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洗脑：语义的泛化

 

泛洗脑主义

 

当今世界，“洗脑”已成为相当流行的一个词，无论在政界，商界，还是学界，无论是精英文化还是流行文化领域。

这是一个令人相当诧异的语言现象。

实际上，“洗脑”的流行，是伴随着其语义的泛化同时发生的。

人们经常听到如下各种表述，诸如：

台湾中天主持人黄智贤在台湾《中国时报》发表评论称：“大陆对台湾，从来就没有敌意。一直以来，是台湾民意被台独和美国洗脑、挟持，而不断对大陆有敌意”。

笔者曾在一个学术会议上听一位传媒学者声称：“北京的中央电视台CCTV和美国的CNN ，FOX都一样，大家都在洗脑。 双方的地位是对称的。是公平对等的竞争关系。”

基于洗脑（brainwash) 该词的形象性与生动性，它在一些美国媒体中也流行起来。在他们看来，不仅共产主义的政治宣传是洗脑，资本主义的商业广告也是一种洗脑。甚至《纽约客》杂志还刊登过丈夫被妻子洗脑、孩子被父母洗脑的漫画。

作家高德的结论是：“洗脑是所有公司不愿意承认，却是真实存在的公司潜规则。它不仅普遍存在，而且无孔不入。” i

上述对“洗脑”这一词语的使用实际上隐含着一个前提，即：洗脑无是非，所有人和群体都在洗脑和被洗脑。洗脑与人类社会一直就存在的“教育、传播和宣传“这些行业行为并没有根本区别。

这就是本文所谓“洗脑“的语义泛化。推到彻底，实际上它是说，人与人之间的任何精神交流活动，都是洗脑，更准确说，都是相互洗脑。也就是说，“洗脑”这个词，已经高度普遍化了。洗脑已成为人类一切教育、交流、对话的代词。

在这种一切皆为洗脑的泛洗脑主义的语境下，人类社会过去所论及的的区别。一切关于是与非、善与惡、真理與謬誤、自由与奴役、正义与非正义、极权制度与民主制度、正教与邪教……，所有这些概念，都丧失了意义。这些成对出现的相反概念，都变得没有差别。这就是一个《1984年》的世界，彻底相對主義的混沌世界，“大同世界”。

因此，虽然“洗脑“这个词在 20 世纪 50 年代初期几乎专门用于极权主义政权，但是之后其使用范围却极度扩张，跨越了心理学、生理学、社会学、政治学和哲学诸种领域，其含义不断膨胀，在当代，洗脑这个词涵括了说服、灌输、传播、教育、话语、对话、交流、宣传……等诸种意义‘。浏览各国媒体、学界、政界的纸面文献与语音载体，“洗脑“的语义已经远远地离开了其原点，变得面目全非，甚至截然相反了。 

本文主要从政治哲学的视角讨论洗脑的精神渊源，追溯其思想史踪迹。

 

“洗脑”的词源

事实上，就“洗脑 Brainwash” 这个词本身而言，其历史并不悠久，不过七十多年。它起源于共产中国，发扬于西方，而又 “出口转内销” 而回归中国。

 在五十年代初的朝鲜战争（韩战）中，联合国部队惊异的发现，有些被共产党俘虏的士兵，突然信仰了共产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竟纷纷诋毁自己的祖国。一个中国人私下说，这是因为共产党的「思想改造」给战俘洗脑了。美国记者爱德华·亨特（Edward Hunter）听到后，将这两个中国字翻译成了英文Brainwash。

 

1961年，美国精神病学家罗伯特·立富顿（Robert Jay Lifton）出版著作《思想改造和极权主义心理学：中国的洗脑研究》（Thought reform and the psychology of totalism: a study of brainwashing in China) ，正式为洗脑下了一个定义。

 

这是洗脑这个词的来源。

 

 

二、“洗脑”的精神渊源

 

