终于要写一点东西来怀念李慎之先生了。自打先生离开我们之后，我一直有负债感，这种感觉多次撞击我的胸膛，但一次一次都被我压回去了。今年4月22日是先生十年祭日，我再也无法压抑自己不敲键盘写一篇文章了。

题目我不能用“回忆李慎之先生”，因为我不是平辈，也不是属下；既没同过学，又没共过事，我有什么资格这么写？想来想去，我只不过是由于几个偶然的机缘，作为晚辈，受到先生的眷顾，听到先生的谈吐，进入过先生的思想，随先生在学界游走过几次而已，所以用“从慎之先生游”最恰当——一个“人”在前面走，另一个“人”在后面跟着。

我同先生的见面，回想起来，应当是三十几年前的一天，我偶尔因为什么事走到我们院刚落成的15层大楼第二层的西头，蓦然看见一位穿一身白色西装的领导从办公室踱步出来要下楼。当时眼一亮，心一惊，心想院部怎么会有这么一位异样的领导，分明是五四时代人，或三十年代人。我这一惊一愣使他扭头朝我看了一眼，而我也同他对视了一秒钟。我看出他颈部略长，向前探，黑边眼镜，镜片一圈一圈，高度近视，显然是一位饱学之士。

1989年“六四”之后，1990年春天，我应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邀请参加“多种文化的星球”项目，负责撰写“汉字文化圈”，要到巴黎赴会，于是到二层外事局西欧处办手续。处长告诉我：“你赴法国批准了。李慎之副院长批的。他要你拿了批件后到他办公室去一趟，他对你这个项目有兴趣。”我拿着批件出来，朝二层西头走去，进到他办公室。他从办公桌后抬起头来,我心里又一惊:这不就是那位身穿白西装,略长的颈部向前探,眼镜片一圈又一圈的那位领导吗！

在我向他汇报过这个项目而他也表达了兴趣所在之后,他说:“你从巴黎回来之后,再到我这儿来一次,讲讲详细情况。”我问：“到哪儿？还到这间办公室来吗？”他说：“不要到这儿来了，马上我就要离开这里了，你可能是我批的最后一个外事项目。到我家去吧。”接着，他就把家庭地址和电话都写给了我。我不解地问“为什么？”。他笑了一声说：“我已经被解职了。看吧，这是刚送来的解职令”。

我吃惊地接过解职令一看：刚打印出来，深蓝色油墨未干，寒光熠熠，字里行间似有刀光剑影在晃动：“1989年夏天，北京的学生运动起来了。李慎之说：‘民气可用，社科院要表态。’于是鼓动常务副院长丁伟志，一道起草了一份文件，说服院长和其他几位副院长都在上面签名，向中央施压。大军进城后，中央召集副部级以上干部开会。李慎之说：‘我不在刺刀下面做官’，并拒绝出席会议。鉴于在这场政治风暴中的恶劣表现，经院务会议和党组研究，报请上级主管部门批准，从即日起，正式解除李慎之担任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和党组成员两项职务。”

这段话，我之所以敢打上引号，是因为我一辈子就只有一次看到过这样的文件。读的时候又胆战心惊，全神贯注，所以读一遍内容就全记住了；可是，肯定不敢保证一字不差。看完后我不解地问：“您真说过‘不在刺刀下面做官啊？’”他呵呵一笑，说：“你不知道啊？这是我李慎之的名言。美国之音不断广播，早已传遍全球了！”神色流露真实豪情。

从巴黎回来之后，我如约到慎之先生家拜访。他家住建外永安南里社科院宿舍7号楼，距我家住的永安西里甲一楼不过一箭之遥，这不是天作之缘吗？我早知道7号、8号楼是文革前盖的，四层板楼，高级住宅，可从来没进入过。这次进去发现果然高级，慎之先生的四居室全是水磨石地面。

听完我的汇报，他问起我的经历和研究工作。当知道我的研究方向是系统论、控制论和信息论的哲学问题后，他详细询问这些学科的内容，还要我找些书给他看。过了一段时间，我把自己写完的一篇论文《系统科学兴起的哲学意义》呈请指教，他看完后表现出极大兴趣，主动要拿去让人打印。我这才知道，原来他同于光远、龚育之等几位搞了一个课题，从设在国际俱乐部小楼里的福特基金会驻华办事处申请到课题费，在赛特大厦设有研究室，有专职文秘人员。又过了一段时间，我的论文《广义进化论的基本原理》也被拿去打印出来了。令人感动的是，慎之先生对每篇打印稿都亲自对着我的手稿校对，一个字一个标点都不放过。我的两篇文章就这样提前公诸同好了。

慎之先生赋闲之后，从九十年代初起，不多不少，每年都写两三篇文章，也只写两三篇文章。这些文章当时都没有公开发表，只是以少量打印稿形式散发；可是，全都在京城不胫而走，回响士林，并令作者成了无冕王者。有幸，鄙人应当是最早的读者之一，现在，在一个专门的牛皮纸口袋里，还保存有十篇。
先生给我的第一篇文章是写于1992年6月的《守死善道，强哉矫——读<吴宓与陈寅恪>》。所读之书是吴宓先生的女公子吴学昭编的，按慎之先生的说法，此书的“真正作者是吴宓，而书中的主角则是陈寅恪”。内容是女公子从先父遗留日记和书信中整理出来的从1919年哈佛初识到1969年双目失明的陈先生因拒绝批孔被整死在中山大学和同样是双目失明的吴先生1978年戴着“现行反革命”帽子惨死家乡农村这50年两位先人断断续续的诗文往还和生死神交。

