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晴又“生孩子”了！一如既往的《笑傲江湖》人物，像极了母亲“桃萼仙”。
　　这个新生的孩子，就是《邓小平在1989》（注1）。是戴晴奉给“六四卅周年”的礼物。也是在这个年分里，我们见到的唯一历史类新书。

　　虽说是新生儿，但话题还是老话题，观点还是老观点：话题就是八九民运期间的中共高层斗争；观点就是学生运动为党内保守派所利用，成为改革派出局的原因。说是“老话题”，是因为，在事发当时笔者周围就有类似议论，经由陈一谘《十年改革与八九民运》得到强化。笔者在《八九民运史》的初版（注2）中，也采用了其书的相关例证。笔者也注意到，包括鲍彤在内的一批赵系人物，大多持有类似视点与结论。随着学运主体叙事的崛起，“民间竞争”资料的日益丰富，这种原始的高层视点虽然略有转移，但并未淡出对运动整体思考的视野。而是最终促成了八九研究中“高层博弈”与“朝野互动”架构的搭成。这期间，张良《中国“六四”真相》（注3)以及赵紫阳回忆录、李鹏日记等一大批当事人叙事的面世，都在资料层面，对这一基本构架形成了有力的拱卫。

　　也正是在这一整体思考的观照下，戴晴的新书奠定了其在“高层博弈”叙事中不可替代的价值。

　　新书亮点
　　
　　《邓小平在1989》，充满贴近高层幕后人物声息的细节。下面，摘引书中精彩的片段为证：

　　——关于饱受争议的赵紫阳访朝，赵紫阳其实是受惑于邓小平的许诺。鲍彤对戴晴说，赵曾经问邓：
　　【是不是可以不去？
　　邓小平说去，为什么不去。邓小平接着还说：你去，去了以后回来你当军委主席，我军委主席不当了，让你当。
　　邓小平还说，我已经有个名单，要开一个会，在会上来决定我辞职，你当军委主席。（注4）】

　　——李鹏向常委传达邓小平“四二五”讲话后，陈云吹响“集结号”：
　　【就在这节骨眼儿上，他又接到了一个电话，一个他不写进日记就太对不起自己、也对不起历史的细节：陈云大秘许永跃特特打过来关照：
　　“注意休息。”
　　陈云同志！都理解啊……或者说，料事如神啊。当然，李鹏此时浮想联翩的，或许还有1987年，陈云怎么力荐他当了总理；1988年，怎么在“物价闯关”上密示。
　　从一开头，陈云就密切关注。终于到了可以借邓的言语、行动，遂行他陈云之志向的时刻。当然这时节，自己立刻站出来发号施令仍然是伤大体的。他站出来的姿态，只是谦恭地点一句：支持小平同志！
　　其实，言语之外，他们已经动作起来。据邓力群： 
　　“参加耀邦的追悼会之后，我就去外地了……陈云收到了邓小平4月25日的讲话。他把这个文件给我看了。而陈在收到这个讲话的第二天就回北京了。……打电话让我快点回来。（邓力群《十二个春秋》）”
　　关键时刻，陈挑开了上场门的门帘，集结号吹响了。（注5）】

　　——赵紫阳对李先念透露“亚行讲话”意图后，正在住院的李反应几近失态：
　　【听着赵的叙述，强忍着心头的兴奋。他刚离开，据现场护士说：先念同志不知怎么了，光着脚从床上跳下来，在房间里一个劲转。（注6）】

　　——关于中共十三大上，赵紫阳提议今后“邓小平地位不变”，是薄一波传达邓小平的意思：
　　【鲍彤有清楚的记忆：
　　1987年，“十三届一中全会第一次会议的时候，我记得那天是下午开会。
　　上午，紫阳跟我说，有一件事一直没跟你交代，今天下午要开中央全会，要讲小平同志地位不变的话。这个问题比较严肃，比较郑重，不是随口能说的，要给我一个字、一个字写出来。
　　我给他一个字、一个字写了。他看了，下午开会他就照读：
　　这次小平同志全退了，但是小平同志在我们党内的地位不变，因为他的政治经验，他的政治智慧，我们党内没有任何人能够比得上。因此以后我们遇到复杂困难的问题，我们仍然向他请教，他有权召集我们政治局常委开会。
　　接着，紫阳又补了这样一句：
　　‘国外看中国是不是稳定，就看小平同志的地位变不变。’
　　这句话是谁讲的？是紫阳讲的。谁要紫阳讲的？薄一波让紫阳讲的。薄一波让紫阳讲的时候，边上坐着邓小平。讲完了以后，邓小平下面还补充了一句话：
　　我在党内的地位，国外把它看成党的稳定的标志。（注7）】

　　　——执行“六四“镇压的戒严部队，不是总参在指挥，而是总政：
　　【一位当年正在军队服役的朋友说：
　总参作战部根本没有介入，全是总政一帮在那下令。仓促集合起来的这个“戒严指挥部”……
　　当年住在总政黄寺大院的前军报记者江林也说：
　　总政的人都调过去帮忙，院子都空了。（注8）】
　　此外，还有：胡耀邦去世前，邓小平已经决定取消宪法序言中的“四坚持”；邓“南巡”已经安排好接替江泽民的班子……等等。可谓是精彩纷呈，意外迭出！
  