虽然从词源看，“洗脑”的历史不长，然而它的精神和思想渊源却可以追溯很远。如果刨根究底，這一發展有一個綿長的意識形態脈絡，可以追溯到尼采的“上帝之死”，追溯到德国第三帝国宣传部的真理与谎言的等价位阶，追溯到前苏联斯大林主义的封闭式单一意识形态灌输，追溯到西方马克思主义鼻祖葛兰西的文化霸权理论以及氾濫於哲學家福柯思想体系中的“唯權主義”，溯源于1968年前后喧囂於北京和巴黎的左翼激进主义狂欢。

 

 

尼采：上帝已死， 重审价值

 

德国哲学家弗里德里希·威廉·尼采（Friedrich Wilhelm Nietzsche ，1844年10月15日—1900年8月25日），曾经断言：“上帝已死”。这一命题不仅对人对宇宙或物质秩序失去信心，更令人否定绝对价值——不再相信一种普世价值和客观道德法律，把每个个体都包括在内。它直接冲击的，是自“摩西十诫（Moses' Ten Commandments）” 以降直至康德的“道德的绝对命令（categorical imperative）”。不少人注意到了，这种绝对道德观的丧失，就是虚无主义的开端。

 

尼采的虚无主义声称，世界上没有客观的秩序或结构，除非人们赋予它。 透过支持信念的外表，虚无主义者发现所有的价值观都是毫无根据的，理性是无能为力的。

 

但尼采相信，大部份人都不认同“上帝已死”这种观念，因为他们内心深处都有深层的恐惧或愤怒。所以，当这种虚无被广泛认识时，他们会觉得十分痛苦，然后虚无主义变得猖獗，而且相对主义会在人类社会中成为法律——所有事情都是被许可的。既然上帝已死，所有价值皆应重审；既然上帝已死，凡事皆可为。他写道：“一切都是虚假的！干什么都行！” ii

 

与尼采的权力意志思路相平行，马克思的共产主义也在十九世纪与二十世纪之交大张其势，二者的思想政治军事经济后果是两类极权主义国家的出现：一是希特勒式第三帝国和墨索里尼的意大利，二是斯大林式的苏联和毛泽东式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葛兰西的文化霸权论

 

Antonio Gramsci 安东尼奥·葛兰西 （1891年1月23日—1937年4月27日），意大利哲学家，西方马克思主义的重要代表，他的的文化霸权（cultural hegemony）论，对于建构洗脑的理论与实践有十分关键的贡献。文化霸权论为共产国家的“洗脑”、“思想改造”的实践提供了直接的理论支撑。

 

葛兰西认为，资本主义不仅依靠暴力或政治和经济强制来统治，也依赖其意识形态，取得人民的积极同意。所以说，一个团体主导力量是表现在“统治（Domination）”和“心智与道德的领导权（Intellectual and Moral Leadership）”这两方面。上述第一种统治指的是直接强制，透过军队、警察等方式强制人民顺从；而第二种——心智与道德的领导——则是指让人民认为某些哲学与道德是理所当然的，进而积极地去同意、捍卫这些思维。

 

葛兰西认为，夺取文化霸权，是夺取权力的基础。若要成功革命，便需要推翻既有的文化霸权，建立工人阶级的霸权来引领整个社会。在葛兰西看来，在现代社会，一个阶级不能仅仅通过狭隘的经济手段来支配社会，也不能纯粹通过强制和暴力。它必须实行知识与道德的领导，与其他力量广泛合作和妥协。

 

如所周知，20世纪马克思主义有一个方向性的转变，就是从原教旨式的经济批判转向了文化批判。此一转向首先是源于马克思的《资本论》式的经济学已经在主流经济学界丧失了声誉，遭遇到毁灭性的反驳，因此其“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之类的历史唯物论教条也基本无人理睬了；其次，则是苏联斯大林式的马克思主义的悲剧性实验导致西方左翼知识界的幻灭感，于是，新马克思主义者（如法兰克福学派等）转向了对资本主义的文化批判。安东尼奥·葛兰西的文化霸权理论应运而生。他可以说是新马文化批判的重要开创者之一。

 

这种文化霸权论也就是中共所谓的“话语权“理论的重要来源。葛兰西这里的“知识与道德的领导”，就是在共产国家发生的大规模的“洗脑”工程。虽然那时“洗脑”这个词并未诞生，但是已经在前苏联史无前例地大规模地实践了。