全文7页，而我刚读第一页就被先生精炼老到典雅的文字折服，哀叹文化断层后无国学童子功之我辈可怜；继而惊羡先生有福气曾于1944年成都燕京大学选学过陈先生的课，又同吴先生在成都县何公庙的宿舍中同吃同住过。读毕全文，我脑袋里立刻浮现出“文章憎命达”这句杜诗和“厄而作春秋”这句太史公遗言。

此文，慎之先生饱含深情在写陈寅恪和吴宓，写真正的知识分子在二十世纪中国的命运，而实在又有夫子自道的蕴意。同样是遭逢乱世而受制于暴政，同样是坚持自身价值和人格追求，同样是威武不屈和宁折不弯，慎之先生撰写此文实在是在引陈先生和吴先生为同侪，反思和再肯定自己的选择，进而宣示吾辈要“守死善道，强哉矫”；如此，中国传统文化圣人气象，大丈夫精神和君子儒人格方不致完全熄灭了香火。

慎之先生给我读的第二篇文章是写于同年的《纪念冯友兰先生》。此文的开头依旧是回忆自己同冯友兰先生曾经见过一面，那是1956年慎之先生随周总理访印，恰值冯先生在印度参加一个国际会议。继而慎之先生回忆自己一生四次学习和钻研哲学，而每一次都同冯先生和冯先生的书有关。他认为，在中国要研究哲学是绕不过冯友兰的。

慎之先生感谢冯先生给了他“哲学上的第二次启蒙”，使他从米 丁的《新哲学大纲》和艾思奇的《大众哲学》之类的书中走出来，回到中国哲学这个精神家园，又说“我在遵照冯先生的指点，闭门造车的结果却得出了许多与冯先生不同的结论。”

“首先，冯先生以证明‘理世界’的存在作为其哲学体系的基础，而我却无论怎样也无法想象这么一个理世界的存在”。慎之先生接下来写道：“我甚至不能同意冯先生所谓‘一般与特殊的问题乃是中国哲学的根本问题’的说法。我以为中国哲学的主流正脉是宇宙论与之贯通的心性论，而不是冯先生以西方逻辑方法推出来的那种本体论。”慎之先生极度赞赏张 载的“为天地立心”和冯友兰提倡的“天地境界”。在文章的结尾处，他写道“为了个人精神上的自我超越，我们有义务继承冯先生的遗志，开发中国哲学的宝库”，并寄希望于中国出现“最哲学的哲学”和“最科学的哲学”。他还多次对我讲，中国的问题还是要从文化特别是哲学层次解决，自己要写一本哲学书把这点讲清楚；字数不用多，顶多十万字。 
慎之先生虽然是被解职了，可是还享受副部级离休干部的待遇，打电话就可以要车。在接下来的几年中，我曾多次遵命搭乘他的车一同到京城某些地方出席学界民办的小型研讨会，跟着听会和发言。

难忘的是他曾帮助我出版了一本书，那是E·拉兹洛1992年完成的一份新的罗马俱乐部报告《决定命运的选择》；我组织人翻译出来了，可当时出版业极为跼促，我们面临出版难，稿子在我手上压两三年了。慎之先生知道后，立即要辆车拉着我到东单北边一条胡同里找沈昌文先生；当时，三联书店刚从人民出版社分出来，正偏安在一座四层居民楼的半地下室里。此事在那本书的后记里有记载。

还有一件不会忘记的事，慎之先生还曾主动写信，推荐我到普林斯顿大学深造，申请洛克菲勒奖学金。此事虽未果，可他用机械打字机一个字母一个字母敲打出来的整整四页英文推荐信，今天拿出来重读一遍，那拳拳的心，依然令我感动。顺便说一下，他的英文写得非常漂亮和规范，不愧是新华社国际部的副主任和社科院美国所所长。

回想他对我的多次谈话，还有什么很有价值而值得记录下来的内容呢？

有一次慎之先生跟我谈起毛泽东。他满腔激愤地说：“毛在《介绍一个合作社》这篇文章中讲，中国是‘一张白纸，没有负担，好写最新最美的文字，好画最新最美的图画’。他这段话是大错特错了,中国恰恰是世界上最不白的那张纸，最黑最脏的那张纸。”细想，慎之先生说的对呀！中国五千年文化传统，李泽厚称是“积淀”，柏 杨说是“酱缸”；至今中国还是死人拉着活人，传统阻碍着现代，哪来一张白纸？倘若建国之初美国的华盛顿说“北美新大陆是一张白纸”，那还差不多。