　　异见碰撞

　　戴晴新书的另一可贵之处，是对一些不同观点进行了不点名驳难。例如，对同样是“阴谋论”持有者的鲍彤的这一观点：邓小平“倒赵”之心，起于赵紫阳在胡耀邦治丧问题上同意“开放遗体”供市民吊唁，担心赵将来做赫鲁晓夫，把“倒胡”的账算在他头上。戴晴认为：未必。

　　她罗列出的文献资料表明，“开放遗体”实际上是胡耀邦家属的意见。而治丧小组同意的，仅仅是“组织北京市各界代表和群众10万人瞻仰遗容”。众所周知，北京是党中央、国务院所在地，要“组织”起10万人来，各部委机关、直属单位、各民主党派、中国人民解放军各军（兵）种，那简直是轻而易举的事情。与开放供市民瞻仰，完全是两回事！之后确实取消了这一条，而且很可能是邓取消的，但那恐怕仅仅涉及的是中共党内历来的“治丧规格”问题。而不是“群众要悼念”让不让的问题。事实证明，即便在邓小平最在意的“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这类虚名上，他也是让了步的。

　　再则，邓小平究竟是何时开始，想到动用武力解决学运问题的？吴国光认为早于赵紫阳的“亚行讲话”。证据是此前邓小平的长子曾出现在武汉，并推测他是与父亲同行的。而《邓小平在1989》则把邓小平应付学运的手段清楚地分为“文吓”（“四二六”社论）和“武吓”（戒严）两个阶段。后一阶段开始于赵紫阳会见戈尔巴乔夫谈话。书中还引证了“残联”一位与邓朴方走得很近的工作人员的证言说，邓朴方当时去武汉，是出席残联的一个会议。

　　关于我对“坦克人”问题提出的疑问（注9），戴晴也做了回答：“臆想”。不过，从学术角度说，其论据并不足以支持这个判断。

　　对于学生不知进退，未能及时撤出广场，以致造成重大的牺牲，戴晴的惋惜一如既往。只是新书引进了一个新的概念——形右实左。配合其全书观点：学生运动被“保守派”利用作为了打倒赵紫阳的工具，逻辑上是成立的。只是还缺乏相应的证据，证明民运中的“激进派”期待的不是一场“革命”，证明保守派与学生的来往……
　　在这方面，我们搜集证据的能力，远不如陈希同们对赵紫阳旧部的所作所为来得深入。

　　与笔者对于赵紫阳近乎苛刻的审视不同，戴晴对于政治家的宽容与大度近乎“溺爱”。为了表达这种差别，她历数这位当代难得的改革家的政绩，不停地点“赞”并不时报以惊叹！只是在写到赵竟对学生的“绝食”束手无策时，才忍不住弹回到自己一贯的政治鉴赏水准，借聂真的话说：
　　“赵根本就不是政治家的料，而是大公司CEO的料，更适合于当总理而不是总书记。”（注10）
　　这就是性情中人戴晴！

　　我非常理解戴晴对改革派这位领军人物的赞许，以及争取其历史地位的努力，并由此对学生运动的激进派怀有长久的怨尤。因为她太珍惜中国现代史上这一稍纵即逝的机会，太怀念上世纪八十年代的开放、开明和难得的自由！
　　我们都知道，她与赵家人并无私交往来，也从来没去过富强胡同。
　　
　　求同存异

　　自去年10月以来，就听说戴晴今年要推出这本新书。而且同时被警告，她对你意见很大！吓得我一有机会就赖着这位大姐问：什么时候能先睹为快呀？戴晴倒是沉得住气，直到新书出版，才让我看到。读后感觉，我们一致的地方，远远大于分歧。而且分歧绝大部分是因为侧重点不同而造成的视角不同，以及人所共有的记忆沉淀的方式不同。戴晴同意这个看法：
　　“我们可以求同存异。”

　　我之所以坚信这一点，因为我们都是“问题中人”，而不是“名利场中人”。差异和分歧的相撞，只能使我们各自更丰富、更全面。提高的是自身的水准，受益的是我们的心灵和“孩子”。

　　自2007年脑伤以来，我还没有发表过独立成篇的文章。草就此文，克服了多少胆怯和性急！一如既往地希望“不用”，只让朋友知道：小雅在努力！就可以了。
　　2019年7月28日 北京 万寿庄

注释：
1 戴晴《邓小平在1989》。新世纪出版社。2019年出版。
2 陈小雅《天安门之变——八九民运史》。台湾风云时代出版社，1996年出版。
3 张良《中国“六四”真相》。明镜出版社。2001年出版。
4 戴晴《邓小平在1989》第一章。
5 戴晴《邓小平在1989》第二章。
6 戴晴《邓小平在1989》第三章。
7 戴晴《邓小平在1989》第四章。
8 戴晴《邓小平在1989》第五章。
9 见陈小雅《八九民运史》第十卷。公民社，2019年5月版，第56页。
10 戴晴《邓小平在1989》第三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