 

 

福柯的唯权主义

在当代思想界影响很大的法国哲学家福柯（Michel Foucault，1926年10月15日—1984年6月25日），其理论的核心概念是权力（power），是普遍化的权力。他几乎把人世间的一切关系都化约为权力关系。福柯挑战了传统的权力观。他认为之前的权力理论总是落入“法律必须是权力的形式和权力应该总是以法律的形式行事”的窠臼。他用一句俏皮话犀利地指出：“在政治思想与分析中，人们一直没有砍去国王的脑袋。” iii 他所谓“国王的脑袋”，就是“主权—法律的权力观”。在福柯的眼界里，权力除了以一种与法律相关的方式，即“主权—法律的权力观”的方式运作之外，还具有更多更巧妙的运作方式。

在福柯的词典中，权力被理解为一种力量（force）关系。力量是影响其他力量或被其他力量所影响的能力。这就意味着不能将权力理解为可被占有的具有实体性质的东西，而纯粹是一种关系、状态。这就大大地扩张了“权力”这个词的外延。

在福柯眼中，知识与权力总是成对出现。它不仅仅意味着知识是因为对权力有用才被权力利用，更重要的是能够表明在权力谋划中，知识总是权力的一部分：知识是权力的知识，权力也是知识的权力。于是，与尼采一样，福柯的权力理论也是一种对“真理意志”的批判。对福柯来说，不仅知识即权力，更重要的是，权力即知识。因此，他继承了尼采的重要主题：不存在超然独立的真理，从而颠覆性地取消了真理这一概念。福柯指出：“几个世纪以来，我们一直在徒劳地等待这个词（the Word）iv 。这个大写的”词“，就是上帝的判决，就是终极真理。然而，等待是徒劳的，因为上帝已死。 福柯在此已与尼采合流。他进一步断言，“真理”是运用权力的结果。而人只不过是使用权力的工具。不同的人运用权力，就必定产生不同的“真理”。在此基地上，其权力论也就取消了客观性这一概念。同时，它也与马克思主义的“真理的阶级性”产生了共鸣，虽然福柯本人并不大愿意提及马克思。

在福柯的理论框架下，区别被别人用枪或暴力驱使你做一件事和被人用道理或情感说服你去一件事是没有意义的。二者无差别，都是按照别人的权力要求去做了某件事。即是说，无论是在暴力的胁迫下还是在话语的说服下，总之你服从了对方的意志，或说放弃了自己的意志去做了某事。这就是权力所导致的，无论是硬权力还是软权力，都是权力的运用。福柯既不抛弃权力的支配效应，又能够阐释权力更加微妙精细的运作，产生某种“润物细无声”的非直接支配式的权力效果。正如葛兰西的文化霸权理论一样，权力的效果不仅不能被一眼看出，反而被理所应当地接受下来。

这种貌似深刻的唯权主义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俘获了部分人的心智，声势咄咄逼人。甚至风行于目前学术界和舆论界的术语——“话语权“，亦可说是葛兰西和福柯思想的流风余韵。

福柯说，那些被称作合理的事物实际上不过是意识形态的作用。什么是合理的，什么是不合理的，完全取决于我们的意识形态。但如果我们反问，福柯的这一思想本身是否合理呢？是否也不过是另一种意识形态的产物呢。这样就导致逻辑上无穷后退。如果他称自己的思想是否合理不取决于意识形态，那么就一定会有一些事情超越于意识形态，这也就导致其理论的自我否定。

在福柯这种视角下，无论美欧国家以自由民主法治人权为立国的价值核心，还是前苏联及中国以马克思的共产主义相标榜，在他看来，都是双方各自领导人物的权力运用、意识形态运用或文化霸权，这种双方话语权的竞争，无所谓善恶对错，无所谓客观性，不存在据以判断的众所公认的中立标准。

