縱觀習版《簡史》，并通過它鄧版《決議》的詳細比較，我們不難看到編者釋放出了一個爲文革翻案得極其危險的信號。它首先蓄意混淆“教訓”和“經驗”的界限，在哲學上和邏輯上把文革的“沉痛教訓”暗度陳倉為“寶貴經驗”。它然後用“探索”“曲折”等模糊的和極不嚴肅的字眼來爲毛澤東和執政黨要負責的數以百萬、千萬計的大饑荒和文革的政治災難開脫。最後，它又利用文革時期個別和局部的所謂科技和經濟的“偉大成就”來冲淡和抵消全局性的政治災難和經濟損失。在整部習版《簡史》，編者最不想否定的是毛澤東的個人崇拜、個人獨斷等專制的領導作風。這其實正是習近平最近十年來身體力行之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