达赖喇嘛和当代科学家多年的对话，有一个稳定的平台，那就是心智与生命对话会。3月12日，第33届心智与生命对话会在印度达兰萨拉开始，为期五天。我们得到消息后，从美国赶往达兰萨拉，观摩达赖喇嘛和当代科学家的又一次对话。

美国东北部刚经历了今年的又一场大雪，而三月的喜马拉雅山南麓阳光灿烂，气候温暖宜人。来自欧美和世界各地的科学家、教育与精神卫生专家，以及特邀的观摩嘉宾和慕名而来的旁听者，已经纷纷赶到达兰萨拉，使这个山区小城有一种节日的气氛。以往达赖喇嘛和科学家的对话如果在达兰萨拉举办，都是在达赖喇嘛住所（达兰萨拉的居民称其为“法王府”）的客厅举行，因为那是达赖喇嘛和科学家朋友们的私下对话。从2003年开始，这样的对话渐渐向公众开放，有时候在欧美的大学举行，或者在印度的藏传佛教寺院举行。这次对话会在法王府外面大昭寺（中文名为“大乘法苑”）的大经堂举行，这还是历史上第一次。

大经堂正中是佛陀释迦穆尼的镀金佛像，达赖喇嘛和科学家的对话形式和以往一样，围坐在低矮的茶桌四周，观摩旁听的客人则坐在外围。可以坐三百来人的经堂排满了椅子。经堂外面的院子里也安放了椅子和坐垫，供公众旁听，同时可观看大屏幕上的对话现场直播。和以往一样，对话会的工作语言是英语，藏语现场翻译通过调频电台供藏人用收音机收听。这次对话会增加了现场汉语翻译，达赖喇嘛特地将蒋扬仁钦博士从台湾紧急召来担任汉语翻译，蒋扬博士前一天午夜才赶到达兰萨拉。汉语现场翻译也通过调频电台播放。对话会全程通过互联网直播。

这次对话会的题目是“Reimagining Human Flourishing”，大致可以翻译为“重造人类的繁荣”，即用一种新的角度，新的思路来想像人类文明的未来。这个题目很广，但是五天的会议有具体的内容安排，这些内容却是很细节很深入的。

今天是对话会的第一天。第一天对话的题目是“幼儿期发展和社会情绪学习”。主持今天会议的是Kimberly Schonert-Reichl。她是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大学教育学院教授，同时也是该校医学院的“人类早期学习合作项目”的负责人。在此之前，她曾做过中学教师，并且在一所为“问题青少年“设立的高中任教。

上午的三位主讲者是理查德·戴维森（Richard Davidson）、Michel Boivin、和Daniel Goleman。

 

 

戴维森一开始就指出，这次对话会是以往多年来科学家和达赖喇嘛对话的延续，他特别提到了心智与生命系列对话中五次相应话题的讨论：1995年第五次对话会，有关利他心，伦理和慈悲心；2000年第八次对话会，有关破坏性情绪；2003年在MIT举行的第十一次对话会，有关心智的探讨，佛教和生物行为科学之间对心智问题交换了意见；2004年关于神经可塑性的第十二次对话会；2009年关于教育培养二十一世纪世界公民的第十九次对话会。他从神经可塑性和大脑发育成长的角度提出了一个极其重要的基本问题，情绪和大脑的关系问题，情绪完全取决于大脑吗？

以往三十年的科学对话形成的惯例，热座上的科学家面对达赖喇嘛讲解科学话题，其间希望达赖喇嘛随时提问和评论，对达赖喇嘛的提问与评论不限话题，也不限制时间。戴维森对以往几次对话会的回顾，引出了达赖喇嘛的一番感慨和评论。达赖喇嘛提到了当年发起心智与生命对话会的著名科学家弗朗西斯科·瓦瑞拉，提到瓦瑞拉不幸英年早逝，还提到了已经去世的科学家利文斯顿。他指出，自己虽然已经八十三岁了，但是我们对人类的福祉负有责任，我们不能无视当代世界的问题，这些问题是全人类共同的，比如全球气候变化，世界各地到处发生的宗教冲突等等。因应这些问题的思路建立在人类一体化的思想上。我们对解决这些问题持有希望，因为我们相信人类的天性是善良的，所以我们相信通过倡导和传播慈悲心与利他心，能够解决暴力无法解决的问题。他指出，不信任他人的人是不会幸福的。

