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美丽的萨斯奎汉纳，河水清且涟漪。却又神秘，没有人能数清她那些唱着歌的支流、小溪与河汊，更没有人能数清她那翡翠般的一座座荒岛。

——我们与一平的友谊正是这样：岁月如水逝去，初识的事记不清了。首次造访伊萨卡一平夫妇家，照片上显示的时间是2004年10月，漫山红遍的一个秋日。在那之前是如何认识的，居然记忆中了无印迹。他是一个不善言辞的北方大汉，淳朴内敛，所以我们不会是在任何交际“场面”上结识的。再往前追溯，起初的起初应该是我在一本文学期刊上读到一篇好文，题目是《穿越俄罗斯的沉思》。由是记住了一位诗人的名字：一平。

 

俄国文学是欧洲古典文学的最后一页，也是最辉煌的一页。……俄国文学的丰厚和辽阔是无以伦比的，这和它的自然地域几乎一致。歌德、巴尔扎克、雨果、拜伦、狄更斯……这些大师各有其灿烂光芒，但是就文学的恢宏气魄，只有俄国作家表现得那么饱满和深厚。一个民族的文学是和其自然背景相一的，我深信这一点。《战争与和平》、《静静的顿河》，这是小说文学中两部伟大的史诗。我反复想着这两部作品的细节，的确，只有这样的作品能够托起俄罗斯的大地，只有它们可以叙说它。俄国应该感谢他们的作家，而不论他们个人的政见或行径。正是有了他们，俄罗斯的大地有了声音，有了凝聚的力量，俄罗斯才像它秋天金色的森林一样辉煌。

这种能深深触动我的文字是越来越少了。

于是便有了第一次伊萨卡行。首次相见，我们就谈起俄罗斯文学，谈起彼此的旧作《神树》、《奥斯维辛、春天与复活节》以及“奥斯维辛之后”的写作。记得我还谈起酝酿中的关于黄河的长篇史诗，随口讲了几个感人细节。一平回应说：挽歌也是辉煌。酝酿得够久了，写吧，一定会成功！我说，是啊，北明也常催促我，说《神树》写完了，该动手写你的扛鼎之作《黄河》了。

后来，在《世界日报》副刊的报尾巴上看到了一篇“豆腐块”，题目是《冬夜，静静的顿河》，作者叫天浩。

 

再读《静静的顿河》，没有二十岁初读时的那种激动，但却有更多的理解和收益。真是伟大之作，小说写到这个境界几乎达到极限。今天，以至之后，人类大约再也写不出如此作品，就像在写不出巴赫、莫扎特、贝多芬的音乐。

……

《静静的顿河》的每一章，都令我感动；那就是作者广阔的心灵，对大自然和生灵的无尽之爱：泥土、麦田、滔滔的顿河、驰骋的马羣、磨房发酸的气味、栅栏、女人、春天的小桦树、草原上的星空、篝火和悠晃的歌声。在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中，作者对各种人物不仅有深刻的洞察，更有深厚的爱、同情和悲悯。

我们今天的作家，还能有如此丰厚广阔的包容吗？由那无尽的细节：雪下的麦秸、牡马的鼻息、女人被奶水浸硬的衣襟，到壮阔残酷的战争。的确，今天的文学有了更多的变幻和技巧，书写越来越容易，越来越离奇；可是我们失去了什么？如同大城市中人的生命的退化，作家、诗人远离大地、星空和草叶，他们逐渐丧失辽阔的视野和爱的力量；他们走入书籍和符号的制作，你很难很难再听到大地深处的生命之歌。

在这初冬的深夜，地面是细微的薄雪，幽蓝的夜空蕴含无限的秘密，达致宇宙的深处。这片辽阔的北美大地，此时有谁也在阅读《静静的顿河》吗？也会像我一样，加入它的故事，倾听翻涌的泥土、爱的触摸、奔腾的马蹄、刀刃和火光？这是人类漫长的历史、命运，壮丽、悲哀而不幸。应该说，我很奢侈了，在和平的现代文明中，在温暖丰足的家中，阅读这部壮阔的史诗，它弥补了我的寂寞、单调和苍白。（寄自纽约）

 

——“寄自纽约”？这“天浩”是谁呢？我断定就是新近结识的伊萨卡的一平：如今，在辽阔的北美大地，在寂静的雪夜，捧读《静静的顿河》的，也只有他和我了吧？一问，果然。

多少有一点神秘：我们的友情似乎与河相关，顿河与黄河。

 

又如同萨斯奎汉纳，我们这条河也有两个源头。一个源头是文学，另一源头是流亡，天安门广场。一平没有深度卷入，仅仅是因为天性中的正直，失去大学教职，远走波兰，最后漂泊到北美，把疲惫的小船停靠在五指湖畔的伊萨卡。同几乎所有的流亡者一样，谋生成了一个问题。第一次见面，除了谈文学，自然要谈到过日子。他在一个人权刊物里有一份编辑工作，薪水微薄，而且没有保障。我与妻建议他们不要再租房了，要买房。若自住带分租，日子就可以挺下去。——我们刚到美不久，生活拮据，想自己是不错的建筑工，盖过不少房子，就向老友借钱买了栋银行拍卖的旧房，打算修好了出售，鸡生蛋，蛋生鸡，说不定就成就了一桩“房地产生意”。找了两个一起插队的老同学，哥儿仨忙活三个月修缮一新，却一年没卖出去。只好跟银行贷款自己买下，还了老友的钱。翻修旧房的房地产梦就此破灭，但眼看着房子年年增值，也算是吃了定心丸。一平妻周琳是个麻利的人，听我们如此这般讲述一番，说干就干，转眼几万块钱买进一套百年老屋，连栋的，自己住一楼，把阁楼租出去。挺兴奋，每月负担减轻，而且，居然有了“财产”！来信道谢，说“你们再来，就住我们自己的房子了。”

我们也很兴奋，想马上就去看看他们的新居。但伊萨卡毕竟太远，太北，靠近美国加拿大边境了。再起心去，就裹挟了一大伙人：老友苏炜父女、来美旅行的王康和老岳、我们夫妇并小女。一行七人，挤满了一平的小房子。在客厅里走了几步，就对一平两口子发表了观感：一家人住，很不错了，物美价廉，只是地板不平，我有点晕船。一平说他没感觉，地板真不平吗？我说地板梁朽烂塌陷了，地板是倾斜的，相信我这个老建筑木工。当场演示一番，把一个洗菜盆盛满水，往地板上一放。大家围拢来看，都说果然斜，但不算很斜，几万块钱的老房子，还要怎样？如今在大陆，这几个钱还买不了一个洗手间。老房子实在小，睡觉成了问题。主人在后院支起一顶帐篷，想自己去睡。两个小女孩欢天喜地，抢先占领。主人又支了一顶帐篷，夫妻俩睡进去，给客人们腾出房间。夜半大雨，帐篷漏水，周琳大声问俩女孩儿，睡死了，寂然无声。

 

那一回，是我、一平与王康的首次相聚。我跟王康神交已久，起初的起初也是俄罗斯：某位名不见经传的“老康”作长文《俄罗斯的启示》，激情而深刻，读得令人热血贲张。如果说一平是在雪夜里静读俄罗斯文学壮阔史诗，“老康”则是驾着喷火的马车从天穹斜过，歌唱着俄罗斯血脉里的弥赛亚精神，歌唱着俄罗斯流亡文学所浸透的信仰、希望和爱。在篇首“致启者”小序中有如下字句：

 

……我写下这篇散文，祭奠和凭悼俄国的苦难先驱，追视他们七十年的十字架，赞颂他们心中那盏摇弋了七十年的烛光，并为全体俄国继续承受的不幸祈祷。

……只有我，念着祭文和悼词，既为昨日，更为明天。

我是死者，死而复生的行吟者。……在无数次的沦落中为每次哪怕是转瞬即逝的信、望、爱鼓舞。

我写下这些文字，既随意又严肃。我切望读者关注俄罗斯，我们那真正伟大而苦难的邻人；我更深盼诸君关怀我们自己这块土地，关怀这颗星球上失去方向、失去信仰、失去光明的最大的人群。

 

——那一天，在伊萨卡，我们这几个被普希金、托尔斯泰、梅列日科夫斯基、茨维塔耶娃、艾赫玛托娃、帕斯捷尔纳克、索尔仁尼琴所感动的人走到了一起。

 

2

 

一平周琳的“小房产生意”有所发展，又买进一栋近200年历史的老房。听见消息，便一踩油门奔伊萨卡而去。这栋新居位于小城东南方向，10分钟车程的半山腰上，黄墙红瓦，坐西朝东。老宅子有一雕花廻廊，坐廊下东望，一箭之地是一座荒废了的爬满青藤的筒仓，再远，隔了深谷是苍翠的伊萨卡南山。远眺东北，可见康奈尔大学建筑群和高耸的教堂钟塔。一平夫妇带我参观新居，二层楼，房间很多，迷宫般数不清。平面不合理，看得出改建的过程。天花板高，门窗装修气派，老式松木地板油漆斑驳，处处都是古趣。一平得意地说：看，维多利亚风格的！他指着廻廊上精美而朽坏的雕花装饰，一咧嘴，脸上现出淳朴的微笑。院子很大，割草就成了一件事。房周围有迎春、木槿、丁香等灌木花卉，还有一棵大枫树，秋冬之交，红成了火树。后坡上有树林，树林里有野苹果、山胡桃和各种小动物。18万块钱，便宜是真便宜，破旧也是真破旧。钻到楼板下看地基，没有地下室，就是当初挖出来一土坑，砌了圈片石做基础。坑底高低不平，有积水，是从房后山坡渗进来的。地板梁是粗壮橡木，黑黢黢的，看得出最初的斧痕。拿改锥去戳，坚硬如铁，未有丝毫朽烂。一平问：有什么招儿吗？他指指潮得滴水的地板梁。我说没什么招儿，没腐没塌陷，能再挺200年，可比咱们寿命长得多。一平就说：可不是，维多利亚豪宅，白菜价，还能怎样？住进来慢慢修吧。想了想又说：不打算挪窝儿了，就在这儿读书写作。

我们都喜欢老房子，到处是手工劳作的痕迹，有个性，有感情，有灵魂。东倒西歪的，需要人疼惜。

那一晚喝二锅头吃锅贴。一平做的西葫芦牛肉馅锅贴绝佳，外焦里嫩。边吃边随意闲聊，信马由缰，从我正在构思的史诗性长篇，谈到我们都喜爱的俄罗斯文学巨擘。普希金，诗好，小说可能更好，优美而气质高贵。一平说，高贵是学不来的……优美意境的传承：从屠格涅夫到巴乌斯托夫斯基……不喜欢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主题先行，写灵魂固然深刻，但文学毕竟不是心理学……帕斯捷尔纳克的《日瓦戈医生》诗意盎然，但结构不匀称，电影就剪裁得很好。一平说，就好像想到哪儿写到哪儿，篇末附诗比小说好……《战争与和平》不如《安娜卡列尼娜》成熟，但宏伟，娜塔莎跳乡间舞蹈、私奔等段落是世界文学史上不可逾越的华彩乐章，还有《白痴》中两个男人在纳斯塔霞尸体前鬼魅般的交谈一段，也是不可逾越文字……《静静的顿河》，无法重复的不朽经典，好就好在红色作家窃了白军军官的手稿。萧洛霍夫对革命的讴歌与白军作家对土地和人民之爱合为一体，造成作品的高度不确定性和冲突性，不意间形成如古希腊悲剧的张力。在自由与革命两种同样强大力量的撕扯下，男主人公葛利高里叛来叛去，终于走向毁灭。一平说，可不是，23岁发表《顿河》第一部，20来岁的人能写出文学史上的登峰之作，打死不相信。后来写了《被开垦的处女地》，平庸的意识形态之作。写二战的长篇《他们为祖国而战》，像什么样儿，毫无才气。正当盛年，二十几年没写完，与《顿河》无法相比。我说是啊，大作品有人格指纹。给《顿河》和《处女地》做个亲子鉴定，同样是写顿河哥萨克，如果《处女地》是他亲生的，《顿河》就不可能是。

那一夜喝了不少酒，一顿饭吃到凌晨。翌日起晚了，起身也晚了，一路雨雪交加，有了初冬景象。天黑得快，又走错了路，沿一条乡间小路竟上了一座山。一时间飞雪如矢，车灯前一片白花花，能见度不过几米，忙减速如步行。幸而旋即下山，高度陡降，暴雪稍疏。下了山，雪变雨，方能正常行驶。因了这雪夜归程，那次去伊萨卡记忆深刻。后来去得多了，记忆反而不这么鲜亮了。

 

3

 

一平老宅位于小镇Newfield边沿，翻译过来应该叫“新田野”。有两条大溪，四个小村，200多年历史。兴盛时期，溪边有利用水力的锯木厂和许多磨坊。几次大火、洪水与暴风雪摧毁了昔日的繁荣，杂货店与众多小教堂渐消失，如今惟剩五千多居民和他们祖传的老房。有时，一平和我会散步去小镇中心，那里有一座涂成深红色的廊桥，小镇的骄傲，全纽约州现存廊桥中最古老的一座。就是一座木拱桥，怕雨水沤烂，加盖了墙和顶，便成了“廊”桥。我见过铁、石拱桥，头一遭见木拱桥。以木匠的眼光看去，设计精妙，令人叹绝。高架于溪谷两岸岩基上的圆拱是用无数薄木板拼压而成，所有卯合处都用手臂粗细的硬木橛楔入。——木比铁耐腐，工匠们做的是千年打算。桥板也怪，不是平铺，而是用薄木板夹紧，“立铺”，牢靠的很。车辆行过，感觉不到轻微颤动。交通标志“5吨以下通行”，10吨也撑得住。我在桥上走了几个来回，赞不绝口，说只要不漏雨，再200年也能挺住。一平憨厚笑笑，指着桥边立了一面星条旗的二层大宅，说看那边，小政府，我们的镇政府，也设计得精妙：一镇长、二镇长助理、二法官、一警察、四议员、一税务官。——袖珍、清廉、自治，是不是像一个政治童话？

再往前走，有一座木结构的小教堂，通体洁白，小小的尖顶指向天空。小教堂旁边是一大片墓地，看上去很古老，墓碑长满绿苔，有的都歪斜了。有一段碑文很温馨：Rest with the angels, Till we see you in morning.（和天使们一起休憩，直到我们在清晨再见。）

 

一平出过车祸，不怎么开长途。而我喜欢开车，尤其独自跑伊萨卡。难得的放松时刻。边听音乐边构思，神仙的日子。

去一平家有两条路。一条是81号路，一条是15号路。起初走81号路时候多，高速公路，顺当。渐渐就迷上了15号路，尽管有时要穿城过镇，红绿灯讨厌，但景色优美。路左是绵延不断的阿巴拉契亚山脉，蓝色的，静卧于遥远的天际。自宾夕法尼亚首府哈里斯堡开始，路右便是秀丽的萨斯奎汉纳河，近200公里的沿河路，随时可停下来在河边走一走、坐一坐，亲近那天真未凿的少女之河。我总把它当成故乡的嘉陵江，虽不及长江、密西西比浩荡，但河面宽阔，清澈秀美，却也算得上一条大河。最令人愉悦的是那清澈纯净的河水，有一次在河边小憩，我指着河水说，我小时候嘉陵江就是这样清澈这样蓝。王康笑笑说：嘉陵江从来没有这么清澈、蓝。那是你记忆中的梦。我坚持说嘉陵江就是这么清这么蓝：我生在江边，幼时家境贫寒，常去江畔停靠的运菜船边捡莲花白帮子。曾攀着一条缆绳沉入江水，河底卵石砂砾晃动着金色波纹，再仰面看天，竟是一派晶莹的宝石之蓝。李商隐说“千里嘉陵江水色，含烟带月碧于蓝”，杜甫说“嘉陵江色何所似，石黛碧玉相因依”，古人诚不我欺，小时候嘉陵江就是这么蓝。王康又笑笑，不再争辩了，大概是在心里暗笑我的痴梦。

