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11月11日凌晨1点，河北省高碑店市公安局，出动三百多特警，包围河北保定市徐水区的大午农牧集团，破门而入，查抄私宅和办公室。抓走包括大午家人和高管在内的20多名员工。接着派工作组进驻，接管学校、医院和分公司，动静很大，举世震惊。

 

作为孙大午十几年的朋友，我正打算从美国返回河北老家，落叶归根，去他的康养小区长住，自然对突如其来的变故惊心动魄，不解其中奥妙。于是写出如下感想，供网友参考，欢迎质疑拍砖。

 

            我所知道的孙大午

我跟孙大午的交往，是从他2003年的“非法集资案”开始的。徐水县政府在宾馆设“鸿门宴”，请君入瓮，将孙氏三兄弟一并擒拿。原本要严打重判，后经海内外舆论压力与法律专家高调介入，相对开明的胡温高层，批示“对有影响的农民企业家，要慎重处理”（大意如此），最终让徐水法庭不得不“高高举起，轻轻放下”，株连人士全放，只把孙大午本人“判三缓四”，罚款了事。

 

当时，我正在澳门大学讲授“当代中国研究”课程，包括热门的“三农”问题，大午集资案遂成为我们讨论的案例之一。经过亲身造访，实地考察，最后邀请缓刑期满后的大午夫妇，来澳门参加研讨会，亲身给我校师生讲述大午农牧集团公司的发展历程，在澳门反响很大。

 

总体说来，我敬佩大午集团的“内循环”发展模式。他跟家人曾经出国考察，也计划在海外投资买地，办跨国企业。后经反复考虑，全家一致决定：一不考虑移民海外；二不往外转移资金，宁可把钱投放在完善大午新城的服务设施上，哪怕回报低，风险大，甚至完全亏损也要干。他说：“钱少是自己的，钱多就成社会的了。我们的口号是‘不以盈利为目的，而把发展当目标’。我把其它行业赚的钱，花在教育、医疗、和养老事业上，心里踏实。”作为退伍兵和党员，他的理念真正体现了“不忘初心”。相对而言，那些口头“不忘初心”，而行动“专谋私利”的两面人，应该惭愧到无地自容。

 

当然，我并非认同大午的所有言论和行动。在点评他的文章时，我经常毫不客气提出质疑。比方说，我们在企业传承方式上就有分歧。大午认为，家族独资和“私企立宪”模式，远优越于“股份制”和“职业经理人”模式。我则认为，家族企业的优点，受地域文化制约和发展规模局限，从世界各国经验看，发展到跨国公司之后，绝大多数要采用股份制，并非偶然。我试图用马克思《资本论》所说的股份制和股票市场，是对私有制的“某种扬弃”，来说服他，但并不成功。

 

再比如，对企业家的社会责任，我们也有分歧。我认为，尽管企业家应该关心社会和政治议题，但密切关心是一回事，投入程度是另一回事。如果对本企业维权之外的事情涉入太深，有可能导致不良后果，影响到企业前途与职工福祉。一旦企业遭遇灭顶之灾，且不说“桃源梦”会烟消云散，就说万名学生和近万职工，他们的出路怎么办？

 

记得在澳大讲学那天，恰好大午的长孙出生，我在 “新世纪酒店”（如今改名希腊神话）设便宴祝贺。给他敬酒时，我顺便送上一句半开玩笑的警示：“我说大午，今天你可当爷爷了。今后呀，尽量少说刺激性的话。只有装好孙子，才能保护好孙子！”夫妻俩连连点头。

 

然而，大午毕竟是大午，有燕赵之士的豪气和军旅生涯的历练，他认准的事情，非干到底不行，常把个人安危置诸脑后。这次全家被抓，留下孙子一人在家，被警察“照顾”，保姆去给孩子做饭，也被警方制止。此情此景令人唏嘘：看来，我十几年前的那句玩笑，不幸成真。

 

            这次抓捕的蹊跷之处

这次抓捕跟上次相比，有诸多特色。比如，规模不同（出动警力和抓捕人数）；力度不同（异地执法，接管企业）；除了高碑店警方留下一纸语焉不详的《公告》，至今没见任何正规的、有说服力的公文。就连邮寄给家属的“拘留通知”，也不写人在何处，没有电话号码，只写“某某派出所”，地址邮编都省略，让家属跟律师无法联络探视。大家两眼一抹黑，只能靠网络传言，大致猜测背后浑水。种种怪异，预示着案件的结局，也很可能跟以往不同。

 

截至目前看，海内外舆论几乎一边倒，都是描述事件过程，回放大午集团的发展史，褒扬孙大午的理想情怀，特别突出医院、中学和康养小区等惠民措施，嘲讽普遍遭人病诟的医疗、教育和养老产业化。我千方百计想找对大午的负面报道或批判声讨，哪怕来自五毛党也行。最后，总算发现两篇难得奇文，一篇叫“孙大午就是该抓”，另一篇是“孙大午的七大罪”，让我“如获至宝”。不料打开一看，原来是反讽笔法，拐弯抹角给大午评功摆好，以此表达对抓捕行动的抗议和嘲笑。