戴维森是达赖喇嘛的老朋友，达赖喇嘛的这一番评论很长，非常生动，时不时要开个玩笑，和大家一起哈哈大笑。我发现，每次对话会，与会者最喜欢听的就是达赖喇嘛这样无拘束的评论和提问。达赖喇嘛讲话的时候，全场鸦雀无声。

理查德·戴维森讲到儿童心理学家和教育专家发现，儿童成长过程中的几个重要阶段，即敏感阶段，这些阶段极大地影响与决定了人的自我调节能力，智商，社会经济能力，乃至身体健康状况，以及心理疾患如严重抑郁的形成。

达赖喇嘛插话指出，在印度，城市里自杀率比乡村更高，虽然城市里的物质生活水平相对农村要高得多。他说，这很可能是因为乡村有互助的传统，人和人之间有互相的支持，而现代城市里，人感觉自己只是一个巨大机器中的一部分。

理查德·戴维森引用美国国家精神卫生研究所的数据指出，美国在精神健康和精神疾患的医治方面投入了巨额财力，但是面对公共精神保健的需求只是杯水车薪。

第二位坐到热座上的是Michel Boivin。Michel Boivin也是一位来自加拿大的学者。他是Laval大学心理学教授，专攻儿童发展、儿童心理失调等领域。他领导一项有关生理、心理和社会对儿童，特别是幼儿发展的研究。

 

他介绍了他所从事的对大量儿童持续多年进行追踪观测的实证研究。这些研究证明，幼儿教育对人的行为和人格发展有重大的影响，儿童在很早期就确立了对其一生发展的预测，如人的社会化调整的能力，乃至于一生的健康状况都受早期发展的影响。这很像中国人俗话所说的，三岁看大，七岁看老。人类在千万年养育儿童的过程中，都会得出这样基本一致的结论。但是，西方科学没有在这个结论面前停步，Michel Boivin 进一步提出，儿童早期发展的结果到底是什么因素在起作用？是人类基因的作用，还是儿童成长环境的作用？也就是说，儿童早期发展的结果，是先天的，还是后天的？

Michel Boivin的研究试图回答这个问题。他的研究项目对大量双胞胎样本进行长期观测，并且在同卵双胞胎和异卵双胞胎之间进行对比。他提出了基因-环境相互作用的概念，并且提出了一个结论：基因是重要的，但不是绝对的，在统计上，影响儿童行为的，40%是来自于基因的因素，而50%以上是后天环境的因素，对儿童早期发展来说，就是家庭的因素。

这一结论引起了热烈讨论和质疑。Michel Boivin承认，基因-环境相互作用的方式是非常复杂的，这种相互作用的特点，他总结为WIDE：Wide（but weak）; Interactive; Systemic (and Sustained); Epigenetic。即，这种互相作用是广泛而微弱的，是互相的，是系统而持续的，是表征遗传学性质的。

第三位坐到热座上的是丹尼尔·戈尔曼（Daniel Goleman）。他是一位资深冥想者，也是一位著名作家，曾多次参加心智与生命研讨会并担任协调人。他讲述了儿童成长过程中，社会化学习和情绪学习对人生的影响，这种早期学习会影响人的自我认知，自我管理的技能，对社会的认知，负责任地决策的能力，人际关系处理的能力。

 

他解释说，儿童在5-8岁期间就要学习区分情绪，学会带着情绪怎样行为，控制有害的冲动；9-11岁要学习了解情绪和产生的原因，用可接受的方式来表达情绪，学会尊重他人；12-14岁就要学会诚实，公正地做出决定的能力；14-15岁就要学习个人责任和按照伦理来做出决定的能力；16-17岁要学会根据伦理和推理来做决定。这些能力都应该在儿童早期就得到教育与培养，错过了这个时期，往往导致后来的问题。