（萨斯奎汉纳河及河中荒岛）

 

萨斯奎汉纳河也是一个梦，一个可以走进去的梦。

一眼望去，满目苍翠。树林一直长到水边，绿叶低垂，似与河水絮语。稍有常识的人都明白，这是一条健康的河：天然植被茂盛，四季流量均衡，几乎觉察不到枯洪水位涨落。因无摧毁性洪水，河中荒岛极多，据说有千座以上，大多呈梭形，如一条条逆流而上的鳟鱼。岛上生长着秀丽的河樺、松柏、鵝掌楸、梧桐和山茱萸，四季长青。每回去伊萨卡一平家，行至哈里斯堡城边，就会与河猝然相遇。第一眼看见的，便是宽阔的河面和一座接一座岛屿。这时，我总要停下车，在河边坐坐。岛屿错落有致，如天女随意撒落的绿宝石。白云在水面浮走，潜鸟、野鸭和不知名的灰蓝色水鸟起起落落。河风拂面，能呼吸到一股原始的生命力。若是晚春季节，常可见一群群啃草芽的大雁，带着毛茸茸的幼雁。离它们稍近，站河岸高处警戒的头雁就要喊叫几声，然后奓起翅膀，低下长长的颈项冲过来，从嘴里发出威胁的嘶嘶声。你只有及时走避，开车走人。

从哈里斯堡到威廉斯波特，一路与萨斯奎汉纳伴行。公路及沿岸小镇跟河都很亲近，没有高峻的崖岸，不过略微高出河面几公尺。每座小城都在河边安放了长椅，供人们休憩赏河。沿河15号路上，隔不远就会有画了帐篷或船的标示牌，指点着露营地和遊船下水处。我常常会弯进一个从未去过的耸立着小教堂白色尖顶的小城，穿城而过，看看老街，然后在河边长椅上坐坐。盛夏时节，则把车停在某个遊船下水处的浓荫下，看小卡车倒退着把架在拖车上的钓鱼船放入河水。河里盛产鳟鱼、鲈鱼和五彩绚丽的太阳鱼。鱼很多，钓鱼人却很少。数人合抱的橡树、梧桐树立水边，河水从黝黑的树根上滚过。真静啊！洗洗脚，抽一支烟，再放下车窗小睡一觉。在蓝色的萨斯奎汉纳河边，何须急匆匆赶路？

这是一条原始的没有航标的河流。因跌水、险滩太多，船只虽然可以趁春汛顺流而下，却无法逆流而上。因之没有商业航运，惟有星星点点的钓鱼船，保留了天真未凿的风情。400年前，欧洲人初到之际，三桅海船仅能进入河口，无法上溯。划着独木舟在河上捕鱼的印第安人叫萨斯奎汉诺克，法国探险家便以“萨斯奎汉纳”为这条河流命名。凑巧的是，后世有语言学家判定“萨斯奎汉纳”系“长河”之意。——这就神奇了：地理学家发现，萨斯奎汉纳是美国东部最长的河流，莫非印第安人早就知道？更为神奇的是：在躁动疯狂的现世纪，在高度工业化的北美，居然还静静地流淌着这样一条美丽的处女河！

至威廉斯波特，河道隐进了山。不是萨斯奎汉纳拐了弯，而是横切了阿巴拉契亚山脉。这条河是木材运输的重要水路，威廉斯波特即因接纳沿河漂放的原木而被称为木材之都。从这里开始，15号路爬上阿巴拉契亚山，与古老的印第安人沿河小径分路。沿河小径最初是迁徙的野牛群踏出来的，后来则是欧洲探险者和新教徒拓宽的。为了逃离旧大陆的宗教迫害，自由崇拜上帝，大批英国、荷兰、德国基督徒来到新大陆。印第安小径渐渐变成驮马道，又变成大篷车道。马匹和人离不开水源，道路和驿站便顺河谷进了山。河谷中的路不好走，要绕开崩落的巨石和倒树，弯来弯去如迷宫。如今，翻越阿巴拉契亚山的15号路是一条崭新的高速公路，大致沿河而行，但避开河谷上了山。于是，萨斯奎汉纳河以及古老的沿河村镇便隐没在路右的深谷密林中，看不见了。从山脚、山腰到山顶，景色为之一变，开阔壮丽。特别是深秋时节，层峦叠嶂，满目纯净透明的辉煌。不过就我而言，还是更喜欢那蓝色温柔的河。不知何故，总觉得是从心坎上流过，说不清的神往。

越过山脊，再往前就出了宾夕法尼亚州界，进入纽约上州。这就告别了15号路，向东一拐，经17号路、13号路到了一平家。那座锈迹斑斑爬满青藤的筒仓总是突然出现的，要马上减速左拐。13号路是条单车道双向路，但限速不低，55迈，实际上车流速度近70迈。这么高的车速，要拐进一条昏暗中的车道不易。初时往往错过，还得弯回来。后来就打开双闪灯，厚起脸皮压住后面的车，急打方向，拐上青石渣铺的车道，把跑了320英里的车泊在一平老房前。

有一次在山顶遇大雪，越下越大，雨刷都刷不动了。车辆减速行驶，但没有谁敢去路边停下，怕雪再大困在山上。紧赶慢赶，到一平家天已黑尽。我正从车里拿随身旅行包，一平迎过来道辛苦，说看见一辆车犹犹豫豫要拐弯，就出来看。我指指车顶的雪，笑吟：“绿蚁新醅酒，红泥小火炉。晚来天欲雪，能饮一杯无？”一平殷情接过我的旅行包，哈哈大笑，说你想喝什么酒？没有红泥小火炉，有一个旧货店淘来的铜火锅，烧木炭的。果然，长条餐桌上摆了个擦得铮亮的黄铜火锅，中国的，木炭烧旺了，火星乱蹿噼啪爆响。羊肉白菜宽粉、二锅头、几样下酒小菜。伊萨卡冬天长，有时就吃烤肉，像模像样的电烤盘也是逛旧货店淘来的。牛肉片先用酱汁腌好，用筷子夹进铸铁烤盘里滋滋地烤，撒上辣椒孜然。酒酣，两人便披上羽绒衣到有雕花柱头的廻廊下抽烟。一平是不抽烟的，跟我要一支香烟，是助兴。夜风寒冽，雪悉悉簌簌地下，越来越大，覆盖了远近山野，就成了一个宁静洁白的世界。头脑变得格外清澈，尘世的种种困扰随风而逝……

每次皆殷勤如是，就当不起了。一平却说，你来就是我们的节日。聊到午夜凌晨，第二日早餐后即返，一平总是挽留，说再呆两天吧，难得来一趟，头天300英里开过来，睡一觉再300英里开回去，叫人挺不落忍！我说比起古人骑驴走几个月去看朋友，实在不值一提。“故交在天末,心知复千里。”黄道周、徐霞客见一面，要骑驴两千里。那种友情，那种远别重逢的幸福感，不是我们这些开车的现代人能想象的。还有一个人，远征特洛伊后重返伊萨卡，在地中海上飘泊了整10年。一平哈哈大笑。

 

4

 

（2005年独立笔会诸友访伊萨卡 摄于康奈尔大学 左起：黄河清、周琳、巫一毛、陈迈平、一平、北明、郑义）

 

沿着萨斯奎汉纳河的长途往返中，我的“大河长篇”渐酝酿成熟了，如同美神阿佛洛狄忒从地中海浪花中冉冉升起。

初访伊萨卡，就和一平谈起心中萦绕了20年的黄河长篇。这些年写了许多别的文字，该回过头一了心愿了。一平说，不要再耽搁了，听你所谈的，一部杰作已酝酿成熟。由颂歌到挽歌，由生至死，非大彻大悟所不能。死亡、毁灭亦有美感。挽歌绝唱，那也是辉煌的收场。郑兄，该动手了！

王康也这么说。看了我的散文《海边的豪宅》，说独具慧眼，“实际埋下了一块石头，会生长成纪念碑的石头”，强烈建议我写一部“流亡”长篇，成为“中国的《神曲》”。这几句话令人一惊。我说：《神曲》乃神授，我一介凡人，担当不起的。何况人生易老，我已是秋后的蚂蚱，没有多少日子可蹦跶了。不过，现在是末法时代，是该刻石经的时候，再晚就来不及了。但还是想写黄河，写蓝花花。八十年代初，我骑自行车跑了晋陕峡谷二十余县，行程总计一万华里，写了大量笔记，逃亡时带在身边，又带着这些黄河故事偷渡香港，来到美国。青年时代的梦想，难以割弃啊。有次在95号高速上听《兰花花》、《三十里铺》，泪流满面，在路肩上停下来，放声痛哭一场。那些黄河与高原的传说，酸辛，难以割舍啊。王康鼓励说：一次具有世界意义的流亡。一部与这个时代、几代人的经历、四分之一人类的命运和希望相匹配的作品，总要由一个人来完成。拿出几年时间交卷。“黄河”永远在那儿，待你重新回到岸边再动笔，也许更好。请先把后来的、更鲜活的这二十年写起来。我相信，你的写作，注定了属于那种纪念碑式的写作，史诗般的雄心勃勃的写作。

后来，王康又出了个更“短平快”的主意：先写几十集电视连续剧，挣几锭银子，以纾困窘。内容写抗战时期由东向西的沿江大迁徙，题目可以叫“下江人”。——想来想去，还是感觉王康看走了眼，以为我跟他一样是文思如涌，倚马可待的文章快手。我写不快，又岁月逼人，没有那么多时间容我“先写后写再写”了。——我的力量仅够最后一搏。长考一番，决定放弃黄河，改写长江。妻子帮我下了决心。这也是我长兄多年来的劝告。内容从西迁扩展到完整的八年抗战，自1937年迁都重庆到1945年还都南京。既是抗战史，也是陪都史。一旦开始读史，开始生活在那些光榮而艱難的歲月中，重庆便如喜马拉雅高高隆起。我们的父辈——最辉煌的那一代人，尊称这座山巅之城为“中国的耶路撒冷”，圣地。

这是一部史诗。我将尽心尽力尽意地还重庆以光照千秋的崇高与庄严。

历时三年的集中阅读结束，该动笔了。我感觉自己站在长江之畔眺望重庆。我必须仰视，必须脱下脚上的鞋，双手掩面。因为那是我们父辈的燃烧的土地。那里是圣地。

愿我的石头生长成纪念碑。

 

5

 

有次在一平家，怎么就谈起了我们共同的朋友老于（诗人江河）。一平问起构思的情况，我说，读了三年资料，大致成形了。一片新天新地。还得谢谢你和王康，你们是我这部书的推手。一平谦和一笑，说主要是王康。他有历史感…… 我忽然想起数日前一通长电话，说还得算上一个老于，他也批准了，真是没想到……

你知道老于有点怪，不跟凡人来往，自闭。突然打来电话，说不常看电子信箱，刚见到你一封信，有几句话想跟你说。我问什么信？你说正在读资料，要写一部长篇史诗。我很忧虑，要给你泼点冷水。我问要泼什么冷水？尽管泼。于是老于开侃：首先，你写多卷本长篇是否考虑过读者？现在的读者，已经没有读完一部长篇的时间和兴趣了。其次，从文学史看，小说真正发达是由于报纸的兴起，尤其是副刊，许多名著都是连载而成，现在副刊完全萎缩。诗的情况更为黯淡，英国有三家专出诗集的出版社，现在全部关板，因为现代人已经不愿读韵文了。美国在世的最伟大作家菲利普·罗斯预言，小说还有25年历史……我打断他，说这一切与我无关。我不仅不在乎大陆出不出我书，不在乎读者看不看，甚至也不关心小说是否25年就寿终正寝。谈得兴起，我给他提到一部苏联中篇小说，题目忘了，但故事很震撼：一支勘探队找到石油却陷入绝境，断食断水。他们把食物和水集中起来交给最强健的人，希望能送出标示了油田坐标的地图。但最强健的人也没能走出荒漠，所有的人全死了。后来油田再次被发现，一座新城拔地而起。人们偶然发现一具干尸，怀中揣着那张地图。故事结局否定了他们为之献身的目标，后来油田开采与他们完全无关。那么，他们的献身有价值吗？——人类精神永存。价值不在于那张地图，而在于这种精神。我讲完了，电话那头没动静，半天老于激动地说了一句话：也就是泰坦尼克号沉没之前乐队的演奏。我继续讲下去，举例说古典作曲家如巴赫一族，主要是与神对话，后世才被重新认识。哪怕一个读者没有了，只要神在倾听，就够了。落到这种绝境，还要写，就真正成功了：因为敢献给神的，只有最美的。因为神是美的创造者。

一平说，老于的诗写得真好……

我说老于是个绝对的虚无主义者。何以见得？文革那阵儿老红卫兵抄家抢房，我家还剩一间10平方米小房，老于父母被赶下乡，在北京连立锥之地也没了，挤到我小房来住。两人都没钱，每天火烧白菜汤，算得上患难之交吧。刚20出头，我还没写“地下文学”，他也没开始写诗。没人知道老于的油画画得好，没事干，随手临摹雷诺阿的《包厢》，画得真好，过两天又随手擦根火柴烧了。玩世不恭。某日深夜，我和他在白塔寺到西四广济寺的大街上蹓跶，是个冬天，没车辆行人，就在街心走，西北风飕飕的。老于从太阳系、银河系、宇宙之浩瀚无涯、之偶然、之诞生毁灭谈起，最后归结于人生、文学之无意义。在他描绘出来的这幅巨大宇宙图景面前，我无言以对，绝望到了顶点。那天在电话上，我跟老于说，还记得40年前你我在阜内大街上那一番谈话吗？甭说25年后小说要灭亡，就是25年后太阳要熄灭，地球要毁灭，人类要绝种，我仍然要写的。老于最后说：老郑你是最好的状态，沉船之前乐队的演奏。——这句话从老于这个绝对的虚无主义者口中说出来，够份量了。他这句话是不是等于批准了？

一平感叹一句：唉，老于啊……

我问：你知道老于说的这位“最伟大的”加菲利普·罗斯吗？放下电话，我赶紧上网去查。孤陋寡闻呀！此兄获奖无数，几乎囊括了除诺贝尔奖之外的奖项。出生于新泽西州纽瓦克，犹太人，反上帝，反犹，被称为一个“自我仇恨的犹太人”。

一平说：纽瓦克不简单，还出了一个更伟大的金斯伯格，“垮掉的一代”精神领袖，写《嚎叫》那位…… 不知道老于还画油画，他的诗写得好。到老于的《从这里开始》，政治抒情诗就算写到头了，终结了。他继承了中国古代诗歌的气韵。可惜了，现在什么都不写，被流亡生活磨垮了吗？

我说，我看过他许多没发表的情诗，也极好。真挚、唯美、水晶般纯净。他在诗歌中表现出的希望、激情与思想深处的绝望虚无是两极，不知道怎么会凑在一个人身上。他跟你一样，也是读书种子，居然读完了普鲁斯特《忆逝水年华》全集。有人听说，大惊，说真正读完了《忆逝水年华》七大本的，中国作家中不会超过两人。王康在他满墙藏书前扫了一眼，说这是个可以对话的人。

一平说：老于都批准了。泰坦尼克号沉没之前的乐队演奏。

我说，这是一个祭坛，我只有把自己摆上去，最后要看上帝的心意了。如蒙恩典，请让我保持10年旺盛的写作精力。我总是牢牢记住耶稣的三句话，给我无限安慰：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我的恩典是够用的。

 

6

 

