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的春夏之交，黎明只有4歲，有親人參與過上海的學運，「家人評價那親人『少不更事』、『被人利用』，他們對六四的印象是負面的，這是我對六四的第一印象」。成長階段，家中、校內無人提起，漸明六四是忌諱︰「大家不想討論，一個眼神，一個語氣，已經否定了。」

「記憶上有恐懼，身為內地生，很難擺脫」

2007年，她於復旦大學社會學系畢業，到香港中文大學修讀社會學碩士課程。那一年，尚未有「本土派」，港人仍為四川地震災民慷慨捐輸，也留意北京奧運新聞，黎明在校內和香港同學打成一片，較自由的環境，也令內地同學敢於觸碰忌諱︰「有比我年長、來自北京的同學對六四有印象，他說當時北京民眾熱情，全民都投入運動」，然而，「只是一夜之間，沒人敢再提，對於經歷過的人，他們知道，政權曾經真的輾壓過，記憶上有恐懼，身為內地生，很難擺脫」。

台上喊結束一黨專政 考慮「要不要叫」

及至2009年，六四20周年，香港社會、傳播鋪天蓋地宣傳，當時黎明在中大讀書，香港同學也邀請她一同出席維園燭光晚會，「當時仍維持舊有思想，很掙扎，很怕，怕被政治力量操控，擔心被人『洗腦』」。想起還是猶有餘悸，可幸身邊有同學保護，着她戴口罩，沿途防止她獨自一人落單遭認出，穿過人群、坐下，卻仍是忐忑不安︰「你當我是驚弓之鳥，大台叫『結束一黨專政』，就在考慮︰『要不要叫？』；到『建設民主中國』，就想︰『似乎可以叫』；再來『追究屠城責任』，又想一想︰『算不算屠城呢？』，好多這些反應。」

六四是很多香港70後、80後的政治啟蒙，於內地來港的黎明而言，「六四是契機，開始發現自己對世界的認知建基於經不起考驗的知識，那時再想還有多少是我未發現的呢？後來便有意識地檢視自己對每一個社會議題的看法」。

傘運fb發文撐學生 首公開政治看法

「那是一種釋懷 要死便死的心態」

自此以後，黎明風雨無改，每年堅持出席維園集會，「2010年被傳媒影到，一個鏡頭，出了兩秒，好驚好驚，怎麼辦？」直至2014年雨傘運動，第一次在facebook發帖文支持學生，首次公開自己政治取態。「那是一種釋懷，是『算了，要死便死』的心態，但這行動改變了我」。及後黎明踴躍發聲，對政治、社會事件，以至去年中大的民主牆風波，都敢於公開看法︰「踏出一步後，我看回頭，意識到恐懼對我的控制如斯強大，恐懼是政權的控制手段，令人不敢向錯的政策、措施發表相反言論，我已踏出一步，為何又邀請恐懼進入意識，監察自己思想、言行？」

家人、父母都在內地，更曾言民主牆事件後，父親遭有關單位「請喝茶」，卻無阻她繼續發聲︰「很多人問我怕不怕被人打壓，這不是怕不怕的問題，是對不對的問題，你認為這是對的就應該講……當所有人都不怕，到實踐理念的時候，其實大家都不需要怕……沒有恐懼，才有自由。」

近年，支聯會主辦的晚會被譏「行禮如儀」，漸失年輕人支持，支聯會成員不服︰「難道跳breakdance悼念？」中港矛盾、世代之爭，逐漸由六四副題變為主題。黎明建議，支聯會可開放主辦權予新一代的社會團體︰「有團體壟斷主辦權，壟斷對事件的詮釋，再要年輕一代接受，不是傳承；讓新一代有空間參與，讓他們在事件中找到他們一代的身分及意義，這，才是傳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