一次，在先生家中谈起邓小平。慎之先生突然冒出一句：“唉，那时候他也很难……”，然后沉默良久。我意会“那时候”是指1989年夏天。转话题，我问他：“现在邓小平在党和国家没有任何高级职位，还在掌权吗？”他回答说：“邓现在的权力比任何时候都大，说把谁拿下立刻就能拿下。”停了一刻，他又说：“邓小平搞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和‘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他应当继续搞‘中国特色的多党议会民主制’。”

还有一次，搭先生的车外出，在建国门立交桥上转的时候。慎之先生指着我们院的大楼说：“这座楼是1978年邓小平亲自批一个亿盖起来的，同时下令把学部提升为社会科学院，立刻建研究生院，招你们‘黄埔一期’四百人进来。那时他认为，自己搞改革开放，要同四人帮那伙人辩论十年，可是自己没有理论阵地，两报一刊全在人家手里头。”停了一会儿，他说：“可是后来邓发明了‘不辩论’，搞特区，让事实来说话。”

慎之先生对他那届院领导是颇为得意的，多次讲：“我们那届个个是专家学者，不像后来。你看，胡绳是党史专家，丁伟志是历史学家，刘国光是经济学家，汝信是美学家，钱钟书更是学问大家。”当然，我们现在还应当补充说“李慎之是国际问题专家”。话说回来，慎之先生目光犀利，见解高明，心直口快，对个别同事也有不甚了了的评论，譬如他曾说：“跟胡乔木工作一段时间之后，才真正懂得什么是‘胆小如鼠’。”还说：“汝信是模范中学生。”

不过，慎之先生对钱钟书先生的学问是真心佩服，多次赞美；并曾主持编辑打印《钱钟书先生翻译举隅》一册（总计81页，我有幸获赠，现在还保留一本），亲撰“编者前言”曰：

钱钟书先生当代硕学，其博学多闻，覃思妙虑，并世罕俦。世人咸知先生通多国文字，顾先生鲜有译作，唯于著述中援引外国专家之语类多附注原文，学者于此得所取则。唯零金碎玉检索不易，爰特搜集成册，以便观览。后生末学得窥云中之一鳞，证月印于千江，则此帙之辑为不虚矣。”

闵按：吾国民谚言“同行必妒”。三国曹丕《典论论文》曰：“文人相轻，自古亦然；各以所长，相轻所短。”慎之先生对钱先生的译文由衷赞美，投入精力辑录成册以嘉惠后学，实为我们开启文人相重和同行互敬的新风。这种高尚的学风太值得我们继承和发扬了。

谈起翻译，慎之先生何尝不是大家？他原来是新华社国际部的副主任，分工管高干阅读的《参考资料》(大参考)和一般干部阅读的《参考消息》小报。他曾多次对我说，许多从国外传入中国的新词，都是他敲定的汉译。那时“大参考”的文字量比现在多五六倍，一天要出三本，上午版六十四页，中午版二十四页，晚上版三十二页。这样：“一日三参”，每天都有二十三四万字，量很大。请你想想他每天要经手和过目多少译文！再请你想想，他怎么不累得脖子前倾和高度近视。并且，如实地说，在我从慎之先生游的十多年间，他一直苦于头痛病，除精神压抑外，我猜他一定有很重的颈椎病，在心身双重的痛苦中他还为我们留下几十篇肯定会传世的很冷静的文章，也真算是“春蚕到死丝方尽”了。

此外，慎之先生还曾经对我说：“中国知识界翻译出版的书籍，二十世纪最初几十年多是硬译，质量很糟。改革开放这二十年多是快译，质量很糙。惟有文革前后那三十年，知识分子受压，踏踏实实慢译，质量上乘。”这话对现在英文学习得不错又在做笔译的中青年，真正是良师益友留下的警策。

慎之先生为我做的最后一件事是替我的哲学专著《进化的多元论——系统哲学的新体系》写了一篇序言。此前先生就有为我的书作序的意思，所以在1994年我为评研究员的需要编辑出这部书的初稿并请出版社排印出清样后，当晚就登门请先生作序。由于一两天后所学术委员会就要开会了，所以留给先生作序的时间实在是太短了。读这篇序言的人，都不难发现它是“急就章”；然而，即使是这样慎之先生还是钩玄提要地点出了此书的意义。他写道:

“系统哲学明确地预示着人们久已盼望的‘科学的哲学’的出现。”“与当代系统论相结合的广义进化论完全与中国哲学的主流正脉——宇宙论与心性论相合拍。”“本世纪下半期出现的系统哲学尽量包罗了当代科学的成果，对从宇宙的生成与人的认知能力的出现作出了迄今为止最为包容广大而又圆通周全的解释。它已经有可能沟通分家已久的科学与哲学，沟通宇宙论与本体论，沟通自然与心灵，直到沟通唯物论与唯心论。这是一种最有希望的哲学。它有可能超越长期以来哲学家玄思冥想所发展出来的各种概念与术语而达到一个‘最哲学的哲学’”。

这些话是肯定, 是鼓励, 也是鞭策。笔者非特铭记在心，更夙兴夜寐，殚精竭虑；黾勉从事，克尽余生来完成这样一种哲学，以期不负先生的厚望。 

愿先生在天之灵有知，阿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