 

我从众多网文中，拣出有代表性的两篇，略作介绍。它们都来自官方（半官方？）的法制网刊（以我的愚钝，估计非官方的法制网刊，目前在中国并不存在）。一篇署名“慕公君”，发表在双十一的《慕公法制论坛》上，题目叫“孙大午动得，孙大午的公司动不得”，主要从产权保护角度，质疑官方“接管”的正当性与合法性。另一篇文章署名“金仲兵”，发表在11月16日的《企业与法律网》上，题目是“大午事件是否可以从轻警示，多方共赢？”向高层建言的意味浓厚。

 

文章指出十三个尖锐问题，包括1，政务信息公开原则；2，执法主体是单独还是联合？3，有无预设性执法？4，是地方执法，还是上下协调？（传闻是中央政法委联合省市办案，但无法求证）5，是否过度用警？6，是否过度查封？7，是公司法人犯罪，还是个人犯罪？8，异地执法的目的何在？等等。最后建议：本案的处理，应从大局着眼，协调各方利益，实现共赢。文章列举的理由比较充分，结论也合情合理，有可操作性。如果官方能部分听从，或者全部采纳，那么，让官方难堪的局面，或许有望缓解。

 

另据网文揣测（无法求证，还是猜测），这次大午事件跟马云的“蚂蚁金服”上市叫停，几乎同时发生，显示有上层权斗阴影。最耸人听闻的说法，来自周周侃在“油管”上的评论节目，他邀请一位头戴红星军帽的唐姓评论员（权称他“军帽唐”），大谈马云跟孙大午事件，是王岐山楼继伟金融“反党集团”策划，针对习近平的一场政变，意在离间习跟民营企业的关系。为此，他建议习本人亲自出面，给民营企业松绑解围。似乎只有这样，才能“粉碎金融集团的政治图谋”，还马云和孙大午清白，从而避免民营经济的大动荡大滑坡。但在我看来，马云和孙大午两件事，非但性质不同，甚至绝然相反。前者是虚拟经济，膨胀太大太快，显然有泡沫风险；而后者是实体经济，扎根农村，惠及社会，体量越大，越有利于国计民生和经济稳定。

 

对于“军帽唐”的惊人说法，我不想置评。但显而易见，要使中国经济提振内需，早日走出困境，逐步实现“内循环为主”，想用“封门夺产”和“抓人军管”这类蠢招，断然走不通。就算一时得逞，效果也必然大打折扣，否则的话，还有改革开放的必要吗？唯一正确的做法，还是金仲兵先生的建议，就是逐渐降温，缓和矛盾，维护争议各方的合法权益。我想不揣冒昧，顺着这个思路往下想，大胆预测孙大午案今后发展的三种可能，称“上中下三策”也可以。

 

            案件审理的三种可能

先说审理进度和判决时间。尽管目前尚不明朗，但我估计，不大可能像2003年那样久拖不决，历时半年以上，应该会在春节前后拿出结果。否则，等到人大政协两会召开，这事将不可避免成为代表们的话题，甚至有人会向政府提出质询（哪怕走过场）。届时，参与本案的各级官员，如何向两会交卷，将是非常头疼的事情。

 

再说处理方向和判决结果。在我看来，穷尽所有可能，也不外乎轻、中、重三种选择。换句话说，无论从高层智囊给国家领导人建言的角度，还从是控辩双方的庭审博弈，都跳不出上述三个方向。咱们不妨从轻到重逐一分析。所谓从轻，有程度不同。当然越轻越好，直到无罪开释，还要恢复名誉赔偿损失，才符合大午人的最高期望。据说已有律师，准备朝这个方向搜集辩护资料。他们的依据是，本案原属民事纠纷，没听说徐水国营农场提告，但河北保定异地办案，过度用警，强行接管学校医院和分公司，于法无据，于理失当，对当地经济和民众生活造成重大冲击。

 

如果国家高层足够聪明，应该从这次事件总结教训，借机整顿司法腐败，维护国法，挽回民意。还可组织专家，深入探讨“大午模式”的合理成分。为恢复乡村活力而探讨切实可行的新出路、新模式。对比红极一时却资不抵债的所谓“社会主义样板”南街村和华西村，靠自力更生走过来的大午康养小镇，难道不能提供更好的路径选择？

 