去伊萨卡的路走熟了，有时心血来潮，加满油开车就走。某次去看一平，想谈谈写作状态。使徒保罗的一个思想令人震动：“就我而论，世界已经钉在十字架上；就世界而论，我已经钉在十字架上。”——对我而言，世界已经死去；就世界而言，我已经死去。保罗谈的是斩断对俗世的迷恋，我发现这段话对我还有更多的意思。我并非生活在当下之美国，而是生活在遥远的空间与时间。我生活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中国，沉湎于大江、战争与精神之中——那些人物与故事，那些壮美山川、质朴民风，求仁知耻的时代精神。我曾经投入极大心力的民运、政论与生态写作，我极度焦虑的腐烂现实与自毁之国运，都渐次远离，转化为石经之镌刻。除与三五老友偶尔小聚，我开始拒绝一切会议、采访、应酬。这可见可触之世界，于我已经死去。对于人人热情投入的这世界，我已经死去。某次，某老友要我务必出席一个他组织的讨论会，因为我就这个议题曾写过一系列有独见的文章。我说闭门写作，不能去。他说如果把会议挪到你旁边的DC呢？我仍然坚拒：“就当我已经死了行不行！莫非地球不转了？”我或许进入了某种决绝的生命状态？我不能肯定。但保罗写圣经，必定进入了这种状态。我的神，请怜悯我。请赐我必要的孤独与岁月，我是您的一支笔、一截铅笔头。

一路小雨。进入宾州后雨住。萨斯奎汉纳与阿巴拉契亚秋意初起，浓绿中点缀了斑驳红黄。沿途皆半人高黄花，叫“北美一枝黄花”。拉丁文原意为“生命力旺盛”，翻译成英文是Goldenrod，“金杖”，再译成中文就成了“一枝黄花”。铺天盖地，一种艳丽狂野的黄。尽管森林还绿着，但河畔山腿流金溢彩，已是一个黄金的世界，一如壮丽的人生暮景，也是一首歌。

下了山，时雨时晴。到一平家时天刚黑，灯光里见屋里有人影活动。推门而入，一平正在做饭，看见我有些惊讶，随即给我介绍两位客人：帮忙干木工活儿的是史铁生朋友、邻居，我敬一礼。另一位是老友徐晓之兄，来美国看望儿子，我鞠一躬。世界真小。

晚饭吃西葫芦馅锅贴，喝尖庄白酒。有客人在，不便谈文学，只是谈论共同关心的世事，诸如六四凌晨亲历、刘晓波获诺贝尔和平奖、丁子霖夫妇继续遭受迫害等等。多年来，一平始终与“天安门母亲”群体保持密切联系，倾力相助，深得丁子霖信任。在一平的餐桌上，总的得到关于母亲们的最新消息。

越日晨，见客人们未起，一平在厨房熬红豆粥、煎荷包蛋，便抓紧时间在灶火边谈了一小会儿。

我谈了近来的写作状态，以及保罗关于他与世界俱死的思想。一平马上想起索尔仁尼琴，说他来美国后离群索居，在佛蒙特州一片松林里写《红轮》。回国后发表言论遭人讥笑，说他是世外之人，严重脱离时代。我说王夫之有一幅自拟联：“六经责我开生面，七尺从天乞活埋”，下联费解，后世争议很大。其实跟保罗一个意思，“乞活埋”——与当今俗世是死亡关系。古圣先贤都是相通的。……不过，这种“活埋”很不容易，自己埋自己，要有一个过程。

一平说：可不是，人的一生只能做很少的事情。传统中国的隐居也是这个意思。在波兰，我发现文明如枝叶花果，这是可视的色彩缤纷的。文明的树干是教士阶层，隐在枝叶花果后面看不见。文艺复兴批评天主教禁欲，其实天主教僧侣禁欲主义是有道理的。他们传递文明，重任在肩。阻止生命中某些方面，才能在另一方面发展。修道院是什么意思？就是把这种价值观走到极端，来示范俗世。你现在的状态不止是一种写作状态，更是一种生命状态，是对于使命的确认。

楼上有了动静，两位客人起床了。一平忙着拿碗盛熬得稠稠的红豆粥，我赶紧谈了最后几句话：老于对我的“死亡状态”极之赞赏，说卡夫卡说过：希望是有的，但不是在我们的××…… 最后两个字我没听清，问“但不是在我们的时代”？你猜老于怎么说？——“不是在我们的世界”——绝望到了极点。老于还说，有人问卡夫卡，为何不打开窗户看看外面的现实？卡夫卡说：窗户太高了，我够不着。还说起贝多芬晚年的耳聋。老于放电话前还说了一句狠话，说他绝不低头求当局开恩，让他回中国养老。日子过得再艰难，做人要有底线，要有操守，要自律，要做点绝事，至少可以得到一个形而上的胜利……

时间虽短，20分钟，想说的话都说了。早餐后启程回维州，一平夫妇送我到车边。抓紧时间又说了一句：吴经熊，民国著名法学家，抗战时受蒋公之请用文言翻译了《新约》。他有段话把问题讲透了。大致的意思是：他知名度很高，甚至被誉为“吴青天”，他感到惶惑，因为一个真正杰出的人物是不会这样声名大噪的，起码在生前。他说，我得到太多的《旧约》式降福，而我渴望的是《新约》式的降福——苦难式的祝福。他天天翻译《圣经》，听清了神的启示：颠沛流离，贫贱寒微，无名无利无权无势，正是神的最高恩典。

从13号乡村公路转上17号路再转上15号路，爬上阿巴拉契亚山脉。车行群山间，心境如秋雨之后的明朗。很快进入宾夕法尼亚，在归途中第一个休息站停车小憩。这是宾州的迎宾站，怀古式建筑，看似朴拙，实则不惜工本。尖屋顶，石墙红瓦，梁柱裸露，皆未刨削之大木。这种做法，是要花大价钱的。走进大厅，则是豪华装修、水磨石地面，另一派现代豪华。大厅左侧是一个不算小的书店，摆满有关宾夕法尼亚地理历史的书籍和小册子，免费自取。天寒地冻的时候，我会在这里找一处舒适的地方补写昨天日记，然后从后门出去走走。整个迎宾站建在悬崖边，十数米外即是百米断崖，崖边有粗木栏杆，其下是蓝色宁静的泰奥加（Tioga）水库。栏杆上有一块牌子，上书“Smile, You in Pennsylvania!”是的，看见这牌子我真的微笑了。沿铺了红色石渣的步道走走，点一支香烟，看看雄伟山河，心里也是一片灿烂阳光。今日秋色明媚，就找一张野餐桌坐下，补写日记。

一阵秋风从悬崖下升起，摇曳着崖边茂盛的北美黄花，带来宁静……

 

7

（在一平家车库前 左起王康、郑义、北明、一平）

一个暮春日子，忽心血来潮，想去伊萨卡和一平说说话。

北明说，反正要一起开车去密西西比河，从中游一直到出海口，说话的时间多得很，何必？我执意要去，一个人也去。

为什么总想去遥远的伊萨卡？

你太忙碌，太烦乱，亲爱的。

王康也忙碌，大半心思在政局。

我的生命已走向通往彼岸的渡口，隔河便是那个纯美永恒的世界。一平恰似河边一位行吟诗人，聆听者、交谈者、叹息者。

就这么简单。

 

终于三人同行，到伊萨卡凑齐了“四人帮”。

那晚的话题很多。其一是油画《夏洛特的女子》和《戈黛瓦夫人》的启示：美是上帝的礼物或借物，是献祭。而我最想谈的是高迪，那位巴塞罗那“神圣家族大教堂”的总建筑师。前一阵，已经在电话里跟一平谈过。偶然拿起一本小说《高迪密码》，打开扉页，如受雷击。

我拿出事先打印好的扉页提要，分发给各位：

 

安东尼奥·高迪

安东尼奥·高迪生于1852年6月25日，许多人视高迪为20世纪初期席捲欧洲的“哥特式復古运动”之父，此风潮至今仍影响当代各种派别的艺术工作者。

身为虔诚的天主教徒，高迪摈弃世俗邀约，毕生奉献天主教工作，全心投入世上最伟大的建筑经典之一“圣家堂”的修建工程。

1926年6月7日，高迪在巴塞罗那被一辆不明电车撞倒，由于当时他衣衫褴褛身无分文，许多计程车司机都不愿将他送到医院救治，怕他付不起车钱。最后他终于被送到一所专门收治贫民的医院，那里没有人认出这位艺术家的身份，直到第二天他的朋友才在那里找到他。当他们企图将他转到一所较有规模的医院时，高迪拒绝了，据说他当时表示：“我就是属于贫民阶级的人。”

三天之后，也就是1926年6月10日，高迪不幸过世，巴塞罗那人悲痛万分，人们将他葬在圣家堂内。由于高迪从未使用蓝图建造他的经典建筑，一切全运用他独特鲜明的想像力，他的直觉全由上帝赋予，因此他的同侪无法完成圣家堂的修筑工程。也因为如此，高迪被世人喻为“上帝的建筑师”。

 

——各位，请注意最后一个自然段这句话：“高迪从未使用蓝图建造他的经典建筑”。正是这句话使我感到震撼。

三位知音关切地看着我，等待我接着往下讲。北明端起酒杯，激动地举起，向我示意，然后一饮而尽。

我继续说下去：

很难表达对这段文字、这句话的感受。有如天启。10年前，从写《红刨子》开始，不知何故，忽然放弃了过去写提纲的习惯，提笔就写。也就是从那时开始，文风大变，连续写出十来篇“不像是自己写的”散文。我知道我已进入某种境界。现在手头这部史诗长篇，仍然是这种写法，不拟提纲，几年下来体会良多。从技术角度看，至少是构思时间无限延长了。写提纲、构思，就算花上一年，也仅仅是一年。现在没有提纲，边想边写，不仅要时时照顾笔下正写的章节，还须不断调整总体框架。这样算下来，花在“蓝图”上的时间几乎是无限延长了，贯穿了整个写作。凭直觉写，意想不到的人物、场景和意义渐次浮现。

建筑这样一座大教堂，居然没有蓝图！高迪说，他的大教堂如同森林一样向上生长。神圣家族大教堂始建于1882年，高迪次年接手，建了40多年，完成了四分之一。继任的建筑师找不到图纸，只能依照高迪风格揣测总体构思，继续建造，至今尚未完工。据说预订于2026年也就是高迪逝世100周年完成主体建筑，也就是说，一个半世纪的宏大工程是边建边构思的，是自己生长出来的。我突然发现自己并不孤独：近一个半世纪之前，高迪就这么干了。高迪给了我激励与安慰。

高迪靠的是什么？他的信心从何而来？

——他是个虔诚基督徒，必然深知自己之有限。一介凡人，如何能僭越神圣家族，以自己有限的智慧来预先规划蓝图？他要让耶稣、圣母玛丽亚和使徒们的圣殿自己生长。是无所作为吗？不，是放下、放松，倾听神的启示，把自己从知识、理性、技巧中解放出来，从而获得真正的创造的自由。

还有一个并非次要的自由——人自身的自由或创作主体的自由。在接手圣家堂大约10年后，高迪不再接受其他的工程委托。他当时已经是非常出名的建筑师，设计一个小建筑就会有不菲收入。他搬进工地上一个小房间，和石匠、铸铁匠、木匠一起吃饭，过最简朴的生活。上帝用贫困这张最华贵的浴巾洗净了他的灵魂，他感恩了，守住了，活得越来越纯净，越来越谦卑。几十年下来，他还是当初接手圣家堂时那个原来的高迪吗？又因为不画蓝图，圣家堂也有幸没有受到那个原来高迪的人格限制。车祸受伤后，拒绝转院，说自己属于贫民阶级。他死得安详。他早知道自己不能进入应许之地。

解释一下：圣家堂是一座“赎罪教堂”，不接受政府及财团资助，只接受有赎罪之心的小额捐款，因此被称为“穷苦人的圣殿”。高迪无愧，守住了贫贱。我很感动，希望能像他那样生，也像他那样死。这不仅是高迪的故事，也是圣家堂的故事。最后建成的圣家堂，一定是自然生长成熟的构思：一座辉煌无比的属于穷苦人的圣殿。

最后一个问题：高迪有引路人吗？——上帝。上帝创世就没有蓝图。或者高迪根本就没想过这个问题，只是一步步追随他的圣灵。

我戛然而止，泪眼婆娑。

长久的沉默。

北明说：我明白了，为什么你急着来伊萨卡？憋死了！一个人，拳头大颗心，怎么能装下这种致命的激情！你常说，每晨每日每夜，都感觉心灵在燃烧！

王康说：你已经不是几年前我建议你写《下江人》时的那个你了。中国应该有一部配得上她苦难的宏大史诗，这是我对你的期待。举杯，举杯吧，敬高迪！敬孤独而自由的创造！干杯！

一平说：可不是吗，要创作一部恢宏史诗，压力无疑是巨大的。郑兄需要放松，解放自己。既然你每日祷告“圣灵引领”，就要放下、放松、倾听。郑兄做人做事，包括写作，都要求极高，尽善尽美。诚然好，但是否造成一种紧张，从而束缚我们的想象力和创造力。要放松、解放，释放内在的充沛审美感与精神力量。要靠内力，放弃一切外在之物，包括朋友们的期待，还有名著的成例、规范等等。官知止而神欲行，你感觉上能通过的，就是好。你的阅历、经验、境界、美感、精神，乃至写作历程都足够丰盛了。

我说：我还有年龄的压力，动手太晚了。傻大胆儿，没想到这部书是这么大的一个工程。我每天祷告，请求上苍给我必要的岁月。写完了嘎嘣儿就死，也是莫大福分。还是高迪，他最透彻。他深知生命有限，而圣家堂工程空前浩大。他说他不是第一任，也不是最后一任，他到不了应许之地。看到高迪这句话，我也释然了。

北明欠身站起，给每人酒杯里斟满威士忌，说今晚要一醉方休。郑义进窄门了。除了上帝，谁是无限永生的呢？日拱一卒而已。谁像高迪那样投入圣殿的建造，不需要完成，就获得了永生。

 

8

 

随着这些遥远的交谈，我的长江史诗奔流起来，一滩又一滩，进入气象万千的中游。每完成一章，总要往伊萨卡跑一趟，与一平分享创造的喜悦，也算给自己放两天假。有时与妻同行，我开车，她诵读打印出来的新章节。于是，老红车便载我们回到了发散着柴油味儿的大江码头、泥泞中艰难的行军、人声喧嚷的乡镇集市、炮声、歌声、风雨声…… 有时她会停下来，叹息说写得真好。我会说确实写得好，不像是我写的…… 还记得有回车上读茨威格…… 这种夫妻同行，人生难得的珍贵时光。

叫上王康三人谐行也好。他是文学史、思想史专家，眼界开阔，常有睿智锋利之语。只是身体欠佳，常在后座打盹儿。到河边稍息时，就活过来，赤脚走进河水，全身心融入那蓝河。

我一人独行也很好，或许……最好。有时在车上构思，真是奇妙，文思泉涌，平日在电脑前意想不到的各种情节、人物、结构，都随车风扑面而来。所谓灵感，也就如此了罢？不知该作何解释，或许是因为放松，完全的放松。还有就是听音乐。车太老了，1999年的，音响设备太“落后”，但我有许多盒带。我听的是音乐，而并非音质、乐队。

常听《巴比伦河》，一遍又一遍，热泪长流。有一次驶离公路，在河畔停下来。水泥坡道静静地延伸到河水深处。没有船下水，也没有船上岸，静静地阒无一人。我坐在一棵老梧桐粗壮扭结的树根上，点上一支烟，凝视萨斯奎汉纳温柔的河水。

那欢快而悲伤的旋律一直在心中萦绕。

 

来到巴比伦河边，

我们坐在你身旁。

当我们想起了家乡，

我们哭泣又悲伤……

 

歌词缘自《圣经·诗篇》第137篇，写的是被掳掠到巴比伦的以色列人的思乡之情：

 

我们曾在巴比伦的河边坐下，一追想锡安就哭了。

我们把琴挂在那里的柳树上。

因为在那里，掳掠我们的要我们唱歌，抢夺我们的要我们作乐，说：“给我们唱一首锡安歌吧！”

我们怎能在外邦唱耶和华的歌呢？

 

我坐在萨斯奎汉纳河边，微笑着泪流满面。

主啊，请允许我把琴从柳树上摘下。我要唱一曲圣城重庆之歌。未张口，喉咙便哽住了。我抱着琴，我是您的歌者。请允许我用您宝座下流出的生命河水洗净污秽，使我的歌变得谦卑柔软！

 