再进一步，福柯把尼采的“上帝之死”推进到了“人的死亡”。他在《事物的秩序》中指出，“人仅仅是呈现于两种语言模式之间的一种形象而已。……人只是近代的一个发明，而其命数到今日可能也将面临终结了。……我们可以确定地说，人，正如刻画在海边沙滩上的一张脸一样，终究会被历史的浪涛冲刷以去。” V   既如此，自文艺复兴、启蒙运动以来被置于至高地位的赋有主体性和作为目的的 “人”、 “普遍人性”、“人道主义”，在福柯的话语中，成为历史上行将湮灭的脸型沙丘，不再赋有永恒性与普遍性了。

福柯这一貌似惊悚的“人的死亡”之谶语，实际上并未造成多大思想震撼，甚至也遭致与自己相近思路学人的广泛批评，行之未远，渐次偃旗息鼓了。这一论调的命运，恰好可用他自己所说的“人”来描绘，是“海边沙滩上的一张脸”，很快被思想史抹去了。

“人”之不存，”普遍人性“将焉附？ “真”将焉附，“善”将焉附，“美”将焉附？

在精神的版图中，“基点”、“原点”、或转动思想之门的“轴”，恐怕还是必要的。否则，思想就变成漂浮游动的流沙和过眼烟云了。

总起来说，福柯是在更深的层次上，在泛权论的框架中为“洗脑”的理论与实践提供哲学基地。

但是，虽然如此，我们还是必须注意，福柯在理论上与实践上是分裂的。虽然他在左翼理论上激进而彻底，但他在实际的社会活动中，却并非如其理论般脱离常识，其实际的政治直觉仍压倒了其极端主张。虽然他基本上对现存的政治权力持批评态度，但在1981年弗朗索瓦·密特朗赢得选举胜利后，福柯对其法国社会党政府表示了谨慎支持。然而在1982年，波兰共产党当局镇压由团结工会策划的示威游行，而法国社会党拒绝谴责，福柯即改变了对社会党的支持，并谴责密特朗的无所作为。他的政治直觉并没有误导他的实践。

 

三、极权式洗脑  vs 正常国家的国民教育

 

洗脑——二十世纪的特殊产物

 

然而，在洗脑的问题上，果然是“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这种泛洗脑论的相对主义能为极权政权做充分的辩护吗？

我们注意到，前述作为“洗脑”的精神渊源的尼采、葛兰西和福柯这几位哲学家都活跃于二十世纪，除了马克思以外，他们也与二十世纪两种极权主义国家——法西斯国家与共产党国家——的出现有某种精神关联。这两种国家，一是希特勒式第三帝国和墨索里尼的意大利，二是斯大林式的苏联和毛泽东式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它们为制度性的洗脑提供了模板。因此简略看看它们的运作或许会有启发作用。

 

简言之，在这两种极权主义国家，政府都专门设有宣传部，制度性洗脑的前提是信息被政府高度控制和封锁，在国内外之间筑起信息柏林墙，没有言论自由和新闻自由。当权者透过全权控制媒体，控制学校和研究机构，透过日常生活中的灌输，从严格审查而播放的电视、电影、网络、表演等，配合教育系统的灌输，如水银泻地一样对全民实施洗脑。如对历史以及教科书的篡改，删除所有对自身不利的历史课题，以达到隐恶扬善的政治目的，从而为执政当局带来更自如以及容易控制的政治，维持其统治合法性。

在这类国家，国民没有选择的权利，加上揣测圣意的艰难，形成了该国独特的语境。批评什么，赞美什么，都是一种统治阶层甚至独裁者一人意志的体现。绝不准许个人作出独立判断。极权体制下，全国只需要一个大脑，就是独裁者的大脑。全体臣民只需要复制粘贴圣语、圣意，除此之外，任何独立思考都是非法，都是危险的。

仔细观察比较一百年来法西斯国家与共产党国家的洗脑历史，就无孔不入的彻底性而言，共产党国家洗脑强于法西斯国家；而毛泽东式的洗脑又强于斯大林式的洗脑，尤其是中国文化革命时期，堪称迄今为止国家洗脑的巅峰。

极权国家的这类洗脑，人类历史上还未曾见过。严格说，洗脑是二十世纪兴起的一桩特殊的现象。除了这些国家的政治领袖之外，洗脑的的最重要的思想渊源和精神资源是马克思、尼采、葛兰西、福柯。

