “亲爱的女友”玛丽亚-特列莎面前讨好。由于七年战争的结果,法国丧失了最好的殖民地领土,结果无疑是对法国经济关系发展进程有过重大影响。在这里,女人的虚荣心理竟成了影响经济发展的一个强大 “因素”。[8]

    普列汉诺夫基本上同意法国作家圣伯甫关于 “许多细小暧昧而不可捉摸的原因”对历史的影响,甚至还以赞赏的口吻肯定了圣伯甫所引用的一句有关埃及女王因她的美貌改变了历史的名言: “如果克留帕特拉皇后的鼻梁生得短一点,历史进程也许会成为完全另外一个样子” [9] 普列汉诺夫所揭示的政治人物的情欲对历史进程的影响,我们在毛泽东的文革活动中也屡见不鲜。可惜的是:在中国大陆目前的政治大环境下,可以允许研究历代帝王将相的情欲和私生活对政治的影响,但绝不允许研究执政党的 “无产阶级伟大领袖”和 “中央首长们”的情欲和私生活对政治的影响,哪怕是用 “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来研究也是被绝对禁止的。

    本书的理论框架和研究方法并没有画地为牢在政治心理学的单一的领域,而是尽可能地海纳百川、有容为大。除了广泛地使用传统的政治学、社会学、史料学等方法外,笔者还尝试从非传统史学的原型批评和接受美学等视角来分析文革的政治现象。例如,西方的文化和人类学研究中有一种 “原型批评”(Archetype Literary Criticism)的方法,其要点在于研究不同的神话故事中反复出现的各种意象、形式和内在结构等,找出它们背后的基本形式,即 “原型”。如果我们运用这一理论框架对文革和土改这两场政治运动中的大屠杀做一个粗浅的比较研究,便会非常清晰地发现两者在源流、对象、形式、方法等方面的惊人相似。和土改一样,文革中最大规模的几次集体杀戮,如北京的 “大兴惨案”、湖南道县的大屠杀事件、湖南邵阳的 “黑杀风”血案、广东和广西的农村大屠杀以及江西瑞金的 “民办枪毙”事件,都发生在中国农村,都 “原型”于上世纪四、五十年代的暴力土改模式。

    再如,1976年1月8日周恩来逝世后,上海《文汇报》曾有过在全国引起了轩然大波的 “三·五”和 “三·二五”的报导:  1976年3月5日, 《文汇报》夜班编辑在编排一篇新华社关于部队学雷锋的电讯稿。因为已经拼好的版面篇幅关系, 便删去了包含周恩来题词内容 (并非题词本身) 的段落。时值周病逝不久, 这一正常的编辑工作便被细心的读者愤怒地指责为 “反对周恩来”。一波未平, 一波又起。 3月25日《文汇报》刊登了一篇上海仪表局通讯员对该局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报导, 文中有一句  “党内那个走资派要把被打倒的至今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扶上台”。按该报基层通讯员的解释,  “党内那个走资派”是指当时受批判的邓小平, 后者是指周荣鑫和胡耀邦等。但愤怒的读者并不这么理解, 他们认为前者是影射周恩来, 后者才是指邓小平, 于是引发了全国性的抗议浪潮。尽管这两个事件在粉碎 “四人帮”以后都是中央专案组的清查重点, 但事与愿违, 他们最后也只能得出其中实际上不存在反周阴谋, 相反只是读者的误读误解的结论。今天我们如何看待这些读者的误读和误解引发的政治风波?  笔者借用西方比较文学(文化)中的接受理论 (reception theory) 来作更深入的透视。接受理论或接受美学 (Aesthetic of Reception),  是由德国康茨坦斯大学文学史教授尧斯 (Hans Robert Jauss) 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提出的。[10] 他认为, 作品的美学实践应包括文本的生产、文本的流通和文本的接受三个方面。文本的接受是读者通过自身的审美经验 “再创造”作品的过程, 它常常发掘出作品中的种种读者认定的但不一定是作者本意的意蕴。当然, 读者接受活动受自身审美经验的积累和政治历史条件的限制, 从而产生一种对某种作品的定向的 “期待水准”。如果我们把上述读者接受活动中的 “自身审美经验的积累和政治历史条件的限制”理解成为文革前和文革中中共宣传部门对读者进行的长期的为 “革命研究历史”的捕风捉影的教育, 和发表在各种报刊的牵强附会的影射史学的文本, 便不难理解为什么读者会对张春桥等人控制的《文汇报》产生 “阴谋批周”的误读。因为他们在文革这一特殊的 “政治历史条件”中积累的 “审美经验”, 便是任何谈历史的文本中都有对当代政治影射的可能性 ── 这就是他们的 “期待水准”。细究起来, 张春桥还是文革中这一导致读者误读的 “期待水准”的创世鼻祖之一。他参与写作的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 “海瑞罢官”》(也发表在《文汇报》) [11]  , 就误读了吴晗, 把写于1960年的这一历史剧硬和1961年的所谓单干风、翻案风联系起来。当然, 张春桥和姚文元的 “误读”是有意的政治陷害, 而群众对《文汇报》有关文章的误读则出于无意的愤懑, 其接受方式不过是以其治人之道, 反治其人之身罢了。然而, 误读毕竟是误读, 不是事实真相。经过近半个世纪的时间积淀, 我们没有任何必要再让历史对真相保持任何沉默。