还有福斯特——美国音乐之父。

不能听福斯特。铁石心肠也要被揉碎。

沿着萨斯奎汉纳河向北行驶，一遍遍听福斯特的《史瓦尼河》（即《故乡的亲人》），世俗生活中那道冷漠的感情之闸瞬时打开，泪水缓缓流下。

 

我的故乡在斯瓦尼河畔，多么遥远。

那里有我最亲爱的人，我心里常想念。

我独自走遍整个世界，哀痛无限。

…………

我生死都要回到故乡，回到母亲身旁。

满目凄凉前途茫茫，到处去流浪。

我如今远远离开故乡，心中是多么悲伤。

 

我不能理解，为何福斯特能直抵心底？

我去问一平：《巴比伦河》、《史瓦尼河》。这些泪水，这些不愿与外人道的情感只能向他倾吐。为何泪水越流越多，说不清是脆弱还是坚强？

一平只是同情地看着我，默不作声。

《史瓦尼河》为什么是先谱曲，然后再填词？是因为纯音乐、情感审美优先吗？怀念故乡，为什么从地图上随便挑了一条远在弗罗里达的斯瓦尼河，而不是故乡的河？是因为“斯瓦尼”音韵优美吗？

还有《我的老肯塔基故乡》。你一定要反复听。福斯特极美、极温柔。即便写“不幸的命运来拜访”，写蓄奴制的南方生活，也极其柔美。不是哭泣，而是“不要哭泣”，至少今天不要哭泣。不是强作欢颜，是发自内心对生活的理解。他所看见的，不光有奴隶的痛苦，还有他们的欢乐；不光有政治黑暗，还有大自然的光明；不光有冷酷不义，还有温暖与希望。诗可以怨，但“不以诗怨”则进入另一种境界。

福斯特在世时已经名满全美。写了200多首歌，不少成为传世之作，如《苏珊娜》、《斯瓦尼河》、《我的老肯塔基故乡》、《老黑奴》等等。然后，37岁就死了，贫病交迫。什么叫天才？什么叫天才的命运？不像咱这号人，死皮赖脸一直活。他死时兜儿里仅有37美分又3便士。还有一张纸条，写着“亲爱的朋友和温柔的心”，想必是未完成的构思。——福斯特给我的感动是他的柔软。你知道，我们已经被训练成铁石心肠，难以改变。我曾说，一块白布，泡进墨汁，就算闪电般捞起来洗，洗烂也变不回白布了。王康极睿智，说灰布也许更好。我承认他更深刻，但是我这块灰布能洗得像福斯特那样柔软吗？

一个人开长途的时候，常听的还有德沃夏克的《自新世界》、斯美塔那的《我的祖国》。这两支大曲子也是极柔美的，不像瓦格纳那样花哨，坚硬，有侵略性。斯美塔那也曾流亡，《我的祖国》是他的告别之作，向祖国告别，写完就死了。写这部交响诗时已重病在身，而且失聪，跟贝多芬写《第九交响曲》一样样。不知道上帝是什么意思，是给他们关闭一扇门又打开一扇门吗？

我的这部史诗长篇，能写得像他们那样柔美吗？也是告别之作吗？

一平温和地看着我，泪光隐约：愿感动了他们的神加倍感动你。

 

9

 

一平总是说，你来就是我们的节日。若我们夫妻同行，则更是欢喜，说北明养家糊口忙，能来就是节日。若王康也同行，那就更是节日了。一个夏末秋初的日子，我们一行三人去伊萨卡。门锁着，没人。王康在一平家小住过，知他家后门向来不锁，就绕到后院推门而入。屋里没有烟火气，往常这个时候，一平夫妇早就铺上桌布摆上餐具，在炒最后几个菜了。北明反应过来，说她没打好招呼，只说打算中秋节去，没说具体哪天。动身时发过一电邮,可能他们已经出门。手机无人接听，多半是在刚买的旧房里卖苦力。就自己动手烧水泡茶，坐下来死等。迟暮时分，一平夫妇开着那辆车身锈穿了的二手皮卡回来，看见王康也来了，高兴得手足无措。幸好我们来时穿城而过，在一家川菜馆买了几个菜，一切现成，便落座喝酒。

酒过三巡，不知怎么就扯到了伊萨卡。可能是因为王康，他出来得晚，对伊萨卡知之不详。一平作简略介绍：在纽约州，伊萨卡是一个小地名，在文学史上，却是一个光芒四射的大地名。其得名于荷马史诗《奥德赛》——特洛伊战争结束后，奥德修斯穿越地中海，历尽艰险返回故乡——他的故乡就是伊萨卡。这附近有许多荷马史诗地名，如伊萨卡、尤蒂卡、希腊、伊利昂、罗马等等。看来，旧大陆的土地城邦不可携来，早期移民便携来自己的史诗。想一想，挺感人的。时光流逝，意义扩展，伊萨卡就成了“遥远故乡”的代名词。

我补充道，翻越阿巴拉契亚山口，来来去去总看见一个小地名Troy，反应过来是特洛伊。这附近还有一个小村子，居然就叫“荷马”！既然说起来，又问一平是否知道伊萨卡曾有一可怕恶名——索多玛，即圣经中被上帝用硫磺火毁灭了的那座罪恶之城。一平愕然。我解释，因常来伊萨卡，有了感情，总想了解更多，在网上乱转，发现了这段被遗忘或者被掩盖的历史——

200多年前，比一平这座维多利亚老房稍早，伊萨卡建镇。当时卡尤加湖是一条重要的商业水道，湖最南端的伊萨卡便成了货物集散中心。很多船工、赶牲口的、木匠铁匠桶匠车轮匠纷纷到此谋生。小镇迅速兴旺，建起小旅栈、小酒馆、小商店、磨坊、制革作坊，还有了一个小邮局。可能还有妓院，资料语焉不详。商业发展带来道德沦丧，很快就得了恶名“索多玛”。历史上没详细说明，暗示是淫乱，而且是同性恋。圣经中“索多玛”即指同性恋。这时候从远处来了一位牧师，记不住名字了，好像叫威廉，或者是约翰。最初的教会有二十来人，被孤立敌视。不愿受上帝管束的人们拆毁了教会所借用的小学教室，牧师和信众便转移到一谷仓。暴民们追过去，把正做礼拜的牧师和基督徒关在谷仓里，钉死了大门。后来只能分散行动，避人耳目，一家接一家搞起家庭教会。终于，数年后伊萨卡改变恶习，去掉了“索多玛”恶名。

一平说，看看，我们来伊萨卡多年，竟然不知道还有这么一段历史。道德法律的神圣源头就是旧约十诫。基督教确实有超越性，引导人追寻上帝、彼岸。

我说，这是《五月花号公约》的一个反面例证。美国先民踏上新大陆，首先要在上帝面前庄严立约，首先要建立教会，否则就走向索多玛。

王康有不同见解，认为中国传统文化不谈信仰。台北中正纪念堂上刻有“伦理、科学、民主”三词，伦理为首，显见是儒家文化，不谈信仰。我说蒋公在抗战后期开始广播讲道，核心就是信仰。北明怀疑那三个词是后人片面的归纳。随后，激烈的争论在王康与一平之间爆发。王康口才一流，谈锋犀利。一平向来言语温和，但表达思想时也绝不口呐。

气氛热烈起来。

一平其实也是理性主义宗教观。他漏出一句“人将自身的生存经验和规范托付给神”，这就近似于“人创造了神”。——虚拟一位神，再以神的名义来自我规范。

北明反对无神论，但认为佛教也很有说服力，弄不懂人死后要去上帝的天国，还是释迦摩尼的西天。

不想去奥林匹斯山就好，我说：所谓信仰，就是个人和上帝的真实关系，其前提是上帝要真实。在这一点上，基督徒和文化基督徒有重大差别。基督徒把召唤以色列人出埃及并向摩西面授十诫的上帝视为历史的真实，同样，也把自称为上帝之子并被钉死在十字架又三日复活的耶稣视为历史的真实。而文化基督徒则把上帝、耶稣、圣经视为人生智慧、伦理道德、社会指南。加之事实也证明，基督教是好的：凡基督教国家皆自由繁荣，等等。这些文化性阐释，其实还是人本主义，尚未进入信仰的层次。

王康反应激烈，承认基督教对终极真理的追求是好的，但是，这种对上帝的信仰既产生了基督教与无数圣徒式人物，也产生了纳粹与共产极权两大暴政。多神教有局限，一神教也有它的另一面。要分析，不可一概而论。又争论了几句，王康最后说，你未能说服我。

我咽下嘴边一句话：“虚无主义者否定上帝、精神、心灵、规范和最高价值。”这是俄国思想家别尔嘉耶夫的名言，而别氏正是王康最为推重的。不能再说了，否则便显得咄咄逼人，自以为义了。这不是一个可以辩论的问题：信仰是非理性或超理性，是体悟，不是实证和逻辑。争论到现在，四人各持一端，成了人自为战。于是，做了个暂停的手势。几个人都笑了。王康脸色不太好，可能“文化基督徒”一词使他反感。我歉然一笑，就此打住。（后来陈奎德解释，王康刚在他主编的《纵览中国》上发文痛斥“文化基督徒”代表人物刘小枫，称其沦落到认毛为父，已不能用人格分裂甚或无耻之尤来形容了。你说他是文化基督徒，自然反应激烈。）

我提议每人酒杯满上伏特加，频频举杯向普希金、莱蒙托夫、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茨维塔耶娃、阿赫玛托娃、索尔仁尼琴致敬，向古典文学的伟大顶峰——俄罗斯文学致敬。

 

第二天，一平安排去卡尤加湖划船，然后去湖畔葡萄园喝酒。

一平家离卡尤加湖不远，从山腰下去，很快就看见蓝色的湖泊。一平介绍，这个湖很有名，是五指湖“中指”，伊萨卡城就在湖的最南端。此湖又窄又长，宽不过两公里，南北延伸却有64公里。其长度和水深，跟它西边的“食指”塞内卡湖有一比，并列第一吧。塞内卡湖比卡尤加湖还要深一点，188米，是美军声纳系统测试场。北明问，这么窄怎么会这么深？一平说是若干万年前冰川侵蚀形成。王康问，“卡尤加”是什么意思？——是当地印第安部族的名字，意思是“在沼泽中划独木舟的人”。——最初到达的欧洲人就把人家的部落名当作了湖泊名。

一平去租来两条独木舟式划艇，快乐与灾难便接踵而至。先划得高兴，北明用小摄像机东拍西拍。却不料刮来一阵大风，浪随风至，轻而易举把小划艇掀翻。这种平底船太轻，人坐上去后重心太高。所幸水不深，仅及腰。北明敏捷，瞬间把小摄像机高举过头，但两人衣衫尽湿，狼狈如落汤鸡。王康一平幸灾乐祸，哈哈大笑。我问，不是有一百多米深吗？又是一阵笑声。又几层浪涌来，他们也翻落水中。爬上岸，我在一块太阳烤热的青石上晒烟，一支支摆开。王康水淋淋走过来，笑吟：何谓乐极生悲？此之谓也！风来浪覆舟，能抽一支无？我两手一摊，说都在这儿了，无一幸免。

水不冷，湿衣衫也不太难受。便还了船，趁兴开车去喝酒。沿湖皆葡萄园，数十上百之多。一平带我们去了“饥渴的猫头鹰”，说那里景色开阔。果然，连片的葡萄树一直长到湖边。坐露天餐桌上，蓝天白云湖风、一衣带碧水，实在令人心旷神怡。一平去买了几样红白酒，自然是葡萄园自己酿造的，盛在大高脚玻璃杯里，晃一晃，香气扑鼻。

衣服差不多干了，但看得出落水的狼狈。邻桌一八十老者朝我们友好一笑，雪发在微风中飞舞。气度不凡，说不定也是诗人、作家。

香烟已半干，王康、一平跟我要了烟，深吸一口，胜似活神仙。一平见景生情，念叨了奥登《悼念叶芝》中名句：“诗歌把诅咒变为葡萄园”。这是他挂在嘴边的座右铭。因了这句诗，伊萨卡的葡萄园除了美酒还有了更深一点意思。我接着他话说，看来看去，还是穆旦的译文好——“靠耕耘一片诗田/把诅咒变为葡萄园”。一平说：这是他晚年翻译的。中国现代诗人中最杰出的一位。可惜被整死得太早。我说，等写到入缅远征军的时候，我会引用穆旦的《祭歌》。写得真好！……只记得一句了:“没有人知道历史曾在此走过/留下了英灵化入树干而滋生”。抗战中入缅作战时，他是中校翻译官，野人山死亡行军的幸存者。北明在手机上迅速找到这首长诗，诵读了最后几句：

 

在阴暗的树下，在急流的水边，

逝去的六月和七月，在无人的山间，

你们的身体还挣扎着想要回返，

而无名的野花已在头上开满。

…………

静静的，在那被遗忘的山坡上，

还下着密雨，还吹着细风，

没有人知道历史曾在此走过，

留下了英灵化入树干而滋生。

 

 

喝完一瓶酒，情绪稍缓解，就谈论起北明的近作《莱比锡的烛光》。这是一篇大散文，从尼古拉教堂的“周一祈祷”写到柏林墙之倒塌。主角是东德莱比锡尼古拉教堂的本堂牧师弗瑞尔，北明特意写了一句题献：“献给：克里斯蒂安•弗瑞尔牧师”。这位虔诚的牧师不惧当局镇压，把“周一祈祷”延展为“周一游行”。在军警的刺刀枪口下，成千上万的莱比锡人举着蜡烛默默绕城一周，坚持7年，最后全城卷入，军人扔下了手中的枪。某党魁叹息：“我们做好了准备对付一切，除了烛光和祈祷。”德共的统治意志被摧垮，柏林墙轰然倒塌。

一平评价：优美、平和、极富诗意，闪烁理想之光。跟你过去写《悲歌交响曲》文风一致，文以载道，但高贵、沉着而柔美。继而我发表意见：多次听小明谈起，细读之下，仍然感动。内在饱满，细节好，都是珍珠，常叫我眼前一亮。文体独特，如果下狠心删，向散文靠靠，可能更清爽透明单纯。一平不赞成，说如果史实无出入，就不必修改了。文以气胜，改来改去，会损气。

王康评论：叙述波澜起伏，准确而细腻，文字华美而醇厚。感叹号多了点。在历史巨变中挖掘人性，在人性中发现神性，是中国文字的新突破。可喜可贺。最令人惊异的是，教堂、牧师、烛火，即使在西方，已逐渐从现实生活中退出，但在东德却是决定性的力量。结束东德政权的，是传统精神，宗教力量。中国反对派从来没有依靠传统道德精神，总在陈述一种目标：我们要取而代之。

这些意见，几天前在电邮讨论中已大致谈到。再谈起，是因了主人一平的一句话：要专门为这篇文章庆贺。是北明写作的一个里程碑，并预示了未来的重要作品。北明致谢，说有了你们的再次肯定，又可以高兴一整天了。随后介绍了创作过程，特别谈到一个矛盾：追求纯粹的文学性，但无法摆脱政治性、资料性的局限。这可能是时代的局限，哪里有纯而又纯的文学性呢？奥斯维辛之后，即或有诗，也不像以前了。把莱比锡教会的非功利主义的行为，与八九六四对比起来写，其实有功利心：希望提请国人注意信仰的社会功用。我有些不安，但无法抑制这种冲动。

我鼓励她就这样写下去。从“纯粹的”散文角度来看，我的那些散文其实也离经叛道。我收回意见，还是一平说的对，不必改了。再改也比不上写后花园的散文清爽纯净。

王康沉浸在落日晚照中，自语道：人的一生，早晨是美好的，黄昏也可以活得辉煌。

 

一平盛情挽留，又勾留一日。上午，带我们去遊览一峡谷小溪，一万多年前流水切割而成。峡谷深数十至百米，曲流通幽，还有几处水帘路。景色绝佳，却遊人稀少。若在中国，会是一著名景区。伊萨卡以泉、瀑著称，诗人冰心曾在此留学，在散文中写道：“绮色佳真美！美处在深幽。喻人如隐士，喻季候如秋，喻花如菊。与泉相近，是生平第一次，新颖得很！林中行来，处处傍深涧。睡梦里也听着泉声！”