 

洗脑的消毒剂

认为洗脑古已有之，洗脑与正常国家的“教育、传播、广告和宣传“这些行业行为并无区别，大家都在互相洗脑。这种泛洗脑论，有违事实，大错特错。

诚然，正常国家内的“教育、传播、广告和宣传“的行业行为策略与极权国家的洗脑或许有些相似的方面。譬如，会传布一些不实信息和意识形态，宣传一种宗教。传播一种信仰，运用一些夸张或遮蔽的策略，推销自己的思想、主张、产品。

然而，二者最关键的最根本的区别在于：正常国家没有垄断信息，执政当局不能垄断真理，它不可能建造国内外之间的信息柏林墙，它不能闭关锁国。因此，那里存在多元的思想与言论，多元的相互竞争的媒体，那是一个思想的市场，有各式各样的竞争对手。在一个有基本言论自由的正常国家，一切对他人洗脑的企图，都一定会有其他人出来反制，从而相互抵消或补充。因此，无论是什么样的思想言论信条，总会有其他思想言论来批判反驳。它不可能成为万马齐喑的一言堂。在正常国家。正如亚伯拉罕 . 林肯断言的，“你可以在所有的时间欺骗一 部分人，也可以在一段时间欺骗所有的人，但你不可能在所有的时间欺骗所有的 人。“ 而极权国家的洗脑，念兹在兹的正是 “在所有的时间欺骗所有的人。” 这只是在有国家暴力支撑的高度封闭的国家才可能办到。

洗脑是指通过各种手段来改变一个或一群人的信仰或行为。和宣传不同，洗脑具有垄断性、强制性、长期性和不对称性，即组织被游说者解除对立的信息，也就是封锁信息。

封閉社会是洗腦的必要条件和核心要素。

社会是否存在公开的反对意見，则是洗腦与否的判別標準。

言论、思想自由的开放式社会，是洗脑的消毒剂。

 

拆墙：第一推动力

在共产意识形态日益衰微的今天，人们常问，什么东西是维持共产政权最核心的要素，离开了它，就不成其为共产政权？

定义共产政权的著作，已经汗牛充栋。诸如：一党垄断政治权力（党国一体）、（共产）意识形态统治、阶级斗争治国、（国有制）计划经济、缺乏普选制度、反对权力分立……等等。这些当然不错。然而，回顾历史，当共产主义已经开始式微，各个共产政权纷纷被迫改革之际，人们见到了尝试市场经济的共产党国家，见到了在意识形态上已不提马恩列斯毛主义的共产国家，见到了试验部分选举的共产党国家，见到了实验类似国会制度的共产党国家，甚至也见到了在外交上结交民主国家以抗拒另一个同类共产国家的共产党国家, 等等 ……。 但是，我们曾经见过一个真正实施思想言论自由，即允许私人办刊办报办电视广播网站的共产党国家吗？我们见过一个没有当局垄断“真理”、没有全面洗脑的共产国家吗？没有，一个也没有。

的确，是有从共产国家转变为实行言论自由的国家的先例，不过，那已经不再是共产国家而是宪政民主国家了。譬如，捷克，波兰，立陶宛、拉脱维亚……诸如此类。

所以， 言论出版自由，新闻自由， 这才是共产党的“阿里斯之踵”，是共产政权的命脉所系，是其最薄弱处，“点到即死”。因此他们基于其利益，在“言论自由”问题上决不松口，在“洗脑“问题上绝不放手，半步也不能退，是极权政治中核心的核心。

自邓小平实施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很多领域都发生了重要变化。经济自不必说，就是在社会生活层面，也与毛时代面目全非。但是，万变之中，有其不变，那就是：新闻出版领域，几乎原地踏步。进入习近平时代，甚至大幅倒退。当下中国，洗脑之烈已经直逼毛泽东时代的高度“舆论一律”，已经是盛产中国式民意五毛和粉红的“动物庄园”了。

