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览中国-China In Perspective
纵观余英时先生的学术生涯，他的治学不在“专”，而在“通”。他的学术论著是通史、全局的学问，而非专家、专门之学。
他既“通”古今，又“通”中西；既“通”中国经典学术，又“通”西方现代学术；既“融通”人文学科的三大主干——文（学）、史（学）、哲（学），又“通悉”社会科学，比如文化人类学、社会学、政治学等；虽说主攻思想史和文化史，也密切观察历史学的其他领域——社会史、政治史、经济史、宗教史、哲学史、文学史、生活史等，并将这些众多的专门史，贯通在他的治学和著述之中。
在普林斯顿中国学社举办《余英时先生追思会》 上，
在余先生遗像的两侧，赫然书有“文起神州澄乱世 史承道统汇西东”十四个白底黑字的大号行书正体字挽联。
这对挽联先用的“起”、“承”二字，道出了他的学术渊源；接着使用的“澄”、“汇”两字，则肯定了他在学术领域的历史性贡献。（本刊首发）
余英时的一生，正是近现代中国的一幅长卷，颠沛，斑驳，光彩陆离，而又动荡起伏。到如今，时间将一切都涂改得面目全非，几度沧海桑田，桑田又沧海。多少的权争利攘、牙笏满床，多少的枪烟炮雨、轻歌舞场，都在岁月无坚不摧的冲洗下烟消云散，徒留后人评说。这个昔日在抗战硝烟中被父亲送至安徽潜山乡下避居的懵懂少年，如今也悄然地退出尘世，坦然地走入历史。
然而，相比于那些喧赫的权势、堆簇的财富、显曜的武功、矜夸的鼎业，乃至于不可一世的政权，他这一生所活出来的，才真正是不朽的。虽历经未来漫长的岁月风雨的洗刷，也不会褪色。（本刊首发）
編按：2021年8月1日晨間，學者余英時在美國寓所睡夢中逝世，享年91歲。余英時表妹、天安門母親行動發起人之一張先玲撰文回憶與「面黃體瘦」表哥的童年交往，日後相見時無話不談的場景，以及六四屠城發生後余英時的哀悼與憤慨。而今天人兩隔，「早日能在北京包餃子」的期望終未實現，張先玲卻在文字中重回故地、與不同時期的表哥余英時再相見。
8月28日，余英时生前为流亡海外的中国知识分子而建立的“普林斯顿中国学社”（Princeton China Initiative，简称PCI，“中国学社”）成员召开了一场“余英时先生追思会”，曾经受过余英时教导与恩惠的海外华人学者们汇聚一堂，与世界分享、追忆他们与余先生交往的点滴经历，纪念余先生对家国天下的“铁肩担道义”的博大胸襟，以及他留给后人的堪称“立德、立功、立言”的不朽的精神财富。发言悼念的人有二十余位，这里记录部分以飨读者。
余先生走了，我听到这个消息，感觉一种无底无涯的大悲哀。“齐州祸乱何时歇，今日吾侪皆苛活”。是啊，我们已经没有可能再继承余先生的文化事业了，文化的中国已经灭亡，物质的中国有可能凌驾于全世界之上，把他那套带给世界带给全球，我是没有王国维先生那种毅力去投湖自尽，但我的心是完全死了。现在余先生又走了，除了悲哀我没有其他东西和各位分享。
如果说，对中国知识界而言，有过胡适时代的话，那么，不夸张地说，胡适之后，有一个余英时时代。 “在没有胡适之的年代里，至少我们可以读余英时。”这是中国大陆知识界广泛流行的一句话，它正是存在余英时时代的印证。在中国近代历史上，余英时先生，将毫不逊色地担当康梁、胡适之后的华人知识界的精神领袖，他将以20与21世纪之交的“当代头号中国士大夫”而名垂史册。
余英时先生融汇东西，打通古今，其学问博大丰厚，极具开拓力量和启发意义，是同代人文学界中不可多得的佼佼者，在当今学界十分罕见。
著作等身、研究精湛的余英时先生，更以身垂范，直至临终，从未放弃和逃避对中国社会现实和政治问题的关注和评论，昭示了一个知识人所应该具有的独立人格和求真敢言的自由精神。
本文无意去谈论余英时的学术思想，这超越了我的能力。我只想写一则素描，虽也力有不逮，但记录若干片段，首先于我自己有意义。我无缘进入余英时前辈的学术天地，但当年沿着普林斯顿那条蜿蜒“狐径”，我一点点走近前辈的精神世界。读书、作文、做人，自知难以臻达那个境界，却已印下足迹，就这样走过了三十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