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要谈政治！”中国新生说，声音很激动。

“怎么？…” 美国同学有点莫名奇妙。

“这是大学！”第二个中国同学说。“要专心学业，不要谈政治！”

我儿子问我怎么回事？我说估计是这两个中国同学离开中国以前，政治辅导员跟他们说过，你们出国是为了学习，千万千万不要碰政治。两个年轻人遵命。机器般地遵命。

近十年来，我在加州大学教过一两百个中国来的本科生。有的念得挺好，但大部分面临困难。障碍有几种。英文不老练是个较大的障碍。环境不熟，日常生活里也有些小障碍。但还有一个相当重要的障碍隐藏在学生的教育背景里。因为我的课几乎都是跟中国的历史和文学有关，我看到这个障碍的机会特别多。下面用黑体字标题列出来主要的问题。

不知道自己国家的历史

1950-53年共产党在农村“土改”时，杀了两百到五百万（数字未定）的“地主”。1959-62年毛泽东推动大跃进的离奇农业主张引发了三千到四千万（数字更不定）中国农民饿死。1966-69年的文化大革命里又死了几百万，也摧毁了中国文化的几条最基本价值观。1989年在北京的市中心屠杀了要求民主的学生和老百姓。还有许许多多的其他的例子，但提不提无所谓，因为中国来的同学几乎都没听说过。

严重被歪曲的理解

我说“几乎”没听说过是因为有时候有模糊的印象，可是也包括严重被歪曲的理解。我记得前几年一个很聪明的男学生，鲁迅的小说能分析得很透彻，山西来的，父母都是干部。有一天他到我的办公室来，一对一很神秘地问我，“林老师，在六四，到底是士兵杀学生多还是学生杀士兵多？”他在山西听说过这件事，但只知道有些暴徒杀了一些解放军。他这样的例子也并不特殊。他的许多同学都知道“解放”（可是不知道杀了几百万人），知道有“大跃进”（可是不知道有大饥荒），等等。

把国内的政治习惯带到国外

有一次，给两百个人的大课演讲的时候，我提到了中国历代的农民起义（隋末，明末等）跟二十世纪的共产主义运动有相同之处。讲完以后，有一位中国学生找我，说“林教授，您讲这些是敏感问题！”口气是告知式的：他以为教授可能不知道侵犯了敏感领域，应该告诉我。我回答他说我做教授的责任是尽量清楚地把真实的情况说出来。至于哪个人，哪个机构，哪个党认为是“敏感”问题，那不能影响我说不说话。这位学生不服，换了一个更严肃的口气，好像认为教授继续说敏感话，教授就有问题了。

带来“内外有别”的原则

中国学生到外国来，可是常常带来“内外有别”的原则，很难把自己处于“在外”的位置。听到外国人批评中国共产党，马上认为是等同于批评“中国”，而且批评中国等同于批评我，因为我是中国人。其实，这两个“等同于”都站不住。外国人当然也包括那种愚昧的种族主义者，看见一个中国人认为，“哦，你是那个把芬太尼带到我们这儿来的人！”但这种种族主义在美国校园里少之又少。中国同学的脑子里的那个公式—“中国人 = 中国 = 共产党”- 的来源不是美国社会，而是中共的教育。（说来有趣，在这个公式的问题上，我们应该说中国共产党与美国种族主义者是不约而同的盟友。）

最近有一位中国朋友跟我提了个很有意思的问题：为什么美国的政界商界金融界与科技界有那么多杰出的印度人，中国人反而不多？是印度人移民得更多？书念得更好？都不是。都差不多。我这位朋友，自己是个非常成功的中国移民，她认为这个问题与移民态度有关。印度人不带来“内外有别”的锁脑概念，愿意与美国社会同化。我觉得她的分析有道理。

反正，中国学生带着“中国人 = 中国 = 共产党”的概念到加州来上我的课，给我提一个相当难办的问题。我要是遵守“说真话”的原则，当然不能不说中共的“坏话。”但这种话一说出口，一部分中国学生马上的反应是“这个洋人老师看不起我。”我尽量说明我的态度不是看不起中国老百姓，更不是看不起班上的任何同学。相反，我的态度是同情共产党的受害者。

但这条路不容易走。中共灌输到学生脑子里的“内外有别”概念是很牢固的。学生离开它有离群的感觉，不安全的感觉。

前几年我对一位资深中国教授解释了我的困境，她马上明白，也给我提了一个很好的建议。

“给他们听一点中国人自己的声音吧？”

“比如…？”我问。

“比如胡杰的电影‘寻找林昭的灵魂’。这是一个十分动人的故事，里头的声音百分之百是可信的，指控毛时代的中共很难找到更有力的材料。胡杰是中国人，拍摄的也都是中国人，和你们洋人毫无关系。”

“但还是个洋人选择的，”我说。

“不，是我选择的。你这个洋人是听我的，”这位教授笑着说，接下来又说，“你不必要求学生表示同意。你给他们看就够了。我想他们会心里有数。

第二年我给学生看了“寻找林昭的灵魂”。看完以后我没有要求他们“表态”。让他们离开自己想自己的。

但我免不了又想：要是在加州开印度史的课，印度学生来念，老师需不需要那么提心吊胆,拐弯抹角地对付“敏感”问题？印度学生在美国念书培养独立思考有优势吗？多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