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约纪念李进进会议书面发言              

2022-4-14  

        2022年2月24日，俄罗斯入侵乌克兰，18天后的3月14日，从中国来美国几个月的张晓宁杀害了纽约的律师李进进。在浩瀚的宇宙空间中，一个星球表面，这两个事件看起来非常不同，实际上是同一种行为。这种行为，是生命世界的动物行为，与一般动物行为有三大区别：①不可预测，蓄意屠杀；②动用自然界不存在的武器；③ 惨无人道。

        不论怎样复杂的历史事件，时过境迁，它的真实面貌就会呈现出来。所以，在一个复杂事件还没有成为历史的时候，都可以用一两句话来加以概括。俄罗斯入侵乌克兰，是斯大林时代的幽灵附在普京身上，对三十多年前苏联帝国解体怨恨的复仇。张晓宁杀害李进进事件，是1989年「六四事件」的幽灵附在张晓宁身上，对三十多年前天安门事件参与者怨恨的复仇。

                「心因」和「宇观世界观」

       《共产党宣言》的第一句话用了「幽灵」一词，「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游荡。」正是这个「幽灵」从一篇文章的「信息」中「物化」为一个称为「共产党」的政党，从欧洲传播到亚洲，进入了数以亿计人的心灵，从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开始，到1989年11月9日柏林墙倒塌，改变了20世纪人类的历史。马克思是唯物论者，他的历史观是唯物史观，用「幽灵」作为比喻，号召全世界的无产者联合起来，他企图用暴力革命推翻现实社会，建立虚妄的共产主义社会。

         纵观全人类的全部历史，人类历史并不是人民群众创造的，而是各种「心因」（Memes）的「物化」或创造。公元前4世纪亚历山大「东征」的心因，创造了横跨欧亚的亚历山大大帝国。马丁·路德的95条论纲，掀起了16世纪欧洲的宗教改革风潮。1620年的《五月花号公约》的心因，缔造了民主自由的美国。道金斯（Richard  Dawkins）在《自私的基因》一书中，用「心因」（Memes）一词，来代表这些因素。^【注1】「心因」是生物学上的「基因」的文化类比。「基因」通过遗传而在生物界中传播，「心因」从一个人的头脑跳到另一个人的头脑中，在人类社会中传播。「基因」在病毒、细菌、植物、动物和人类个体中都存在，而「心因」是人脑特有的。「心因」创造个人史、团体史、国家史、人类史，权力、财富只是放大了「心因」的作用。在浩瀚的宇宙中，一个「心因」放大亿万倍、亿亿倍，可以看作同一事件。在地球表面，个人事件放大十倍、百倍，就成了世界大事。普京是俄罗斯的「幽灵」，张晓宁是中国的「幽灵」，从外星观察，看不出两者的区别。「幽灵」是「心因」的一种，是一种不能长期存在的飘忽的「心因」。「心因」是「元宇宙」中的「元物质」（MetaMatter），这就是「宇观世界观」。

         在现实世界里，作为实体的「 幽灵」并不存在，但一旦一种信念、一种信仰、一种意识形态为一个国家、一个地区许多人接受，这种信念、信仰、意识形态，就会成为幽灵。20世纪共产主义在苏联、东欧、中国、朝鲜、越南、高棉的统治，给这些国家和全球带来了深重的灾难。邓小平在1979年掌握中国最高权力后，推进局部非毛化，实行改革开放、在1982年宪法中，明文规定国家元首「连续任职不得超过两届」，今天看来，仍然应当肯定，但1989年面对天安门的学生和群众和平抗议运动，他下令进行了惨绝人寰的大屠杀。六四大屠杀的结果，导致五个月后柏林墙的倒塌和两年后苏联的解体。邓小平虽然保存了共产党，但他是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掘墓人。