一平辛苦，趁我们午休做了西葫芦馅锅贴。王康炒了宜宾燃面。饭后，一平请北明朗读了《莱比锡的烛光》后部。尾声是华彩篇章：

 

柏林墙坍塌两周前，来自各地的莱比锡“周一游行”者曾打出过一幅醒目的标语：“英雄城市”，表达他们对这座城市的赞美。

柏林墙倒塌几周后，人们在这座英雄城市里发现一幅垂挂的巨型标语，上面的几个大字夺人眼目：“教会，我们感谢你！”

……每年10月9日前后的那个周一，德国及世界各地人们汇聚莱比锡，庆祝东德回归自由世界。入夜，莱比锡最高建筑上“89”两个字居高临下，点亮整座城市，礼花飞上天空。周一游行的那条环城路上，人头攒动，彩旗飘飞。早已积淀为人类欢乐情感模式的贝多芬第九交响乐终曲《欢乐颂》，被赋予了当代意义，响彻那片灯火之海……

弗瑞尔牧师这位与上帝签约的人、莱比锡心脏守护人、八年以恆的燃烛人、和平祈祷领衔人、走上街头的上帝的信使，被尊为“最优秀的牧羊人”、“和平革命之父”。“他的勇气改变了一个国家”。……弗瑞尔牧师于天道隳废时代闻道敲钟，在暴戾当头时刻秉烛立世，证明他是当代的摩西，是现实困境中文明的脊梁。大浪淘沙，百年以后，他将与以上帝的尊严抵抗极权的同道与先辈一起载入史册——不仅是因为他的胜利，更因为他不计成败的持守。

 

稀落却真诚的掌声。

——这是一个仪式：失去了祖国与读者的流亡者相濡以沫，庆贺他们孤绝的写作。

 

10

 

一个春风骀荡的日子，去伊萨卡看一平。一行四人，除我夫妇还有郎郎和王康。我的老红车沿着因春汛而稍显浑黄的萨斯奎汉纳河北行，不时在河畔停下，看河。爬上阿巴拉契亚山也停了两次，看春花满山。一平周琳夫妇见郎郎到，欢喜得说不出话来。晚餐一如既往的丰盛。我看住郎郎，不断提醒他吃慢点，悠着点，别几口吃完，然后坐边儿上看我们吃，扫兴。监狱里养成的习惯，就终生难改吗？就这样，有我在边上看着，还是吃得极快。而且吃相文雅，不动声色，一眨眼便完事。然后就假装吃，动一动筷子，讲讲笑话，侃大陆文学圈那些事。有郎郎在，永远笑声连连。史诗级别的苦难，未能磨损他开朗乐观的天性，永远那么优雅幽默。

翌日清晨，我和一平出去散步。同行者们还在梦乡，我写长篇，跑的是马拉松，养成了早起习惯。在“新野”镇口，一平带我沿一条岔出来的石渣路下到一块洼地，那里有一栋破旧老房，周围摆满了开拓时期的大篷车、犁铧、锄镐、铁炉等物。一平介绍这是他们小镇的旧货店。他知道我在蒐集各种旧式木工刨，说进去看看，没准儿能碰上一把红刨子。我看中一把红橡木做的裁口刨，沉甸甸的，拂去尘土，现出暗红色的木质和粗旷的棕眼。年老的白人店主见两人争着掏钱，会心一笑，狮子大开口：30。一平讨价15，最后20美元成交。走出门，我说又不是文物，被宰了，最多十来个美元。一平说，我就想给你买几把红刨子。一平是温暖的。

顺石渣路爬上小坡，一平问，回家还是往前走？

继续往镇子里走吧。说起了《红刨子》。你知道，这篇散文是我动笔写这部长篇之前的热身之作。你和老康都有极高的评价，增强了我信心。网上有两条跟帖很叫我感动，其实就是两句话。一句是：“那浓浓的宗教情怀就是神徜徉的后院。”一句是：“你们没发现，文中满怀喜悦。”——多好的读者！知音啊！流亡充满苦难，这是从世俗生活而言。苦难充满喜悦，这是从灵魂生活而言。神到我的后院徜徉或我到神的后院徜徉，这是何等的恩宠与祝福。……李锐也有一句话……你知道李锐吧，我们山西作家，好友，八九后失散了，多年前来美国跟我见过一面，抱头痛哭。诺贝尔奖热门候选人。马悦然很欣赏他，说他写得非常好，有点俄国作家的大气。李锐看到了《红刨子》，只说了一句话：“别再写那些虚构作品了。”我有点伤心。叫我别再写小说了，是说我的艺术创造力已经衰竭了？

一平只是走，默不作声。

你知道刘燕子吧，那位在日本主办文学季刊《蓝》的湖南妹子？我常说“我是神的铅笔头”，发明权是她。她的一本散文集就叫《你也是神的一支铅笔》。我这支铅笔削几十年，只能叫铅笔头了。几年前她和她先生回国，见了不少人，只要提起郑义，都说回国吧。久居国外，不了解中国变化，写作源泉就枯竭了。还有人说：刘再复回来了，北岛回来了，黄翔夫妇也回来过了，又能发作品出书，日子也不错，郑义又何苦？不要当圣人了吧！燕子夫妇极愤慨，说郑义的坚持是有意义的，是中国的脊梁。回到旅馆，大哭一场。我跟燕子说，我哪里是脊梁？林昭、张志新、遇罗克才是脊梁，我不过是仰慕者、追随者。我没跟她说的是，谁回去我都可以体谅，何况许多人有人质在人家手里，惟有我回去是不可宥恕的。不敢忘却89年的血。那应该是我流而没流的血。那些年轻的先死者，我不能向凶手们“认罪”，从背后再捅他们一刀。

还有一位在大陆的学弟，博客名为“龙城碎月”，也持类似判断，说我在海外用近似疯狂的热情忧国忧民，像一头荒原狼一般，以自己声嘶力竭，乃至歇斯底里的呐喊，呼吁人性回归，面向全人类的苦难，把矛头指向黑色的太阳。结果如何？作为小说家意义上的郑义从此在文坛消失。——在大陆故交同行眼里，我早就“出局”了。

唉，一平叹息道，你不说，还真不知道有这么多议论。没流亡过的人，很难理解。现在海外发文章、出书都难了，共产党大量收买出版社、网站——对咱们要斩尽杀绝。

我苦笑道：有人转给我一篇在大陆发的文章，说似乎气候好转，你的名字可以见报了。我想了想，跟他说这是漏网：年轻一代的编辑、主编已经不知道这个“郑义”是谁了。不过，跟在大陆逃亡那三年相比还算好，那阵儿隐名埋姓，连名字也没了。有一回看见一伙大学生聚在西部某省招待所门前，行囊背包摆了一地，不知是准备出发还是刚到达，兴高采烈谈论沿黄河文学采风。我不由得停下脚步，想听听，感觉遇上了“同行”。人家马上闭口不语，侧目而视。不由得打量一下自己，鬚髮蓬乱、破衣烂衫、趿拉着一双破鞋，手里拎着斧子、锯，整个一流浪木匠。那种酸辛，很难与外人言…… 总而言之，说到底还要深深感谢那三年国内逃亡和这么多年在美国流亡，有苦难，有喜悦，苦难充满喜悦。正是因为丧失了家园、祖国、旧日的读者、已有的名声地位，才使我获得新生。人是环境的动物，不敢夸口说我今日在中国会怎样怎样，会守死善道。冥冥中，似乎上帝格外怜悯我，暴风骤雨般将我驱离，堵死一切令人软弱的名利之途，堵死后路，只给你打开一道窄门，一条孤绝的路…… 保罗说的自己钉自己十字架，王夫之说的乞活埋，你做不到，上帝就出手推你一把……

我们边说边走，在廊桥前站一站，又溜达到小教堂后的墓园。

又寻见那墓志铭：“和天使们一起休憩，直到我们在清晨再见。”

 

早餐后去六哩溪散步。沿溪而行，爬上半山，忽现一绮丽幽静的峡谷湖。沿湖皆刀削绝壁，几近百米。午时进城在四川饭馆吃了一顿可口午餐，再去六哩溪葡萄园喝酒。暮春的阳光开始热烈，几个人都晒红了。昨晚今午连续两顿大餐，都说吃不动了。于是晚餐简单，红薯粥加几样蔬菜。备好晚餐，周琳开着小卡车去跳舞。传统的英格兰乡间集体舞，爱好者的民间团体，有乐队伴奏。周琳一直保持着很好的体型，每日到卡尤加湖游泳，每年参加横渡比赛，周末常去跳集体舞。

饭吃得不多，酒喝了不少。

简单讲了清晨的散步，拿出那个红橡木的裁口刨炫耀：看，红刨子！几个人传看一番，都说掂在手上有分量，只是不红啊。我顺手从餐桌上拿起小香油瓶，往餐巾纸上滴几滴，轻轻一擦：如玉的暗红色、华美的棕眼。又传看一番，确实是“红刨子”了。

“为红刨子干杯！”王康双目微闭，背诵起《红刨子》中一句：“也许红刨子是我一生飘泊的见证，也许它是一个提醒：不要忘记那些曾与你风雪同行的微贱的人们。总之，你只有沉甸甸的红刨子，没有红帆船——那份倾斜着，滑过宝蓝色大海的优雅……”

一平咧嘴一笑：老康啊，简直是王粲在世，过目不忘！

我说：老康，我实在要感谢你。你为我那几篇散文写的评论文章，呕心沥血，比被评论的散文本身还好。

郎郎赞叹道，领教了。还能再背一段吗？马上又说，开玩笑，不必当真。

北明说：郎郎你别不信，老康做《金棕榈》片子，几乎把《金棕榈》全背下来了。

王康往椅背上一靠，扬起列宁式的山羊鬍，又来了一段：

 

你不僅失去了你的土地、河流、森林，失去了你所珍愛的窯洞和一步一句山歌的高原，失去了你艱辛半生的歷史和名聲，你還要失去你曾擁有過的全世界最大的讀者群，直到海外最後一個讀者。—— 您哪，出局了。

 

郎郎鼓掌，冲我一挤眼：您哪，出局了！

一平说：今早上，我们买完刨子接着散步，就谈到这个“出局”。大陆文友劝郑兄回去，何苦？不要当圣人了吧？说“出局了”还是轻的，有的干脆说“枯竭了”。我听着都挺伤感的。

北明说：咱们的老朋友迈平也是这个意思。莫言获奖后，迈平来过一封信，说最近有记者来采访，对莫言有很多政治上批评。我对这个记者说，你们难道希望中国作家都流亡或坐牢才好吗？接下来提到郑义：大江健三郎当初在获奖词中提到两个中国作家应该得奖，一个郑义，一个莫言。莫言现在被承认了，而流亡给郑义带来了什么？——记不住原话了，意思绝对没错……

王康问：迈平是谁？

我介绍说，在座的，除了你都认识。诗人、作家、翻译家，笔名叫万之，在瑞典斯德哥尔摩大学。跟北岛一起创办《今天》，跟宾雁和我一起创办独立笔会。跟一平、郎郎都是老朋友，十来年前我还带他来过伊萨卡。翻译过许多中国作家作品，被称为中国作家与诺贝尔奖的纽带。他妻子安娜据说是马悦然的接班人，是莫言的翻译者。

王康又插一句：是不是也是高行健得奖的推手？

北明继续说：我当时回复他，说你的信，我转发郑义了。流亡给他带来的东西太多了。完全摆脱功名利禄和浮躁，沉潜下来倾听内心的声音，丝毫不需取悦社会。——他进窄门了！极佳的创作状态。别为他惋惜，要为他祝贺。

我说：是有这么回事。小明知我。“进窄门了”。

给我一根烟！王康忽地站起，不假辞色：都是些什么老朋友！志满意得，精明练达，一个个乡愿！我要出去吸口新鲜空气！

言过了。我知道王康的愤懑。在他眼中，8964是中国作家的一道分水岭。我连忙跟出去，陪他一起抽烟。

后院凉台上摆了一张可六人围坐的大玻璃桌，面对草坪和一棵大红枫，周围是丁香、木芙蓉树篱。几个人端了酒茶小吃都出来了，说是赏月。时间已近午夜，月至中天，却不时隐在云中。

一平也要烟。干脆把烟盒摆桌上，三个人便一支接一支喷云吐雾。

我说：你不必为我抱不平，老康。我很感谢你为我写了那么多评论。你的文章带我鸟瞰流亡文学的世界史，打开眼界，去寻找并理解自己的位置，也就是存在的意义。对于我，流亡还真是一条神奇的分水岭。流亡之前，我的每一部习作都获得出乎预料的成功，但从流亡开始，每一部书都获得出乎预料的冷落。扳指头数一数：《历史的一部分》、《红色纪念碑》、《神树》、《自由鸟》、《中国之毁灭》，甚至包括各种政论与散文。分水岭两侧的水，流向完全相反。过了很久，才领悟了上帝的美意。不由分说地阻断了“成功”之路，是想启示我什么呢？他根除了我今生的名利浮华，引领我走荆棘之路，把目光转向永恒和无以伦比的绝美。我所承受的颠沛流离、苦难，全是他所许可的创伤。我所得到的，则是真理的召唤。……什么叫他所许可的创伤？没使我灰飞烟灭，而仅仅是榨成葡萄酒。格外的恩典。

王康说：格外的恩典，说得好。但我不能不联想到欧洲的那些流亡者，分水岭的另一侧。譬如雨果，流亡的同义词，代表性人物，身为拿破仑第三的死对头，轻而易举弄到去比利时的护照。——法兰西帝国不愿蒙上迫害伟大作家的恶名。跟他与妻女一同离开巴黎的，还有十八辆大篷车运载的家具、古董、若干箱手稿、书籍、资料。他的存款即时转到瑞士，国家未予干涉。《悲惨世界》为他带来三十万法郎巨额版税，巴黎发狂地抢购和阅读现政权最大的反对派的著作。流亡16年后，他的戏剧《爱尔那尼》在巴黎上演，雨果夫人场场出席，接受观众狂热的欢呼。那是政治的示威，诗的凯旋，外加七千金法郎的门票收入。雨果太有权利享受流亡生涯带来的伟大荣耀了。因上帝的格外恩典，郑义也太有资格品尝流亡生涯带来的辛酸和寂寞了。

我说，不能这么比。想一想俄罗斯作家，如你所说：最优秀的俄国作家诗人一天也没有屈服于红色政权，有人天天在等着枪毙。二十世纪俄国作家的放逐、牺牲和死亡率、自杀率，居于世界各国之首，达到一种整体的、纪念碑群的程度。跟他们一比，我们只能算苟且偷生。狼来了兔子跑，本能而已。真正蹲过死牢的作家，仅郎郎一人罢？

 

于是火力转移，开始围攻郎郎。问他为什么不赶紧写自己人生中最苦难最传奇的那段经历。你打算什么时候才写？郎郎说，《宁静的地平线》不算吗？我说不算不算，要写大东西。郎郎说确实在构思一部长篇，想写写家史。我不以为然，劝他别再写老北京的胡同了。你文字好，写什么都精彩，生动自然。有人说作家中我是最具传奇色彩的，之一，哪儿能跟郎郎比？郎郎才是中国作家中最具传奇色彩的，没有之一。其经历之残忍、传奇，跟陀思妥耶夫斯基刑场赦免有一比。

王康和郎郎不熟，说：只晓得和遇罗克一起关死刑号。愿闻其详。

郎郎淡笑道：嗨，私下议论江青……

见郎郎语呐，几个人便你一言我一语开始拼凑：郎郎生于延安，“马背摇篮”长大，根红苗壮的红二代。上大学时创办了个文学沙龙叫“太阳纵队”，也就是写写诗，被当局视为资产阶级反动艺术观，入了另册。文革初因议论江青延安轶事，被捕入狱，跟遇罗克关在一个死刑号。每次杀人，都从死刑号里提人，念到谁的名字就拖出去枪毙。没念到名字的人，脑子一片空白，也等于死过一回了。枪毙遇罗克那次，从号子里提了七八个人，独郎郎幸免。后来传出消息，死刑早已判决，周恩来说要“留下活口”，改判死缓。牢狱之灾前后10年，出狱后走出中国，飘泊天涯，先后辗转于美欧几所大学，谋五斗米而折腰……