国际主流社会目前对习近平政权破坏国际秩序，对内蔑视人权镇压民间社会，对外咄咄逼人霸陵扩张，深为忧虑，视之为文明人类的心腹大患；然而更令人惊诧的是，当局还声称它是得到中国民意广泛支持的。证诸现状，似乎此言不虚。

确实，国际社会都见识过中共洗脑的巨大威力，浏览中国国内网络，粉红一片，遍地五毛，铺天盖地的辱骂凌空而来；光天化日之下砸车施暴的义和团式野蛮，镌刻进了世人头脑，挥之不去。至今国际社会还瑟瑟颤抖于中国式洗脑的恐怖成果。这些均变成北京手中恫吓外国的一张王牌。既如此，众多观察家深为担忧，忧虑人们对中国向文明转型的期待恐怕将落空，以致在不少国家中弥漫着一股绝望的悲凉之气。

 中国民意果然如斯，对西方同仇敌忾？洗脑真是如此法力无边无远弗届？

其实，所有人都承认，中国的“民意“是北京长期洗脑的结果。北京对此民意很有自信？如果有，它何须七十多年如一日，严厉封锁言路，惨淡经营洗脑，未曾有一天稍事休歇呢？众所周知，中共国家的言禁网禁之严酷，全球排名高居榜首。这样一个武装到牙齿却成天提心吊胆的当局，它究竟害怕什么？

其实，它最害怕的正是它自信地宣称支持它的臣民，这点毋庸置疑。倘若自信，可立即拆毁防火柏林墙。它敢吗？

是的，洗脑的后果很可怕，它有严重的后遗症。正如专门研究洗脑的凱瑟琳·泰勒博士所說的：“發生在韓戰中的洗腦，是一種帶來創傷的過程，幷且有可能影響一個人很久。據研究，接受過洗脑思想改造的美國老兵，在戰爭結束後得精神疾病的概率很高。” vi

 

但洗脑后遗症并非不可逆，它不是不可治愈的。回想白纸抗议运动的年轻学子，不少人在两三年前还是粉红，但面临不堪忍受的镇压和侮辱时，他们豁然清醒，站起来了。

 

第一次冷战的史诗式终结，对于洗脑制度而言，是毁灭性的。回溯那一犹如神灵降临的历史瞬间，经历七十多年系统洗脑的前苏联及东欧前社会主义国家的“社会主义新人”，在没有坦克枪炮威逼的和平环境下，竟会在戈巴乔夫的为时甚短的“公开化 “ 透明化”的开放年代，迅速变成了“非社会主义者”。“竟无一人是男儿（没有死硬共产党员）”？七十多年洗脑竟然无能抵御两三年的“公开化“ 透明化”，不由令人概叹，早先洗脑那种神乎其神的精神控制力到哪里去了？

 

二十世纪冷战的这种出乎意料的一边倒，是对共产国家洗脑实践的无情嘲弄，同时，也是对洗脑的精神教父——尼采、葛兰西、福柯——及其“上帝之死”、“文化霸权理论”以及“唯权主义”的全面拒斥。遗憾的是，当二十世纪史诗性的剧变发生时，这三位思想家已经不在人世了。否则，笔者是有兴致聆听他们的心理和学术反应的。

 

不能说三位思想家没有想象力，其犀利的思想确实对二十世纪产生了影响。但是，他们走得太远了。他们的世界是纯粹“本文”化、“语言”化的，“本文之外无他物”，根本不存在可与“本文”相比照的“客观事物”，不存在所谓“真相”。因此，所有的那些意识形态论争，都不过是各种“本文”之争，都不过是“discourse”之争，都不过是各种“话语权”之间的竞争。谈不上可供参照的“客观事物”和判别标准，因而也就谈不上是非与善恶，无所谓客观真理了。

 

笔者想象，倘若，1989年和1991年他们躬逢其盛，目睹了柏林墙倏然倒塌和苏东波风生水起，是否会认为这一切仍不过是一种“话语”。一纸“本文”呢？

 