          六四后的中国，特别在朱镕基、胡锦涛时代、共产主义经济制度的局部废除，加上经济全球化的国际环境，中国经济得到高速增长，在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专制腐败、两极分化遍布全国。六四屠杀的罪行被长期掩盖起来，由于六四非法杀人不受法律追究和惩罚，司法正义不再有标准。张晓宁就是这种大环境下成长起来的，「六四事件」的幽灵就是这样长期地附在她身上。张晓宁在杀害李进进后，戴着手铐走出纽约法拉盛109警局时，记者问她，「你不后悔吗？」张晓宁高声吼叫：「最后悔的就是你们这些叛徒，你们身为中国人却要反共。你们已经害死了无数学生，还要害学生！」这是张晓宁在3·14杀害李进进后，面对公众说出的唯一一句话。

                         李进进的遗言

       张晓宁说的「你们身为中国人却要反共」中的你们，除了李进进外，就是指王军涛。王军涛1976年因纪念周恩来发生的天安门事件被捕入狱，1989年又因纪念胡耀邦的天安门事件被判7年徒刑。李进进在1989年是北京大学研究生会主席、天安门事件中工自联的法律顾问，六四事件后被逮捕关押在秦城监狱近2年。在张晓宁制造3·14事件前，王军涛是中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主席，李进进是纪念胡赵基金会主席。^【注2】

      「六四」的幽灵附在张晓宁身上，她在杀害李进进前一天，参加了中国民主党主席王军涛在纽约时代广场领导的反对习近平的示威抗议。王军涛在时代广场抗议活动结束后，从纽约乘长途火车回新泽西的家，第二天又去华盛顿。在纽约时代广场抗议后二天，张晓宁找不到王军涛，却在纽约的律师事务所找到了李进进。就这样，见到李进进后，进入办公室，作为一个训练有素的杀手，把李进进一刀毙命，其不可预测、动用武器和惨无人道，就像天安门广场屠杀成百上千无辜学生和北京市民一样。

        李进进在2009年「六四」20周年，他撰写了《六四民间白皮书》，针对有人要在「屠杀者」外寻找「六四屠杀」的「责任」，李进进写道：「屠杀是屠杀者的责任」。^【注3】张晓宁说：「你们身为中国人却要反共。你们已经害死了无数学生，还要害学生！」李进进早就有遗言，害死了无数学生的人，并不是李进进和王军涛，而是直接制造六四大屠杀的邓小平。        

        「正义的心因」对整个国家的重要性

        1989年的天安门事件有三个组成部分，一是以学生为主的「天安门民主运动」；二是中共专制王朝的「宫廷政治」，三是「六四大屠杀」。赵紫阳和天安门民主运动的主要人物，都没有意识到「六四事件」的发生，他们当然是大屠杀的反对者，但对整个事件发展到如此严重的程度，仍然有一定「因果关系」和「挑应关系」。^【注4】如果赵紫阳戈尔巴乔夫5月17日不谈及邓小平最高决策人地位，如果5月下旬天安门运动的几个最反对撤离广场人，采取温和态度，结局也许会有所不同。

       六四过去33年了，对这样一场惨绝人寰的大屠杀，不能有一个让全中国认同的结论，中国大地上就没有正义、没有光明。在地球表面，在小群体中，有时正义得不到伸张，但影响整个国家的大事，如果正义长期得不到伸张，这个国家就会生长出一个一个张晓宁。希望在习近平后的时代，中国在充分肯定邓小平改革开放政策的同时，追究邓小平、李鹏在六四大屠杀中的法律责任，对赵紫阳戈尔巴乔夫5·17谈话对当时局势的影响，对一些有严重争议的事件，做出一个妥善的、为尽可能多的大多数人接受的结论。对天安门母亲30多年的苦难和对他们的精神摧残作出赔偿，允许所有流亡者回到自己的祖国和家乡。我希望，未来的中国政府要让年近百岁的、敬爱的达赖喇嘛回到他离开了60多年的自己的家园——西藏。

          李進進案件的調查一定會水落石出。李进进對推動中國民主進步的犧牲，如同1984年台灣中華民國國防部情報局主導的刺殺在美国的华人作家劉宜良的「江南案」一樣，引導中國廢棄邪惡而步向民主進步。