北明盯着远处，小声问：看见没？那是什么东西？

朦胧月光下，有一大一小两个动物从草坪上轻轻走过。

一平说，比鼹鼠兔子大，可能是北美赤狐。白天看，是棕红色的。

我接着说：还要补充两条。除蹲死牢，还公开批斗几十次，从监狱提出，五花大绑抬起来扔卡车上，到地方一脚踹下去。这一绑一扔一踹，几十次活下来是奇迹。俄国谚语说，在血水里泡三遍，盐水里煮三遍，碱水里浸三遍，一共才九遍。我想，陀思妥耶夫斯基都会脱帽致敬的。郎郎有女人缘。在监狱里和一位女囚有奇缘，柏拉图精神之恋。到美国，一女郎迷醉于他的传奇，硬拽着他从普林斯顿去了她老家俄克拉荷马。两人开了一辆破VOLVO去遥远的西部，车顶上绑了全部家当，何等的浪漫。我和北明是迟到者，晚出来三年，若不是郎郎腾出一个空额，还真没地儿领那两年饭票。这是我应该向他致谢的……

郎郎听我们说，似笑非笑的，并不搭话。

我说，郎郎啊，你比我们都年长，七十多了，再不写就来不及了！

郎郎说，这么大的东西，我不知道能不能把握。“太阳纵队”时期，我19岁。既不是革命，也不是反革命，只是不革命而已。

我有些冒火了：那89年咱俩在天安门广场算什么？

 

夜深沉了。熬不住的就去睡了。水泥凉台上只剩下一平和我，抿着冰冷的残茶。这是属于我俩的珍贵时光，往往谈到晨光初露。

我说：革命吞噬自己的儿子。从“马背摇篮”到死囚，直通车，比马跑得快。不能说是冤案、误会，是革命的内在本质。他请求处决前见母亲一面，被严词拒绝。革命之残忍。看革命，郎郎不如他母亲清醒。他母亲曾任李立三秘书、周恩來机要秘书，49年“解放”后急流勇退，远离政治。他之“不革命”，显然是受母亲影响。你注意到没，咱们三个人抽烟，郎郎无动于衷。改判后母亲去探监，6年不见，带给他两条高级的牡丹烟，嘱咐他抽完就戒掉吧。从此，终其一生再不碰烟。

一平说：郎郎“太阳纵队”后来出了个真正的诗人郭路生。绝望而优美。

我接着说，郎郎一生实在传奇。他是学法语的，跟法国留学生谈恋爱，怎么就打成了“法国间谍”。后来去法国，法国政府查了半天，自然是不认账，不予补偿。他在我们家住过好长一段，我总是劝他写自己。他也不是不写自己，《宁静的地平线》写得极好，批评界没有给它应有的地位。但是我总觉得差点什么，他经受的苦难还未产生出与之相匹配的伟大之作。

一平说：郎郎算得上散文大家，已经写得很好了。他说的也对，大东西确实难把握。除了经历，还要有精神深度，这是最难的。

我说：风趣随和，总自我调侃“没心没肺”，骨子里是万丈深渊。底下有什么，不清楚，要自己沉下去摸。还要有光。我推动他写大东西另有一念，是希望他自我疗救，走出深渊。

你想清楚了吗？一平温和地说，你也没想清楚。人有命运，不要再难为他，PUSH他了……

天未亮，晨雾已现，从后山坡流下来，湿漉漉的，漫平后院草地，又漫上凉台……

 

11

 

萨斯奎汉纳鳟鱼，总要向自己遥远的故乡溯流洄游。作家也一样，总想了解自己流派的源头、孵化之地。就我而言，模模糊糊，认为师从的是《战争与和平》、《静静的顿河》。直到有一天，美国作家沃克的一句话提醒了我。——他的史诗长篇《战争风云》、《战争与回忆》被誉为“《战争与和平》二战版”，一般认为他是受了托尔斯泰的影响，他则提到更远的司各特。赶紧去查苏格兰的司各特，发觉他才是“历史小说”真正鼻祖。雨果、普希金、屠格涅夫、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都受过他影响。马上搜购司各特所有代表作，一一拜读，对一平感叹道：史诗性长篇的规范及重要元素，在司各特那儿已基本全备，后世作家并无根本性发现与进步。一平端起酒杯的手停住了，突发妙语：耶稣上十字架的故事，还要怎么“进步”呢？一平是真正的保守主义，是主张“向后看”的：进步、发展是文明的陷阱。人类需要向后看，从以往的经验中，寻求核心的价值。

那天北明也在场，说需要“向上看”，向天上看。往前看是绝对的悲观，前方最远处是坟墓，前进得越快，到死亡谷就越快。要超脱这个宿命，只有一个方向，就是要向上延伸，向上仰望，就是要发展人性中的那一点神性，超越自己的有限性。我把它叫做“升进”，与“前进”、“进步”完全彻底不同。我后来在唐君毅的文字中居然发现了同样的一个词——“升进”，真是令我惊讶。一平拍案叫绝，说：北明应该把这个“升进”写下来，好好发挥，深入地写成一篇文字。

回过头再说司各特，无意中看到一篇介绍司各特“浪漫庄园”的文章，“英国十九世纪浪漫主义作家沃尔特·司各特在苏格兰边界地区的乡间建了一座庄园。他在诗歌、小说中歌颂大自然之美，流连于荒原上中世纪城堡、塔楼的荒墟间。他的家当然要与他的浪漫主义文学创作相吻合。”——这一下子勾起了我的“河畔小屋”之梦。在一平老宅，我感叹道：对司各特的“浪漫庄园”不能理解，要真是浪漫怀古，找一座旧城堡修一修得了。有钱无处花，太奢华了！至于我，只盼望一座河畔小屋，听河的声音，权当回到我出生的嘉陵江长江，守在河边上完成我的长篇，最后于斯老去。

俄国作家喜欢在乡间写作，租一间地板吱吱作响的农舍。巴乌斯托夫斯基说，小油灯噼噼啪啪的声音、窗外飒飒的风声、牧人的号角、远处轮船的汽笛声，都会帮助你理顺思路。万籁俱寂时，你会感觉地球停止转动，无声无息地悬在浩瀚宇宙中。

我渴望听到江水的流动，从心上流过，灵魂都洗净了。

你说，这是一个梦吗？一个也许能实现的梦？

我找到一条梦幻之河：雪兰朵河，波多马克河支流，离我家45分钟车程。蓝色的河，正午阳光直透入河底，就成了一条水晶河。远离大城市，住河边大都是穷白人，旧房不贵，地价尤其便宜，一块河边宅地不过三四万。我带老友黎瑾去看过，他在河边走了几个来回，郑重宣布：老郑，我一定帮你盖一座河边的房子，圆了你这梦。我明白，他说这话是准备白干的。黎瑾跟我一样，插队去农村干了木匠。一个江西木匠，一个山西木匠。留学美国是读经济的，拿学位后自己盖开了房，后来干脆成立了一家小建筑公司。北明很是犹豫，她每天跑华盛顿城里上班，大量生命浪费在路上，若搬到雪兰朵河，就更远了。理由充分，我无话可说。“河畔小屋”终成残梦。

大约半年后，一平说带你们去看一个梦：一栋带森林的房。原房主吸毒破产，银行收回拍卖，周琳8万块买下，修了修，租给一搞装修的小伙子。小伙子把地下室租出，当了二房东。我说周琳胆儿大，有决断。一平就笑，让周琳自己说。周琳说，这房还算买得稳妥，修修就租出去了。上次买那栋路口的旧房，你们去看过的，喊到3万，我举了牌。没人再跟进，就算我们买下了。拿着地址去看，整个一破烂，修都没法修…… 我说周琳你真是傻大胆儿，看都没看就敢出价？周琳笑道，捡便宜不是！心说3万块，就那块地也不止3万吧？结果一看就傻了眼，想退，人家说可以，但6千押金不能退。只好修。工程太大，地板梁塌陷了，一平累不过来，还请了一个老木工师傅。

半小时车程，34号路边，很快就到了。没有车道，就一片汪了水的泥地，似乎铺了些稀疏石渣。一栋三卧室平房，宽大阳台。绕房一周，观感不错。房后两株巨大北美鹅掌楸、一株大枫。那天应该是深秋时节，记得枫叶红了。夫妻俩带我们往房后走，穿过一大片金银花灌丛，跨过一沟泉水，走进一片松林。一平自豪地举手一划，看，这是我们的森林！——太令人惊喜了，一栋房连带一片林！松树笔挺，棵棵都能做桅杆，每年捡松枝都烧不完。我问地界在哪儿，一平也搞不清，只能伸出手虚划：那边……那边…… 北明欢喜之极，说有几百棵松树吧？无边落木萧萧下，一平当地主了！来时路上，她发誓要停掉脸书、短信，做自己最重要的事——写作。此刻却急着划拉手机，向全世界网友宣布这令人激动的丘陵上的小森林、旧房及后院的金银花和两株巨大北美鹅掌楸、还有一株两人合抱的红枫。

荷尔德林与海德格尔先后提及“诗意地栖居”。在荷尔德林那里，这不过是一句诗。在海德格尔，不过是一种城里人对乡村生活的浪漫审美趣味。他们只是诗意地“逗留”，在具有“原始魔力”的孤独中思考写作，有时抽着烟斗和农民一起烤火。惟有一平，一边以辛勤劳作维持清贫生活，一边写那些无名利可图的诗文。这才是真正的“诗意地栖居”。

 

正是我所向往，我的梦。

这种梦是不易清醒的。写得顺，写得不顺，心情好，心情不好，枯水期或大雨后，都要开上老车到雪兰朵河转转，看看待售的老房与地块。明知是梦，一个实现不了的梦，却无法抑制。多么令人陶醉！如歌如诗的河流、绿荫蔽日的岸线、疏落有致的童话般的小木屋……

总是听我念叨得多了，一平也对我的雪兰朵河之梦抱以同情。有一次到维州来看望病中的王康，要我带他去河边走走。正好，我在购房网站上看中了一栋5万块钱的破房，我一老建筑木工，还怕收拾一座小破房吗？边写作便干活儿，也就是“诗意地栖居”了吧？

雪兰朵河如梦似幻，一平痴痴的默不作语。良久，仿佛自语：整个生命可融于树林与河流之中……

我说：明白我为什么想在河边写作了吧？不仅静而美，河奔流不息，是有生命的。清浊涨落，四季有枯洪变化。甩开我的红刨子，造条双桨小木船。划划船，修修旧房，能多活十年。奇怪的是，那座老房居然没找到。那一带道路复杂，路窄坡陡，雨雪天估计一般的两轮驱动车爬不上来。最要命的是离高速公路大桥太近，车声喧闹。既如此，找不到就不找了。再开车沿河转，最后去看了一块7千块钱的河边地。我和北明曾多次去看，好得无可挑剔。地不大，但足够盖座房。临水，高出河面4、5米。河岸线约50米，但纵深有6、70米。喜人的是林木茂盛，两三人合抱的松树、橡树、鹅掌楸有十几株。7千块钱，不是白给吗？下不了决心的是，这是一块休闲地，不允许盖房，只可放置拖挂式宿营车。因为这块地的标高接近洪水线，就连高架式木屋也不许盖。沿岸有许多高架木屋，那是历史形成，现在不许可了…… 说着话就到了，路口拦了一条塑料带，陡窄的车道也重铺了青石渣——看样子有人买下了。绕过塑料带，朝河的方向走几步，一块崭新的林地突现：杂树连根去除，大树也伐倒几株，剩下七八株显得气派而舒展，原有的破旧宿营车和烂桌破椅不见了，岸边还修了入水的木梯，地面平整过，不知何故还满撒了金色麦秸，阳光从枝叶间透进来，实在太漂亮了！

一平说：没下决心买下来，可能是一个错误。要是周琳就买了。不让盖房就不盖房，拖一辆大点的宿营车蹾边上，吃住写作也还方便。一辆二手宿营车两三千，地七千，加起来不过万元上下。地搁在那儿不贬值，几年后卖出去也亏不了本。

我说：就是想带你来看看，就是一个梦。我这个人在物质上所求极低，衣食住行，能过得去就行，无特殊要求，无分外之想。这一生，唯独对河畔小屋念念不舍。好了，到此为止。人生在世，总有些梦是不能园的。看来是主不允许。我已经很感恩了。

下午如约去看望王康，一平此来是关心他的病。王康豁达，不以病恙为念，几句话就谈起他打算画一幅大画，名字可叫“最后的审判”，马恩列斯毛，所有共产党魁，最后渡过冥河下地狱接受最后审判的情景。构思令人振奋，但继续说下去就不好理解了：他意想中的这幅画高7米，宽12米，比两层楼高，是一幅“巨画”。

我们不能不表示支持，但十分忧虑。一来他身体能否支撑？二来上哪儿去找这么大的画室？一平说，那只有去租一处废旧谷仓。王康也作难，说大陆的画家，比如他熟悉的几位，都有大画室。画一幅肖像数百万，不过一周时间，都是百万千万亿万富翁。一平视我一笑，说了半句话：想起今儿上午咱们去找那栋5万块钱的破房……

 

12

 

一平说，秋凉了，来过中秋节吧。叫上老康。

于是开上我的老红车，三人同赴伊萨卡。萨斯奎汉纳秋水幽蓝，令人心旷神怡。在一个叫“半瀑布”（ Half Falls）的河畔小公园午餐，吃王康带来的盐茶鸡蛋、卤排骨、三明治。河岸上有个十几辆车的小停车场，几张野餐桌及烧烤架。树荫下两家阿米什人也在野餐，铺开家织的毛毯，从柳条篮子里拿水果面包香肠。王康问，肯定是阿米什人吗？我说错不了——你看他们衣着，男人蓄长鬚，戴宽边黑帽子，黑西装、背带裤；女人戴系带软帽，欧洲中世纪式的，不戴首饰，穿及踝素色长裙。再有看眼睛：和善透明。王康叹息道，可惜了，美好易摧，成了文明之孑遗。又问为什么叫“半瀑布”？我说我也不明白，你看那边有一道自然形成的“拦河坝”，壅高了水位，但也算不上瀑布呀。我查了一下，是指这一段落差大，水流湍急，在河底造成了几个连续的深坑。对于我来说，这“半瀑布”倒是贴切：此处是我到一平家的一半里程，160英里，真是很奇妙，几乎一英里不差。这是我的“中途岛”，每次路过都会在这儿歇歇，亲近那幽蓝的处女之河。

从萨斯奎汉纳河爬上阿巴拉契亚山脉，道路盘旋而上。白桦和白杨一类北方树种开始出现。金色的北美黄花开得正盛，泛滥成灾。忽然车里有异香，王康问“什么气味”，我说是麝香猫，有辆车压死了一只麝香猫。美国公路上压死的动物太多，有人戏称美国的野生动物是“平面”动物。东部压死的是鹿、熊、松鼠、猫狗鸟类。西部是美洲豹。东南部是鳄鱼、蟒蛇。王康问，压死的动物可以吃吗？鹿肉是珍品啊！当然能吃，据说西维吉尼亚某小镇还有一个“路杀动物烹饪节”呢……

天黑前赶到一平家。主人已做好一大桌肴馔，虚席以待。那天喝的是“酒鬼”，酒香扑鼻。皆称好酒好酒，喝醉了可以说鬼话。酒过三巡，一平问我近来写得如何。我说停笔好久了，乏善可陈。写到林森，当时的国家主席——现在视他为蒋的傀儡，其实是个很伟大的人物，带着“流浪国会”奔走数省，契而不舍制定宪法，其艰难悲壮，胜于费城制宪会议。由是想理清民国法统，又延伸读到美国。美国“高级法”背景是“五月花号公约”之圣约精神，又读到人类法哲学基石——《圣经》中八个神人圣约。美国当代最有影响力的法学家伯尔曼认为，当代西方忽视了法律中原有的宗教因素，法律因而失去了神圣性而沦为一种世俗工具…… 心得是“好奇害死猫”——就民国制宪读书、做笔记，绕的圈儿太大了。下决心打住，回去一定动笔，哪怕先写出一个字。