    本书力图展现给读者的是一个多维视野下的众声喧哗、风云变幻的文革。除了 “心理分析”的透视和观照外,还有对政治现象和政治人物背后蕴藏的 “文化基因”的挖掘。基因研究是二十世纪最重要的生物学成就之一,它为整个人类打开了一个通向生命本质的新宇宙。 1976年,英国演化生物学家理查德·道金斯(Richard Dawkins)出版了《自私的基因》(The Selfish Gene)一书 [12],在书中他创造出了Meme 一词,来描述人类进化中的文化复制的概念。因而,Meme 一词在中文里常常被译为 “文化基因”。近年来, “文化基因”一词在中国大陆成为非常时尚性的的词汇,已经出版了几十本专著和上百篇论文 [13]。其中对执政党及其领导人的 “红色文化基因”的追踪,更带有明显的谄媚的味道。但所有这些研究,都刻意回避了中国文革和当前的政体的中饱含了数千年皇权专制社会的文化基因的课题。毛泽东曾经自喻为 “马克思加秦始皇”[14] 。毛泽东对自秦朝开始建立的皇权专制体制也一直颇有心仪、称道不已。在他一生的最后一首七律诗里,毛挥笔写下: “劝君少骂秦始皇,焚坑事业要商量。祖龙虽死秦犹在,孔学名高实秕糠。百代都行秦政法,十批不是好文章。熟读唐人封建论,莫从子厚返文王” [15]。无论是文革前还是文革中,毛一直在美化秦始皇,高度赞赏秦始皇创立的皇权专制的政治体制,认为它能够使国家强大稳定。言为心声,其实毛文革所创立的所谓的 “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新社会,也不过是中国皇权专制的一个新的变异。不同之处,只是在于把皇权体制的旧瓶装入了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革命新酒而已。换句话说,在文革中浮现的种种光怪陆离的政治现象中,研究者其实是不难挖掘出其古老的皇权专制体制文化基因的。因而,本书的另一个研究重点,还在于追溯和比较文革中重要人物的政治行为、特殊的历史现象和中国数千年来的皇权政治体制的 “剪不断、理还乱”的无意识积淀式的关联。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在文革政治现象中可以挖掘到的文化基因常常并非是中国皇权专制正统,而是它的变异,而且还是在革命的意识形态下的最坏的变异。例如,本书梳理了毛泽东和林彪之间由数十年的 “最亲密的战友”到成为 “接班人”以后迅速反目为仇的经过,发现这一悲剧其实没有跳出皇权体制下皇太子政治的怪圈。毛泽东时代的最高权力的传承其实是一种以禅让为外形、以皇权世袭独有的立储为实质的过程。在这一过程里,最高领袖还拥有哪怕世袭制中皇帝也无法做到的、完全凭个人喜好来立储或罢黜的绝对权力。和传统的皇太子政治相比,这一 “接班人”制度还在革命的名义下变异出不少新的规则来,诸如绝对不允许有 “接班人”的潜在 “第二权力中心”、最高皇权有隔代指定储君的 “接班人”的权力等等。这些新的变数还使皇权和储君之间的一些个人性格等因素造成的矛盾激化为无法调和的冲突,最终造成了国家最高权力交接无序的危机。再如,本书从历代皇朝中宰相制度的演变、以及君相之闲的复杂关系中来分析周恩来在文革中的几经沉浮。从中国皇权社会左、右宰相或丞相制度的发展来看,把文革前的周恩来定位为中共大权在握的 “宰相”,是一个历史的错觉。文革前的中央官僚机构中,并非只有周恩来的国务院在行使丞相的职能。其实,刘邓控制的书记处的相权 ── 党政权力要比周的国务院大得多。而周恩来只是在文革开始的紧跟毛的党内残酷的权斗中,获得了最大的利益,才登上了一个集党权、政权和军权于一身的 “红朝宰相”的大位。用儒家 “忠君为国”、 “文死谏”等标准来剖视毛周的君臣关系,便不难发现周恩来的文革言行非但没有任何规范毛泽东行为举止的意义,更缺乏起码的为文人士大夫们推崇的圣贤道德和独立人格。因而,周恩来绝不是一代儒相。毛与周的矛盾,从皇权体制来看,其实是皇权和相权的矛盾。其中,皇权是至高无上的,专制主义性质的政治权力又具有天生的排他性和扩张性。在绝对的帝王权术前面,丞相的处境常常是 “伴君如伴虎”。纵观整个文革,周恩来历经变幻风云,在和毛联手打倒了两个党内第二把手后,才终于成为 “党、政、军、内政的总管”,成为中国历史上并不多见的大权在握的独相。在他真正掌握了独一无二的相权之际,正是他的生命被皇权以一种的慢性鸩杀的形式湮灭之时。

