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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有两位世界级领袖人物相继过世，一为前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8月30日去世，一为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9月8日驾崩，联想到9月9日恰好也是中共建政首脑毛泽东的忌日，不由不使人比较权衡这三位政治人物的命运及其历史功罪。

习近平所做的一切，几乎都是对戈尔巴乔夫的反向操作。戈尔巴乔夫若向西，习近平必朝东；对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习近平代之以 “党领导一切”的毛式旧思维；对戈的“公开化” “透明度”，习代之以黑箱操作的“七不讲”和全球最严厉的长城防火墙及言论监控；对戈的“开放”，习代之以“闭关锁国“及”清零封城封区“。 戈尔巴乔夫已经成了习近平政治行为的咒符，成了他念念不忘的“逆教条”，支配了习的思维模式和行为方式，习成了惟妙惟肖的反向戈。弔詭的是，与其初衷相反，习近平这种逆向行为的结果，竟然殊途同归，它驱使当下中国的境遇快速走向了1989—1991年的前苏联的内政外交的类似处境，甚至中共的内外交困局面的艰难度还超过了当年的苏联。時至今日，习近平已是天怒人怨，千夫所指，成为人類公敵。而当年与美国西方处于冷战状态的前苏联的戈尔巴乔夫，其周遭环境并不像当今的习这样糟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