王康说，绕的圈是大了点，这也是常有的事。作为思想和人物的背景，背后下的功夫，否则如何判断？

北明说，我写庚子国难，也有这个问题。史料浩如烟海，好奇害死猫。

一平说，可不是，过去咱们议论过《红轮》。长处不说了，英雄式的写作，作为长篇小说，历史叙述太多，文学细节不足，还不如就写成历史著作。你这部长篇，怕也要淡化历史。

我说，有时难以定夺。我自己有感觉：虚构部分得心应手，至少自己深为感动；史实部分很难逃脱干涩二字，谁来处理都差不多。又无法割舍，即便文学性不足，但构成宏大史诗之背景。沃克《战争风云》有创造，把战局、战略分析以不同字体另辟一节，不感兴趣的读者可以干脆跳过。沃克是大师级作家，战略分析也写得有文学性，不过我不敢学，有剽窃之嫌。我现在能想到的，就是稍有犹豫处一律割舍，尽可能减少人物，淡化背景。

王康说，这么大作家了，自己把握吧。自己能通过的就是好。中国传统美学讲究气、势，是内在的生命力。不必过度自我约束，本来写大作品就难。

北明说，如你常祈祷的，把自己和作品完全交托给圣灵吧。

沉默良久，王康感慨道：我们不仅是史诗的见证者，还是参与者。岁月过去，未来的人们会羡慕我们。

 

第二日，主人夫妇热情相邀去卡尤加湖驶帆，说刚买了一艘旧帆船。到码头一看，居然是一艘正儿八经的帆船：通体洁白，如一棵浮在水面的白桦，全长26英尺，两面三角帆，还有一外挂式辅助引擎。北明一跳上船，便张开双臂，欢呼道：有船阶级！咱们一平周琳，现在是有家业的老地主了！有房有地，有森林，有卡车，又有了船！一平傻笑不语。周琳说，看上去很新，不过是40年的二手船，两千多美元。钻到舱面下一看，有卧室，有厕所，空间不算小，真是意外的惊喜。发动外挂引擎，解缆起航。夫妻俩配合，升起两面白色三角帆，便乘风破浪了。王康仰望着满风的白帆和耀眼的蓝天，吟诵道：“行路难，行路难，多歧路，今安在？——伊萨卡、卡尤加——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

周琳说，长风破浪那还得过些日子，等一平学会了使帆。帆船学问很大，横风、顺风、顶风。他现在的水平，配合上舵，勉强能控制航向，风向复杂就不行了。说着拿出月饼、红葡萄酒、水果，大家便在湖上过中秋。不是周末，湖面上船只稀少，随风漂流，尽兴而归。

晚饭前读了刚完成的刘湘之死及灵榇回川一章。次日晨又读了蒋公设家宴为法肯豪森送行一章。反应比昨晚那段热烈，从细节入手的虚构，文学性强。

盘桓三日，该走了。一平夫妇依依不舍，殷情挽留。北明解释，明日巫宁坤先生95寿诞，要赶回去为老人家祝寿。我说，前几天去巫公家为老两口读了徐州突围一章。老先生每次见面都要问我写作进度。——他是陈纳德飞虎队翻译，我写的就是他的战争。开读前，老先生郑重其事，念叨这是历史的一刻，要照相，要录音。我说免了免了，要这么正式我就不会了。心里却自语：我活在我死后。巫公拿出上好的伏特加往桌上一蹾：喝！便读边喝！女儿巫一毛边做饭边听。一节节读下去，忽感觉有异，抬眼一瞥，见巫公紧握老伴怡楷之手，闭目垂泪。怡楷大姐叫停，问老先生有何不适，递过一杯温水。巫公推开，说为什么喝水？喝酒！浮一大白！老先生情比山重。每次去，总要下楼，送到楼门外，后来走不动了，也要送到电梯口。不是唱福斯特的《老黑奴》“I am coming，I am coming……”（“我来了，我来了……”）便是念叨陈寅恪的一句诗：“暮年一晤非容易，应作生离死别看。”今宵离别后, 何日君再来！

 

13

 

记得有一次去伊萨卡，一平正在修200年老房的廻廊。漏雨了，地板也歪斜了。我弯下腰一看，下面的木柱朽烂了，全要更换。北明说，今天不谈文学，帮你干活儿，换柱子。周琳说你们的时间宝贵，而且这也不是三两天的活儿，让一平慢慢干吧。一平直起腰，撂下手中的撬棍，抻起袖子抹一把额头的汗，倦倦一笑：哪儿能呢？你们来，谈谈文学是过节。修完这廊子，整座房的外墙板也得换，木板的，都朽了。要搭架子登高，我计划雇一年轻人。这一带都是穷白人，打零工的很多。大超市、大银行一来，传统的小店铺、小银行只有倒闭……嗨，这房子太老，永远修不完！

我一愣，掐指一算，可不是吗，几座老房，都是捡来的便宜货，不是漏雨漏水就是跑电。轮着修，轮着坏，哪儿是个完呢？

一平感叹：人老了不能住老房。干点活儿就喘，修不动了！

心里一惊，自己也体力大减。岂不是说“河畔小屋”梦碎？再过两年，白给一座老房子也修不动了。却避开这话头说起形而上：荷尔德林与海德格尔，想必都没修过老房子。“诗意地栖居”很诗意，“诗意地栖居”不容易。洋人哪儿懂咱们中国流亡者！

一平说，可不是，不如说“勤劳地栖居”来得实诚。你给我的那本写河狸的书我读完了。写得很好，从皮毛贸易谈到美国开发史。美国先民也是流亡者，因信仰被迫害的流亡者。打猎、采集、种玉米南瓜，胼手胝足，只盼望熬过这个冬天不饿死，哪儿来的诗意？荷尔德林、海德格尔浪漫化了。

我笑道，人太老了就消受不起这诗意了。

 

某日，读完炮兵团在泥泞中强行开进一节，去卡尤加湖驶帆、游泳。到湖心，一平操纵船，我和周琳下水。时值盛夏，湖水温凉宜人。游得兴起，便想朝岸边游。周琳劝止，说太远了。我说你不是每年都参加横渡吗？从湖心游上岸，不过是横渡的一半。周琳又说，万一风停了，汽油也没了……还是不要游那么远。又绕船游了两圈，想换一方位往康奈尔大学钟塔游。周琳挥臂追上来，麻利矫健，苦言相劝：望山跑死马，还是太远。一平一个人在船上，控制帆没绝对把握。——听话听音，总之是觉得我老了。忆年轻时，游长江120里，中年和北明游漓江40里，只能一笑，收拾起万丈雄心。又游了一阵儿，上船。爬舷梯时，两腿及腹肌几乎抽筋。周琳关照得对，到底是老了。周琳上船，夫妻俩配合驶帆，那船便吃满了风倾斜着破浪前进。一平把舵柄交我，料理带来的煮玉米、烤排骨和红葡萄酒。蓝天白云，舷边哗哗有水声。我感慨道，景色如诗如画，可惜无福消受了……今儿整个是一笑话：往对岸游，怕湖上没风，帆船追不上；往康奈尔游，一平开船追，把汽油耗光了也没追上。夫妻俩都笑，一平说，记得咱俩游密西西比河，也只有一两公里吧，还是顺流而下……是不是真老了……

又某日，船上除一平、我夫妇，尚有王康与一位来照料他的重庆友人。湖上风大，一平一人不好操纵，船就在湖上打圈。王康说，如此也很好，随风而去，随心所欲。一平就落了帆，打开他带来的野餐，边吃边议论早晨北明诵读的《荆棘鸟》片段，一平未完成的力作。餐后风更大，王康忽感头晕，或是晕船，或是美尼尔眩晕症，便发动外挂马达返航。风大浪高，靠不上码头。我说恐怕要逆风顶浪才行，我写了许多长江航运的事，知道点皮毛。一平有点慌神儿，说这是条小船，应该没问题吧？转一圈，还是想顺风停靠。我抓住缆绳，跳上栈桥，还没来得及往缆桩上绕，那船被浪一涌，擦着栈桥弹开去。北明大喊“松手”，我急忙扔开船缆。一平把船再次靠过来，北明在船边抛缆，我脚下一滑，打了个趔趄……北明疾呼“危险”，飞身下船，把我推开…… 事后我笑北明太紧张，船没把我挤死，你倒差点没把我吓死。一平肃然：侠女。北明是能为你舍命的人！我拍拍妻手背，表示感恩。我们是真正的患难夫妻。后来北明说，她是看两个大男人迟疑不前，无人帮手。想一想也不能怪他们：王康是个病人，重庆友人视力极弱，根本看不清发生了什么……

再有一日，也是风大，钢索上系的两条测风布条飘成了水平。一平没帮手，只升了三角副帆，未升主帆。风声猎猎，挂钩、接头等小金属配件在桅杆上清脆敲打，帆船在湛蓝的湖水里犁出白浪翻滚的航迹。那日同遊者是陈奎德夫妇，一位思想史、一位新闻史学者，似乎第一次坐帆船，格外欢喜。没有目的，随风游走，不知觉间日头已落，天色暗下来。船横风而行，走着之字航线，虽速度不慢，离码头还太远，便落帆启动后挂引擎。开足马力从初暮走到迟暮，方才回到码头。让奎德夫妇先下船，我二人再去停船。租不起栈桥边的泊位，只能停到远处一片锚地。图省钱就得费点事，要把船拴到系留浮球上，然后划自备小艇摆渡上岸。那天风雨骤至，刚拴好船，狂风便旋着豆大雨点砸下来，只好仓惶下舱躲避。过一阵儿雨小了，才锁了舱门去解小艇。独木舟式的小艇划起来很快，翻起来更快，一晃就把我掫进水里。从水里爬上这种小艇非凡人所能为，一平叫我上船，忙去拿外挂舷梯。深秋的水已很凉，心说等他开锁进舱找到舷梯，恐怕就冻僵了。赶紧游到船尾，在引擎边看准一搭脚处，抓牢栏杆奋力爬上船。一平说，郑兄还不老，居然能自己爬上船。我哆嗦着说，老则老矣，狗急跳墙罢了。找出小桶，戽水，小心翼翼再落艇，轻划桨，生怕再翻了船。天已黑尽，小艇贴湖岸轻盈滑行，头顶是树木探出的枝条，黑黢黢的，轻一碰便洒下一片雨珠。避雨时不免张惶，湿透了倒放松了，便有诗意在湖面浮动……

 

（和一平在卡尤加湖上泛舟）

 

多年后忆起伊萨卡，感觉荷尔德林、海德格尔说得不对，一平和我也说得不对。——诗意不仅仅缘自亲近大自然的“栖居”，甚至也不仅仅是艺术加劳作。诗意是纯美心灵的向外投射，是一种光芒。如同阳光，凡照耀处尽为辉煌。穷也罢，富也罢，苦也罢、乐也罢，伊萨卡就是诗意。我们在一起就是诗意。

 

14

 

连着读完几本俄国诗人叶赛宁的诗集和传记，颇有感触。拿起电话跟一平聊，拉拉杂杂谈了许久。翌日晨，到后院树林边挖了棵小香椿树，加满一箱油，奔伊萨卡而去。

春天了，维吉尼亚迎春花盛开，到处一片片娇黄。一路向北，渐行渐冷。出发时开冷气，上山开暖气，到山顶下起雨，幸好没变成雪。纽约上州一平家，院里迎春花刚冒出花蕾，倒是鱼塘里锦鲤翻腾，从冬眠中甦醒了。鱼塘后向阳坡上，几丛旱水仙艳丽动人。周琳说是野生的。我说人种的，你没种，那就是老房主种的。一平拿来一镐一锹，两人在坡上树林边挖了个坑把小香椿种下，踩实，灌了一大桶水。我说我们家的香椿是从老魏“海边的豪宅”刨来的，多年了，长势很好，每年春天能吃两茬儿，现在又蔓延到一平的豪宅了。一平说许久不见了，老魏身体怎样？我说蹲那么久监狱，还能怎样？维持吧，总是走下坡路了。

餐桌上，接着昨晚的话题谈叶赛宁。思想混乱人格不完整，道德亦有缺陷，但诗歌感人，魅力至今。一个凭直觉、情感写作的真正的诗人。我着重谈叶赛宁的直觉与情感，这是他诗歌创作中突出的表现。他不可能不受十月革命的影响，热情讴歌“天上和人间的革命”，但直觉与情感突破了意识形态羁绊，仍然写出了许多明朗又忧郁的好诗。就像永远也说不尽的《静静的顿河》，不是思想，而是直觉与情感的胜利。我的问题是：我们被教育的底色是理性主义，到这把年纪已很难改变。那么，如何使感性不被习惯性的强大的理性所屏蔽？如何解放感性、直觉、灵感？如何使感性直觉与理性平衡？或者，如何尽可能挣脱理性桎梏打开直觉感性之门？

一平说，杜甫可学，李白不可学。叶赛宁、茨维塔耶娃是天才式诗人，学不来的。

我说，深受打击。诗人毕竟还好办，可借助于音韵的引导，还有歪门邪道，酗酒、吸毒。写小说的就难。

一平说，融解、消化——把理性融解到感性中。

我说，我也有我的办法，祈祷：祈求圣灵引导。换个角度，从创作心理上讲，就是放松，放弃理性，忠实于生活，不轻易排除理性所否定的东西。学习古希腊悲剧，承认矛盾双方的合理性、共存性。

一平说，悲剧性、命运感、神圣感是挣脱理性压迫的可靠依据，因为它们本身就是非理性的。不过小说跟诗毕竟不一样，郑兄不必过于担忧，意识到就等于解决了，几乎。

我说，你说得对，天才是学不来的，那么文学形式上的创新呢？有批评家曾有名言：中国作家被创新这条狗追得满街乱跑，连撒尿的时间都没有。我自认是笨人，搞不来也不屑于那些现代派先锋派的花活儿，自我定位是继承古典主义。这跟咱们的文化保守主义是立场一致的。帕斯捷尔纳克说过一句话：能追随《圣经·启示录》叙事，即便狗尾续貂也是伟大的作品。这一句“狗尾续貂”说透彻了。我不过是一个小小铅笔头，能追随神圣叙事、经典叙事，狗尾续貂也很了不起了。

一平说，只要生命力饱满，狗尾续貂也是伟大之作。不要给自己太大压力，否则就拘谨了，反而不自然。颜真卿的《祭侄文稿》有不少涂抹之处，字迹大小不一，也顧不得笔墨工拙，可见作者悲痛不已，生命抖颤之状。此帖感人之处也在此。我记得你曾经说过，作家最高境界是在写作中与神相遇。有这一条，就完全自由了，不必回过头来看有没有狗在追。

 

归途，再加满一箱油，翻越阿巴拉契亚山脉，沿蓝色萨斯奎汉纳河驶往维吉尼亚。

一遍遍听《日瓦戈医生》主题曲。那朴质纯净的三弦琴，把人的心都拨碎了。战争与爱情、悲剧，从俄罗斯大地蔓延到长江黄河，无数的画面、人物在眼前缓缓浮过……渐渐热泪长流。泪水的洗礼，温存地洗净灵魂……

一遍遍听《自新世界》，尤其是第二乐章，头一个乐句一出现，我的老红车便浮在了空中，道路与蓝色萨斯奎汉纳都消失了……

 

回故乡，回故乡，我要回故乡。

在某个安详宁静的日子，我要回故乡。

咫尺天涯，只要穿过一扇打开的门。

劳碌已尽，愁烦放下，不再天涯流浪。

母亲在那里边等我，父亲也等我。

许多人等候在那里，皆为我旧识。

回故乡，回故乡，我要回故乡。

咫尺天涯，只要穿过一扇打开的门……

 