当然，对于从轻发落的机率有多高，我并不乐观。因为高层是很难下罪己诏的，加上病入膏肓的体制性障碍，估计把雷厉风行的大抓捕变成虎头蛇尾，让各级官员自我抹黑，他们不会买账。如果下级反弹过大，也会让高层左右为难，甚至向压力屈服。著名的雷阳“嫖妓死亡案”就是例证，原本高层有意，借此整顿警方暴力过度，但几百干警集体签名，强烈抵制，以辞职怠工相威胁，高层只好作罢，以高额赔偿金摆平家属了事。

 

总之，经过上下磨合平衡，决策层极大可能会退求其次，即维持公诉罪名（寻衅滋事，破坏经营等）不变，但设法从轻判决，有期徒刑加上缓刑罚款，跟上次判决大同小异。这种经过勾兑的解决方案，可以看作中等处罚，或者叫中策。虽然大午人内心不服，但也还能委曲求全，继续他们的经营发展。孙大午对上次判决表示不上诉，说“我伏法，但不认罪”，就是这个意思。

 

如果决策层从轻发落，尽管会给人提供“雷声大，雨点小”的嘲讽口实，但有利于平息全国民企及大众的惊恐疑虑，避免他们破罐破摔，关门歇业，走避风险，促发大面积失业，最终让“提振内需”的豪言壮语流于空谈。

 

那么，有没有从重判决的另一种可能性呢？当然有，可能性大小？很难预料。如果像某些网文所言，如今决策层山穷水尽，只剩最后一根救命稻草，哪怕压垮骆驼也在所不惜。那就是杀鸡取卵，竭泽而渔，能割多少韭菜算多少。为震慑不满，防止潜在反抗，有可能扩大抓捕范围，突袭更多民企，重判重罚，冻结资产，强制接管。刚听说重庆私企老板李怀庆（另一亿万富翁），仅仅因为转发网文和私人聊天，就以“煽颠罪”被判20年重刑，冻结全部资产，同案人多被判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令海内外舆论哗然。

 

更有甚者，当面临国际环境进一步恶化，甚至周边爆发武装冲突的危险时刻，实施军管和战争动员的可能性，会随之增加。乱世用重典，没什么道理好讲。韩战期间的“镇反”，中苏冲突时的“一打三反”，莫不如此。以国防为借口，动用军事法庭，从重从快，哪个敢说“不”字？万一那一幕不幸出现，亿万草民，只有徒叹奈何。国运如此，夫复何言？

 

如此以来，大午家人跟企业高管，就有可能重判，少则五六年，重则十几年。网上已有消息，说官方想把大午案往“涉黑”方向“靠”。也就是把目前“寻衅滋事”和“破坏经营”的相对模糊指控，进一步上纲上线，编造伪证，黑白颠倒，以便做成“有组织涉黑”的铁案。

 

官方能做到吗？我难以回答“是”还是“否”。但前车之鉴不少，曾成杰案，吴英案，还有形形色色的其它冤假错案，都提醒人们：在一个政治混沌，法制不彰，“政法委”取代“公检法”的奇葩体制下，没有什么奇闻异事不可能发生。

 

有朋友问我：你对大午案的前景，真那么悲观吗？我的回答是：短期而言，我比较悲观，但长远而言，我非常乐观。因为，根据我对大午模式的多年追踪分析，认为它尽管跟地方政府有种种摩擦碰撞，那都是因为缺乏良好的营商环境所致。从根本利益上说，孙大午没有跟政府对抗的理由和动机。恰恰相反，他所有看似“反潮流”的举动，都是为了抵制腐败，纠正体制缺陷，希望国家更好。正是相对开放的宽松政策，使“大午桃源梦”初具规模。在无人愿意承包的盐碱地上，居然不靠国家投资和贷款，能建成一个被省政府认可的现代化康养小镇，这不正是国家所鼓励的“新农村模式”吗？

 

当然，孙大午在探讨企业传承与发展模式的时候，有些似是而非的“出格言论”，跟官方话语不同，但那都是深入思考与理性探讨，并不出格，更没犯法。这些问题可以争论，允许反驳，如果罔顾事实，硬往“颠覆”或“黑道”罪名上拉，那就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再往深说，民营企业的具体模式，也许人言人殊，各有特色，但大午秉持的“互换劳动，公平竞争，有差别的共同富裕”这个宗旨，非常适合中国国情，可以代表振兴中国乡村的一种强烈愿望，可行性很高。无论出于什么动机，就算国家动用镇压机器，这次能把大午集团彻底整垮，但大午模式所代表的农民勤劳致富和市场公平原则，绝不会就此烟消云散。孙大午提倡的“私有、公治、共享”这个“市场社会主义”梦想，还会继续埋藏在中国农民的思想深处，一旦气候合适，第二次改革开放的春天到来，它还会死灰复燃，茁壮成长，再次成为华北平原上的参天大树。

 

啊！大午新城，我魂牵梦绕的养老之家，一个好人相聚的地方。祝愿大午全家和公司高管早获自由，佛祖保佑全体大午人健康平安！

 

 

2010年11月20日

于旧金山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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