    在本书的成书过程中,笔者和以北美华裔学者为主的同行们 在上世纪末起步,本世纪初完成了题名为《中国当代政治运动史资料库,  1949-1976》的系列史料工程。其中,香港中文大学大学服务中国研究中心出版了《中国文化大革命数据库,  1966-1976》(2002)和《中国反右运动数据库,1957-》(2010)。接着, 美国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又在2013年和2014年出版了《中国大跃进- 大饥荒资料库,1958-1962》和 《中国五十年代初中期的政治运动资料库: 从土地改革到公私合营,1949-1956》 至此, 这一浩大的历史工程终于初步完成了。迄今为止, 整个资料库系列收集了共约40,000份原始文献, 大约120,000,000 中文字 (一亿两千万字)。笔者感到十分幸运的是:这个庞大的数据库系列为本书的写作提供了坚实的文革史料学的基础。

    最后,笔者想说的是:一本书的完成决不是一个研究课题的结束。相反,无论对笔者还是同行们来说,应当是更新的和更漫长的精神探索历程的开始。    

宋永毅

2020年秋于美国加州州立大学洛杉矶分校

注釋:

 

[1] [美]馬莎·L·科塔姆,貝思·迪茨-尤勒等著,胡勇、陳剛譯:《政治心理學·第2版》 (北京:人民大學出版社,2012),頁1。

[2] [法]皮埃爾·阿考斯、[瑞士]皮埃爾·朗契尼克合著;郭宏安譯:《病夫治國》[Ces maladies qui nous gouvernent] (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5),頁1-21。

[3] 詳情參見本書第一、二、三、七章中的論述。

[4] [美] 哈羅德·D·拉斯韋爾著,魏萬磊譯:《精神病理學與政治》(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15),頁7-8。

[5] 同上。

[6] 七年戰爭(1756—1763年)指普魯士、英國和葡萄牙為一方同法國、奧地利、俄國、薩克森、瑞典為另一方之間進行的戰爭。引起這場戰爭的主要原因是奧地利企圖收回西里西亞以及英法爭奪在加拿大和印度的殖民地。

[7] 七年戰爭後法國被英國從加拿大和印度排擠去了。

[8] 普列漢諾夫:《論個人在歷史上的作用問題》, 載《普列漢諾夫哲學著作·第二卷》(北京:三聯書店,1961),頁355-356。

[9] 同上,頁357。此句名言源出自於帕斯卡爾的《思想錄》,參看該書商務印書館中譯本1985年版第79頁。克留帕特拉皇后,現譯爲克麗奧佩脫拉(前69—前30年),為著名埃及女王,曾以其美貌先後充當羅馬統帥凱撒和安東尼的情婦,獲得他們的傾心和支持,保護了國家免受羅馬的併吞,並欲藉以恢復托勒密王朝昔日的榮耀。

[10] 堯斯的代表作可見: Jauss, Hans Robert. Toward an Aesthetic of Reception. Trans. Timothy Bahti.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82.

[11] 載《文匯報》1965年11月10日。

[12] 中譯本分別由吉林人民出版社和北京中信出版社在1999年和2012年出版。

[13] 這方面的專著大約有近二十本之多,其中冠名同爲《文化基因論》的就有吳秋林(北京商務印書館,2017)和王肇基(北京人民日報出版社,2005)兩本。另外還有夏興有和郭鳳海的《中國道路的文化基因》(桂林廣西人民出版社,2017);毛文熊的《中華文化基因》(蘭臺出版社,2005);葉青山的《文化基因解密》(北京人民日報出版社,2005)等等。

[14] 此説在學界流傳極廣。据中國大陸研究毛澤東的學者蕭延中披露,源出於:「1963年,毛澤東在會見郭沫若、巴金、周揚、老舍等等老作家時直言不諱地說:『我知道你們中有的人罵我是秦始皇,我很清楚你們腦子裡想的是什麼。我要說你們罵我是秦始皇,其實是沒罵成我反而誇獎了我。我說你們說的還不對,還不夠,我不光是秦始皇,還是馬克思加秦始皇,比秦始皇還要偉大很多倍!』」,載蕭延中〈讀懂毛澤東,需要理解這三個源流 〉,載《新法家》網站,http://www.xinfajia.net/15896.html

[15] 毛澤東:《七律·讀〈封建論〉呈郭老》(1973年8月5日),載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十三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頁361。

—— 《毛泽东与文化大革命:政治心理和文化基因的新阐释》
本站刊登日期: 2021-10-28 13:52: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