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英时先生获得美国国会颁发的克鲁格人文与社会科学终身成就奖获奖具有多重意义。刚才王先生说了非常重要的在中国历史上的意义，另外，从国际学术界的观点来看，像美国所谓的中国学，就是所谓Chinese Studies，还有缘自欧洲的“汉学”传统 Sinology，这样一个传统，还有中国传统的所谓“国学”，余先生可以说在这三个学界中都是完全打通的。余先生作为能够打通三界，而且远远超越这三个传统的学者，是非常不容易的。余先生生谈到中国文化中道统和政统的紧张关系，所谓道统，在余先生受奖词里所讲的“道”是广义的，它涵括了儒家、道家等等所论述的“道”，可以作为先秦诸子乃至中国文化的共同基地。而就儒家简括来讲，孔子象征的 “道统”， 它也有一条基本线索：尧传舜，舜传禹，至文王、武王、周公、孔子、孟子、韩愈，经 过程颐、程颢、张载，朱熹、陆九渊、王阳明……直到近代的梁启超、王国维、梁漱溟、 钱穆、唐君毅、牟宗三、徐复观、张君劢等…一以贯之，而在当代，就是胡适、陈寅恪 和余英时三重镇了。当然，他们三位所继承的，已经不纯然是儒家道统了，而是整个中国文化的道统，是中国文化吸取了西方文化的养料后发展出来的现代道统。虽然这一条 线索从古至今受到非常大的压力和摧残 ，但屡仆屡起，一直绵延下来成为精神传统 ——士大夫的精神道统，这是源远流长的。余先生在八十年代进入中国的一本书 《士与中国文化》，就专门谈到道统问题，在当时中国知识界有相当大的影响。他特别谈到“知识分子的创世纪”，认为目前是一个新的时代，一个中国知识分子可以发挥自己道统力量，对政统有相当制衡作用的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