我飞翔在空中，忧伤又自由……泪雾中，我模糊遥远地俯瞰着我的人物，看见他们演绎他们的故事，看见命运和辉煌的死亡……忽而，又如一只独木舟，在萨斯奎汉纳河或嘉陵江漂流。蓝色的蓝色的波涛起伏……啊，就这样一直漂下去漂下去……不看路标，不在意周围车况，不看速度表，只是下意识保持车距……时间空间消失，万物视而不见，如梦如幻，惟存绵绵不断的忧郁的流动……行至哈里斯堡告别萨斯奎汉纳，进入马里兰，越过波多马克河，进入维吉尼亚。天黑了，15号路两边的山峦、农庄、牧场都隐在夜色中……什么气味？哦，有人压死了一只麝香猫……世界消失了，我呆滞的双眼只须盯着前车的尾灯，老红车自动行驶……迟钝地想：向福斯特、斯美塔那、德沃夏克致敬。半人半神、爱的天使、神的第一小提琴手……心被充满，柔软而强大……

我的神，您怎能把这一切燃烧的，波动的情感揉在一起，一下子填进来？一颗小小脆弱的人心，怎能填进这么多东西！

我的神，让我就这样一直漂流下去……

 

15

 

某日读史，一位老兵的回忆。他从成都中央军校毕业时，大局崩坏，共军席卷全国，国军残部退守西南一隅。青年军人们走出校门就是战场，等待他们的只有覆灭、屈辱和死亡。毕业阅兵时蒋介石来过了，眼中噙满泪水，说了一句“同学们”，嗓子就哽住了。强打精神讲了几句话，坦承“国家已到了生死存亡的关头”。分发那天，天上飘着微雨。校长关麟征将军站在蒋介石铜像前，接受离校学生致敬。卡车载着同学们，一部接一部从他面前缓缓驶过。生离死别的时刻到了，军乐队奏起《友谊万岁》。关将军泫然泪下，自己亲手培养的学生，上战场就是送死。学生们也流泪了，和雨水和军乐混在了一起……

怎么会是《友谊万岁》——苏格兰民歌、美国片《魂断蓝桥》插曲？是老兵记错了吗？查证无误：该片在美国首映后迅速传到中国，成为除美国之外最早公映的国家。而且，令人惊诧的是，这样一部纯西方电影，竟然在中国引起比西方更为强烈的轰动效应。时在1941年，中国抗日战争最艰难的时刻。

那一天剩下的时间献给了《友谊万岁》。找来各种版本，从电影原唱、独唱合唱到苏格兰风笛、管弦乐队，听得我泪流满面，难以自持。

我拿起电话，谈了我的感动，说到最后的军校毕业生在《友谊万岁》的军乐中走上必败的战场，几度流泪哽咽。自我解嘲说，看出息得，越老越脆弱，这些年，写这部长篇以来所流的泪，超过了我一辈子总和…… 马上发给你几个链接，你要听听各种版本。挪威天后西塞尔版最好……

翌日又发给他两个美国军乐队演奏版本，在电邮中写道：

 

海军陆战队军乐队演奏的那首是葬礼的速度。这首曲子也用于葬礼。

一甲子前中华民国大崩溃之际，一位伟大的老军人目送他年轻的学生（即俄国所称“士官生”）整装出发，一辆接一辆十轮大卡驶出校门，走向败亡之命运，军乐队所演奏的正是这支乐曲。每念及此，眼泪就止不住流下来。

成都中央军校毕业阅兵式和分发式，也是献祭和送葬的仪式。

 

再去伊萨卡，话题自然是悲剧式的军校阅兵式和分发式。

我的车太老了，只能放盒带，找不到《友谊万岁》，旅途上就听斯美塔那的交响诗《我的祖国》。其第二乐章《伏尔塔瓦河》绝美。于是，泪水般晶莹的萨斯奎汉纳河与伏尔塔瓦河便跟我一路伴行。从威廉斯波特开始翻越阿巴拉契亚山脉，萨斯奎汉纳河在深谷中流淌，看不见了。到一个叫“鳟鱼洄游”（Trout Run）的小山村，萨斯奎汉纳与15号路分道扬镳，与我同行的便只有伏尔塔瓦河了。

暮色中赶到一平的老房子，餐桌上已摆好八菜一汤。总是这样，总要到城里唯一的那家小小中国店买些时令菜蔬。端起酒杯就谈起一个甲子前最后的军校毕业阅兵，还有一个细节：首先举行升旗仪式，国旗未升到顶旗绳却断了。在全场注目下，青天白日旗颓然坠地。升旗人员用最快速度放倒旗杆，理好旗绳，重新升起国旗。这是一个凶兆。所有在场者都明白：国家气数已尽。

一平眼中闪闪有泪光。

我继续说：还记得吗，多年前，在谈论《伊利亚特》时你曾有一段话：如果理性地去想，《伊利亚特》不就是两伙衣衫褴褛的部落，为个女人，操着刀棍石块，杀来杀去吗？哪里有什么阿克琉斯、奥德修斯、海伦、雅典娜、奥林匹斯的众神。今天，将全世界诗人绑在一块儿，也写不出一部《伊利亚特》，人再也不可能有荷马日神般的爱和幻想。文明的进步，使人丧失了神话的能力。荷马是永恒的。——你说得对，荷马是永恒的。你敏锐地触及了一个深刻的主题：无谓的命定的苦难。

近年来我一直在琢磨《伊利亚特》。莎士比亚不服气荷马，另有高论，认为《伊利亚特》无聊。特洛伊战争打了十年，毫无意义，无非是“为了一个忘八和一个婊子”。于是莎士比亚重写一遍，把《伊利亚特》中的神祇去掉了。（跟托尔斯泰有一比，托翁重写福音书，把有关耶稣神迹的地方都去掉了。）经莎士比亚这么一改，荷马的深刻性顿时显现：使《伊利亚特》壮丽可畏的正是那些神祇。你多年前那段话可以引申、发展了。

一年多前，我在读沃克《战争与回忆》时作了个读书笔记。（为了写这部抗战史诗，我把能找到的二战回忆录、传记、小说都读遍了。）一位犹太学者在集中营里与难友们谈文学——当然这是沃克的思想：正是因为神祇之间的争吵，甚至出手参战，荷马的英雄们成了棋子。在神祇们这场无公平正义可言的荒谬闹剧中，荷马的英雄们像男子汉一样高尚英勇地战斗了。他们不顾神祇们的偏袒、反复无常，表现出一往无前的英雄气慨，战斗到最后一息。沃克借他的人物之口指出：这就是荷马所看到而莎士比亚所看不到的伟大悲剧。这就是人类困境中最古老的问题——无意义的邪恶和苦难。沃克的思想很深刻，他并没有停留在《伊利亚特》，而是继续追溯到更为遥远的《约伯记》。《伊利亚特》是公元前8世纪，《约伯记》大约是公元前15世纪，是圣经中最古老也是最难理解的篇章。

跟许多伟大作品一样，《约伯记》的主要情节是简单的。撒旦和上帝打了一个赌：撒旦对上帝说，你喜欢的那个义人约伯固然正直，那是因为你给了他那么多福分。你把一切都拿走，再看看他有多正直吧。上帝接受了撒旦的挑战，同意了。于是撒旦降下灾难，夺走了约伯的一切。约伯却说，赏赐的是上帝，收取的也是上帝，上帝的名是应当称颂的。撒旦继而降下可怕疾病。约伯痛苦不堪，爬到灰堆上，用瓦片刮遍体毒疮。他的三个朋友来看他，要他忏悔：你一定是有罪的，因为上帝不会无端降祸。但是约伯认为自己无罪可认，反而跟上帝要一个答复。上帝暴怒，在一阵风暴中呵责了约伯，认为这一切他不能理解。但上帝称赞了约伯，说他坚持真理，并谴责了那几个认定约伯必然有罪的朋友。沃克借他的人物之口宣称：约伯无愧于上帝创造的那一把尘土，“约伯是整部圣经中唯一的英雄人物。”在无端的苦难中，坚持了正直与真理。

讲不下去了。泪水潸然而下。

我又想起了那场最后的阅兵式，依稀听到了军乐队演奏的《友谊万岁》……

一平也满眼是泪，举起酒杯一饮而尽。俄而轻声说：“整部圣经中唯一的英雄人物”，话说到最满了…… 我明白你的意思，国军、蒋公以及中国的命运，早在雅尔塔会议时就被诸神决定了。悲剧英雄。他们如此英武、高尚，即使面临毁灭，仍战斗到最后一息。这是一个深刻的主题：约伯式的无谓的命定的苦难。英雄悲剧也就是人类文明的终极意义，美的最高呈现。

我：现在终于明白，我更加靠近的是《伊利亚特》和《约伯记》，而不是《战争与和平》与《静静的顿河》。我写的是英雄史诗。

一平：有荷马的英雄和圣经约伯在支撑你，郑兄，勇往直前吧！

 

16

（萨斯奎汉纳河落日）

 

终有一别，是该停笔的时候了。

我拖曳着独木舟沿萨斯奎汉纳上溯，去追寻那些已逝的珍贵岁月。一天又一天，一滩又一滩。我的桦树皮独木舟太小，载不动太多的绿松石、红宝石、蓝宝石。我到不了伊萨卡，搁浅在北美鳟鱼沖滩的小河汊里。

文章已经太长，不可能无休止写下去。与一平20年交往，蜻蜓点水般写，大致按时序，已写到2017年，就此收笔吧。自一平骤逝，我停止多卷本长篇写作，开始蒐集整理我们之间的通信，精选其小部，编成一本24万余字的《四叶草（一平、王康、北明、郑义文学通信集）》，然后写这篇伤悼文字。不觉竟写了4万余字，远超出体例。再写下去，或许两位亡友会不快了——还要加上一位忘年交巫公。多年来，他们总是激励我，鞭策我，要我心无旁骛，写完这部大书。他们故去之后，就成了留给我的如山遗愿。

我必须拦腰斩断，尽快结束这篇文章。

后来这些年，我仍然不断沿了萨斯奎汉纳河翻越阿巴拉契亚山远赴伊萨卡。一次又一次，大致是每写完一章就跑一趟。我从来不认为那是“沙龙”，因为既无贵妇主持，也似乎有些做作。伊萨卡是漫谈，艺术、心灵之对话。常常是两人，有时四、五人。每次都会谈及我正在写的史诗长篇，也朗读、讨论过一平的诗作如《特洛伊组诗》与《荆棘鸟》，北明的散文和王康的大画《审判幽灵》。自然也总会谈起中国、美国。

常常，当驾驶着我那上世纪红色丰田塞纳顺萨斯奎汉纳上溯时，常常会问自己：为什么总想去遥远的伊萨卡？最直接的理由是：一平。他是伴随我漫长写作一章一节读下来唯一读者，焚琴煮鹤时代的知音。次之：葡萄园。“诗歌把诅咒变为葡萄园”。伊萨卡的葡萄酒喝多了，我的心也化作葡萄园，文字再无戾气，似有了淡淡酒香。更深的理由缘自一平的一句话：“我们在一起就是祖国”。是啊，梦境里牵着心的父母之邦。这句话还应加以解释：伊萨卡寓意祖国。我的漫长写作与一平同样漫长的阅读，带我们一千次回到故国，从云端俯瞰战火中的土地，血染的桐花、木棉花和杜鹃花，大江上白帆点点，纤夫们吼喊着号子，轮船闪避着炸弹，拖着长长尾浪……我们的泪水是流在一起的。俄国流亡作曲家拉赫玛尼诺夫有言：俄罗斯流亡者“把自己的国家种植在自己的精神里，当作自己的命根……”——我是他们的追随者，把祖国种植在我的史诗长卷中。这是一种反向的种植：把形而下之物种植于形而上之土地，把今生今世种植于天上的葡萄园。

萨斯奎汉纳鳟鱼总要回溯出生之地。

——除了基因与自然情感，人比鳟鱼总要多一点什么吧？

那么，多的那一点是什么呢？每当我沿河而行，总要这样一遍又一遍问自己。诚然，萨斯奎汉纳就是我的嘉陵江、长江、巴比伦河、沃尔塔瓦河，但似乎还有更多一点，那会是什么呢？

没有航标的萨斯奎汉纳并不回答，只是低唱着流淌。

我知道，意义必然在岁月中自然浮现。

直到某个深夜，我翻开加拿大学者谢大卫所著《圣书的子民》，得到了某种暗示：你走进了史诗。

——伊萨卡是希腊史诗。伊萨卡——家乡、祖国之象征。荷马在《奥德赛》中展示了特洛伊战争后英雄返乡之途的漫长与艰险。

——接下来是罗马史诗。罗马——新世界、新家园之象征。维吉尔在《埃涅阿斯记》中记叙了特洛伊毁灭后失败者逃离故乡，到遥远未知的地方创建罗马，开启新世界之伟业。

——再往后是出埃及史诗。应许之地——自由的象征。走出奴役，永不回归。相信总有一天会到达应许之地，跋涉不止，子孙相继。出埃及千年之后，在《新约圣经》中，使徒保罗加以补充：不要把应许之地视为流亡的终点。地理的、历史的、政治的耶路撒冷也会变成奴役之地。那看不见的“天上的耶路撒冷”才是真正的自由永恒的家园。真正的朝圣之旅是灵魂的而非地理的。

——如此，从荷马，经由维吉尔，再到保罗，史诗得以提升。返乡之旅升华为朝圣之旅、灵魂之旅。

一道明丽之光刹那间洞穿我心中的浑沌。

这正是比萨斯奎汉纳鳟鱼多的那一点：我们灵魂深处的渴望。

萨斯奎汉纳—伊萨卡，我的文学之旅、友情之旅、心灵之旅！

萨斯奎汉纳悠长，而我的独木舟渺小。

纵然我的独木舟渺小，却满载无价的绿松石、红宝石、蓝宝石。

 

我生性愚钝，总是后知后觉，多年后方理解前事。当我开悟之时，知音如落花飘零，在永恒之河里逐浪而去。

2019年秋，巫宁坤老先生辞世。新完成的陈纳德—飞虎队章节没来得及为他诵读。临终病榻旁，北明为他唱了贝九终曲《欢乐颂》。小声附耳，为老人送行。

2020年春末夏初，王康辞世。之前一平来探视，实为诀别。口呐，不知说什么好，一路哭泣着返回伊萨卡。王康呼出了最后一息，我从我家的花园里采尽所有红葡萄酒色蔷薇，堆满他的灵床，并向一平报告了他在花丛中安详宁静的遗容。遵照王康托付，将骨灰漂葬于他常散步的小河。那小河流进天鹅之河——波多马克，汇入大海。葬礼上，北明为他唱了《马车从天上下来》。

2024年冬，一平辞世。死亡猝不及防。他似乎有预感，在电邮中写了这样一段话：“伊萨卡是美丽的地方，于此世就算是尽善尽美了，永远令人怀念！我们和康兄一起度过了许多可贵的时光，有过那么多珍贵的交谈。”半月后，去世前7天，平安夜，给我们传来他未完成的史诗巨作《海力布》。无言的托付。一周后，2025年新年到来前夜骤逝。北明从楼上书房哭著跑下来：“一平死了！”

翌日晨，我们悲切地奔往伊萨卡。

最后一次沿着蓝色萨斯奎汉纳一路向北。

处女之河，你多么美丽而忧伤。

Rest with the angels, Till we see you in morning.（和天使们一起休憩，直到我们在清晨再见。）

高山流水，子期伯牙，不过尔尔。

然我不能破琴绝弦，盖有亡友重托也。

 

谨以此文怀念那些遥远而珍贵的交谈。

 

 

年轻的日子，

如今一去不复返。

朋友们已远去，

远离了棉花田。

离开尘世到那天上的乐园，

我听见他们轻声把我呼唤。

我来了，我来了，我已年老背又弯，

我听见他们轻声把我呼唤……

 

——福斯特《老黑奴》

 

2025年8月29日草于维吉尼亚州干草市小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