• 道金斯《自私的基因》（《He Selfish Gene》）一书，造了一个词，英文是Memes，中文译为「拟子」、 觅母」、「迷因」。2003年，范岱年在翻译出版的Holmes Rolston的《基因、创世纪和上帝》一书时，把Memes译为「心因」。
• 胡赵纪念基金会的第一任主席是陈一谘，李进进是第二任主席。2005年1月赵紫阳去世后，陈一谘要成立赵紫阳纪念基金会，要向王X庆、X罗斯等筹款，拟筹款1000万美元。陈一谘对我说时，我就表示不赞成这种筹款方式。在成立前，赵紫阳的儿子赵五军从香港给我打电话说，赵紫阳全家，他们兄弟姐妹每一个人，都不赞同在纽约成立以赵紫阳为名的基金会，他们估计我不赞成，让我转告陈一谘。我接电话的那一天，赵大军的妻子王小蔼在纽约请陈一谘和小于、何频、夏明、胡平、张艾枚、高文谦、刘青、李进进夫妇，还有我和我妻子高皋在法拉盛一家饭店吃饭，赵五军要我当大家面讲，这样陈一谘就不好成立了。我说让王小蔼讲更好，赵五军说王小蔼不知道情况，我觉得大家一起吃饭，会影响情绪，还是单独与陈说为好，只要他不成立就好。那一天照了几张照片，日期是3月6日，我当时就把赵五军的话单独转告了陈一谘。陈一谘说，赵紫阳属于全中国，在纽约成立赵紫阳纪念基金会是他的权利，而且，把赵紫阳纪念基金会，改成了胡耀邦赵紫阳纪念基金会。从2005年一开始，陈一谘就任命王书君担任基金会的秘书长。

【图】2005年3月6日 前排：何频、XX、陈一谘、王晓蔼、严家祺

后排：张艾枚、赵紫阳的孙女、高文谦、刘青、高皋、XX、夏明、XX，纽约法拉盛东云阁

• 参见李进进《从广场到秦城》严家祺序，《从广场到秦城》，纽约《明镜》出版社出版，2011年。
• 因果关系在人类史上大量存在。挑应关系是 汤因比（Arnold Toynbee，1889-1975）在《历史研究》一书中提出来的。对同一挑战，不同人会作出不同应战，与「同一原因产生同一结果」的「因果关系」完全不一样，挑应关系是无法预测的。汤因比说，「那种朝一个预定目标必然前进的观念并不适用于人类世界」。

    【附】李进进《从广场到秦城》序

                           2011-3 纽约《明镜》出版社出版

                             严家祺

    李进进的名字与北大研究生会主席、北京“工自联”发起人、秦城监狱囚徒、法学博士、纽约律师、《六四民间白皮书》撰写人连在一起。我觉得，其中有一条蓝色的线贯穿始终，这就是：寻求法律正义。

    “六四”改变了中国。“六四”一声枪响，把马克思主义送出了中国。中国的经济发展一方面使中国在表面上进入了现代世界的行列，另一方面，毛泽东普遍贫穷平均主义的中国在政治上又回到了古老的传统中国，官场腐败、两极分化、冤狱遍地、“宫廷”倾轧，以新的特色重新登场。“六四”在全中国范围内扼杀了正义，今天的中国，从东到西、从北到南，从外到里，从中央到基层，都不要正义，不讲正义，没有社会正义，也没有法律正义。中国迫切需要解决的的问题，是要让正义的阳光照遍中国。正义就是阳光，没有正义的国土，必定是腐败的温床。李进进这本书，用他二十年的经历，叙述了他“六四”後在秦城的遭遇，叙述了他从北京到纽约，寻求法律正义的经历和故事。