自1949年以来，反智主义的北京政权迷信丛林法则，迷恋它所谓话语权的强大洗脑能力，而且痴迷地相信，只要投入巨大的金钱，只要传播的声音足够大，足够远， 遍及世界的各个角落，“说好中国故事”，中共的话语权就无往不胜无远弗届。而西方各国政府用于这方面的金钱相比北京，简直是九牛一毛，微不足道。然而，北京的效果如何呢？何以最近些年，北京的大外宣越猖獗，战狼声音越激越，在各国民意测试中反而越低落，其朋友反而越稀少，变成门庭冷落的孤家寡人，茕茕孑立形影相吊呢？

 

显然，只要你不能完全封锁，无论说一千道一万，黑仍是黑，白仍是白。是非是存在的。真假是存在的。“上帝“并没有死亡。超越性的真理，不以尧存，不以桀亡。只要话语空间是开放的，普天之下，仍是朗朗乾坤。

 

七十多年来，封闭中国的言论空间，堵塞中国的信息通道，禁绝中国的思想市场，一直是北京的通灵宝玉，须臾不可或缺。

 

无疑义的是，拆墙­——解开言禁，是第一推动力。它推动纯粹话语的竞争达致彼岸——真相。

 

就今日而言，拆墙和战争，二者之间何者效果显赫而代价较小？答案是不言而喻的。

 

诚然，对于只听得懂实力语言的唯物主义者而言，民主国度加强军事力量以作为实力后盾永远是必要的。然而，从根本上考察，“话语”的优势具有恒久性。但据笔者观察，主要民主国家的政治领袖，今天对于“破禁拆墙“的关键性决定作用，理解甚少，重视不够。实质上，无论从法理上，从根本功效上，还是从可行性上，这都是一桩值得立即实施的历史性功业。它将在很短的时间内，化解抵抗文明潮流的当代义和团于无形。这才是真正的不战而屈人之兵。

 

中国也已签署的联合国《世界人权宣言》第十九条非常清楚载明，“所有国家的人民都有寻求、接受和传递消息的权利，而且不受国界、国籍、地域和媒介的限制。” 所以，在法理上，北京政权没有任何封锁信息封锁网络禁止民营媒体的权利，更没有所谓网络主权。违反宣言者必须得到纠正。如果用葛兰西的语言，这应当是堂堂正正地剥夺北京的话语权。

 

简单结语

“洗脑”一词 , 就词源而言，历史并不悠久，不过七十多年，它起源于共产中国。

然而“洗脑”的精神和思想渊源却可以追溯较远。本文主要从政治哲学与思想史的视角讨论洗脑的精神渊源，从德国尼采的“上帝之死”和权力意志，到西方马克思主义鼻祖意大利葛兰西的文化霸权理论以及法国哲學家福柯的“唯權主義”。这几位哲学家都活跃于二十世纪，除了马克思以外，他们也与二十世纪两种极权主义国家——法西斯国家与共产党国家——的出现有某种精神关联。这两种国家，一是希特勒式第三帝国和墨索里尼的意大利，二是斯大林式的苏联和毛泽东式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从基本脉络看，洗脑是二十世纪的特殊产物。它划然有别于人类历史上源远流长的“教育、宗教、传播、宣传……“等行为。现代有一种把人类一切话语交流都归结为“洗脑”的泛洗脑主义，它将泯灭一切是非、善惡、真假……的差异，造成一个价值混乱的世界，《1984年》的世界，需要高度警惕。

洗脑，是高度封闭的极权社会的产物, 貽害至今。而言论、思想自由的开放式社会，则是洗脑的消毒剂。

 

注释：

 

i 高德：《洗脑术：怎样有逻辑地说服他人》, 江苏文艺出版社，南京2013年3月, 页 006
ii弗里德里希.尼采:《权力意志》， 北京：商务印书馆， 1996年， 页116

iii米歇尔 . 福柯：《性经验史》，畲碧平 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边码页p117

iv Hubert L. Dreyfus and Paul Rabinow, Michel Foucault: Beyond Structuralism and Hermeneutics,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p. xvii

v Michel Foucault, The Order of Things,  Trans. Alan Sheridan (New York: Tavis-tock 1980) , pp. 386-387

vi   參閱Taylor Kathleen. Brainwashing: The Science of Thought Control.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4

 轉自：https://chinadigitaltimes.net/chinese/18514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