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最后的“士” ——在余英时先生追思会上的发言

作者:郑义

 

各位朋友:


今天我们在这里追思离世不久的余英时先生,在座的有些是普林斯顿中国学社的,我想我们比其他的人要多出一分感恩之情。正是在余先生的倡导和主持下,中国学社救济了一批六四屠杀后逃亡到美国的学生和知识分子,使我们得到了第一块立脚石。我们还不能忘记约翰·艾略特先生,一位普林斯顿老校友,中国艺术品书法作品收藏家。天安门广场上的大屠杀发生后,他到普林斯顿大学校长室捐出了一百万美元,以帮助流亡者。在这笔钱的基础上,普林斯顿中国学社成立,而余英时先生则是真正的从始至终的主持者。我和北明是出来得最晚的,1993年初,赶上了中国学社的尾声。我们两手空空,提着联合国难民公署的塑料袋,装了几件衣服几本书,一下飞机,刘宾雁和先出来的朋友们就把我们接到普林斯顿。就这样,普林斯顿就成了我们流落他乡的第一个家。这段经历是我们永生难忘的。

见余先生第一面,是在那栋坐落在树林中的老房子。简单寒暄后,一落座,余先生就对我说,他的一位子侄辈亲戚便死于六四屠杀,因此,“天安门广场上也有我的血。”这句话,顿时拉近了我们之间的距离。因为美国、普林斯顿大学、著名教授等等对我来说过于遥远。余先生这样一说,马上就成了“自己人”。正因此,余先生得罪了中共。那几年,我们常去余先生家,无拘无束地聊天、抽烟,这种日子再也找不回来了。

余先生温情地关怀着我们的生活、学习、写作。他为我的一本政论集《自由鸟》题写书名并写了很长的序。在序言中,他认为,这部文集还可以有一个书名,叫“我作证”。

我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郑义的每一篇文章都是以他的全副生命为历史作证的。但这并不是一般的历史,而恰恰是二十世纪后半叶中国五千年文明在邪恶的火焰中化为劫灰的一段历史。希腊神话中有火凤凰自焚之后,再从灰烬中重生的故事。中国已自焚了,这是无可怀疑的事实;至于它能不能复活,实在是很难说的事,至少到今天为止,我们还看不出中国有再生的迹象。这决不是我故意危言耸听,夸大其词。

这篇序言是二十四年前写的,今天再看,不能不说余先生的悲观主义是相当深刻的。还是在这篇序言里,余先生有更加悲观的一笔,他写道:“万一有一天,也许要等到五百年之后,中国这只火凤凰居然奇迹似地复活了”,那时候的中国人,是看不懂这段历史的。“正如我们看不懂《楚辞·天问》、《山海经》、《淮南子》等古籍中所记载的神话一样。”——五百年!也许不用五百年,人类就变成“芯片人”了!那么,我们这些不幸遭逢末世的人还有什么可做的?——像余先生那样,坚守人类最珍贵的那一切:人性、传统价值、信仰、常识、历史、道德、良知、善良、希望和爱。

余先生的晚年守死善道,拒绝中共“统战”,绝不与共产极权妥协。他只要退后一步,稍微暧昧一点,完全可以跟那些两头通吃的中外学者一样,自由进出中国大陆,四处演说、题字,走红地毯,在生命最后的岁月享受故国乡土的荣耀。但他拒绝遗忘三十二年前的那场大屠杀,坚守了自己的誓言,也坚守了中国“士”的气节。

余英时先生在一篇文章中写道:“士”即“知识人”的“明道救世”精神在西方只能求之于中古基督教的传统,在中国同样是源远流长。虽然狭义的“士”的传统在现代结构中已经消失了,但现代中国知识人仍不脱“士以天下为己任”的流风余韵。一位西方思想家十分惊异,认为中国知识人把许多现代价值的实现,包括公平、民主、法治等,看成他们的独有的责任,这是和美国大相径庭的。在美国,甚至整个西方,这些价值的追求是大家的事,知识人并不比别人应该承担更大的责任。他因此推断,这一定和中国儒家士大夫的传统有关。——余先生写道:他完全猜对了。

我认为,余英时先生可谓中国最后的“士”,是中华文明最后的绝响。他受过完整的传统教育,并将其精华化为血肉,奉为终生信守的志节。我们在座的人恐怕难以做到了。因为一个人早年的教育会影响一生。我清楚记得,当年余先生多次重复他的一个想法,即普林斯顿学社不必安排过多的活动,宗旨是“养士”。今天回想起来不免汗颜,到底养了多少士呢?来者犹可追,至少有一点可以努力:如果我们所经历的苦难确实比他人多一点,影响力也比他人大一点,则我们理当承担更大的责任。
愿与各位共勉,并以此纪念余英时先生。

2021年8月28日于维吉尼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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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站刊登日期: 2021-08-29 10:36:5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