    每一个人都有一个“社圈”——自己所熟悉、交往的人,1994年，我与李进进同在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参加“宪政和中国”项目研究。1994年前，李进进在北大期间的“社圈”，与我的“社圈”有不少重合。这一重合的部分，包括龚祥瑞、肖蔚云、于浩成、王军涛等。萧蔚云是李进进硕士和博士研究生的导师，李进进在1982年到85年期间，常在龚祥瑞家上课，李进进和龚祥瑞的关系很好，曾和龚祥瑞一起到武汉去参加地方法规讨论会，陪龚祥瑞到黄石市人大讲课。龚祥瑞的著作《比较宪法和行政法》，对当代中国法学界有的深远影响。龚祥瑞一向胆小谨慎，“六四”後，他在北大未名湖畔与几个学生散步时竟说；“对于专制、独裁、暴政，无可奈何时服从，可能时抵制，时机成熟时推翻。”一位学生发现，《比较宪法和行政法》一书中包含着类似的观点。龚祥瑞在北大的讲课和与众多学生的交往，在当代专制的中国到处散布了宪政和法治的种子。

 我在1980年前后，因参与筹建中国政治学会与张友渔、龚祥瑞、杜任之、李慎之、王沪宁有多次交往。今天回忆起来，可以说，正是龚祥瑞，在“文革”後最早全面、系统地提出了在中国建立“文官制度”的思想。而今天中国“普遍腐败的公务员制度”正是龚祥瑞所倡导的“文官制度”的对立物。从李进进的这本书中，我们也可以看到龚祥瑞先生对李进进的影响：西方自由主义政治学和法律思想的影响。

李进进的导师萧蔚云教授1989年的时候是全国人大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员会成员，是邓小平和彭真等人钦点的宪法专家，并和查良镛（金庸）（我不知道有没有李柱铭、司徒华？如有，要写上）一起担任香港基本法起草政治组召集人。他是留苏派，但是没有人知道萧也是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北京大学学生运动的积极分子。当50年后北大学生又到广场和新华门抗议的时候，他也在其秘书的带领下以北大教授身份看望绝食的同学。他后来不无骄傲地对李进进说，1948年他和北大学生也到新华门抗议，但那是反对国民党。不管是反对国民党还是共产党，他们都是对专制权力的反抗。从这点来看，北大追求自由的精神对萧蔚云和对李进进都有深刻的影响。但是他们师生俩走了完全不同的道路。李进进没有师从萧蔚云走向共产党的“正统”，而是矢志追求自由、民主和正义。

1989年6月，李进进因为组建中共建政以来的第一个工人自治联合会而被关押约两年。作为法学博士研究生的李进进在监狱里，没有因身陷囹而放弃思考。他做起了囚犯律师和监狱环境的法律研究者，和那些刑事嫌疑犯们同居一室，最近距离的观察和了解他们及其思考其法律适用上的问题。比如，他对中共长期以来使用的刑事犯罪政策“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做了细致的剖析，对“犯人们”得出的“坦白从宽，牢底坐穿；抗拒从严，回家过年”这个口头禅做了理论探讨，并得出结论说“‘坦白交代’从证据学上只能得出从严的结论。中国的坦白从宽政策从实践上导致了坦白未必从宽，抗拒未必从严。这是因为定罪量刑只能是证据来说话。 所以，坦白了，交代了，结果是给自己提供了一个犯罪的证据。被告人的坦白提供了定罪的证据，自己将自己判刑或送到刑场”。这正好和美国宪法中反对“自证其罪“的规定相反。

李进进流亡海外后继续他的学习。1994年到1998年四年他在威斯康辛大学法学院拿下了硕士和博士两个法学学位。1996年我曾去威斯康辛大学法学院所在地麦迪逊李进进家，得知李进进一边学习一边在周末进餐馆打工来维持生活。后来他考上了纽约的律师，我和高皋、赵品潞一起见证了他的律师宣誓仪式。这么多年来，李进进没有因为律师的生意而放弃对理想、对正义的追求，一直坚持法学研究和写作。2009年“六四”20周年，他撰写了《六四民间白皮书》，针对有人要在“屠杀者”外寻找“六四屠杀”的“责任”，李进进写出了铿锵有力的文字：“屠杀是屠杀者的责任”。本书还收录了他的法学文章，文章思路清晰，逻辑严密，充满着对正义的追求，没有任何思想的束缚、没有遮遮掩掩的东西，没有套话、官话。正义就是阳光，追求正义的心必充满阳光，这就是李进进前进的根本动力。

（写于佛罗里达2010-3-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