达赖喇嘛最后评论说，视力和听力等能力，动物和人一样，甚至有些动物的能力比人还要强很多，而人脑优于其他动物的能力，是知晓事物的本质。破坏性情绪的产生是基于事物的表面，基于对事物的表面经验，而控制情绪的能力，来自于对事物本质的把握。比如当代物理学中的量子力学就是对物理世界本质的更深入的认识。所以我们要把对自身情绪的掌控建立在理解事物本质的基础上。这样的能力就是我们所说的智慧。所以，佛教把智慧和慈悲连在一起。

按照心智与生命研讨会的惯例，下午是讨论时间。讨论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是与会科学家们之间的讨论、评论和提问；第二部分是现场听众向科学家们提问。现场听众约三分之一是僧侣，因此提问为僧、俗两边轮流进行。

讨论开始之前，Michel Boivin 教授介绍他所领导的两项研究中得到的结论：预防心理失调必须从幼年开始，并且持续一段时间。他再次强调，他的团队对双胞胎儿童社会化发展过程的研究显示，基因并不等于命运，在幼儿期社会化发展过程中，环境所起的作用比基因的作用更大。 换言之，对于人的社会化和个性的形成， 即使“先天不足”，也有可能通过改变成长环境来弥补。这就牵涉到本届研讨会的一个重要内容：社会化和情绪学习（social emotional learning, 缩写SEL），即通过家庭和学校教育来学习社会交往，了解和管理情绪，以及相关技巧。

科学家们的讨论中，提出一个有意思的问题。上午的演讲中多次提到婴、幼儿时期中“环境“对性格养成和行为方式的重要性，具体而言，”环境“指的是婴、幼儿所接触最多的人，即照料者和教育者，也就是他们的母亲和教师。研究发现，儿童与照顾者和教育者之间的情绪是互为影响的，比方说，一个筋疲力尽的教师，他的班级里的学生情绪也会低落。因此，对照顾者的关怀也很重要。这一点让我想到几年前在第26届讨论会中谈到对医护人员的关怀。无论是作为学生家长还是作为病人或病人家属，人们常常对他们寄予各种期望、提出许多要求，而忽略“对照料者的关怀”这一点。

心智与生命研讨会不仅是科学家与达赖喇嘛之间的对话，也是东西方文化之间的交流。印度文化传统中，对人的心智和情绪发展有长达数千年的研究，然而，印度传统文化对这个领域的研究无论是理论还是方法，都属于一个完全不同的范式，这两种截然不同的范式怎样就某个具体概念进行交流，是相当有意思的。比方说，科学家们谈到的“基因”，印度学者和佛教僧侣们认为与“karma”（业）这个概念很接近。当讨论进入这个角度，不可避免地回到此前数次研讨会中讨论过的“心智”（Mind）、”大脑”（Brain）和”意识”（consciousness）的问题。可以说，佛教与西方科学对“意识”的不同理解是两方的根本分歧。

听众提问时，一位印度学者作了一个有趣的评论。他说他很高兴看到科学家们终于把人的情绪发展推到幼儿期，甚至胎儿期，他认为这还不够，还应当推到更早。这位印度学者同时也是资深冥想修行者，他说自己曾在深度冥想中有过很多有趣的经验。他举了个例子：有人因肩痛向他求助，他在冥想中追溯到这人在出生时，医生抓住他的肩将他拉出产道，因此造成他对肩痛的记忆。可是这并没有解决该人肩痛的问题。更深的冥想中，他追溯到该人的前生，那时他是个士兵，被另一个士兵的长矛刺中肩部。此人得知此事后，肩痛的毛病不药而愈。他问担任达赖喇嘛尊者翻译的土登晋巴对此有何见解。

土登晋巴曾受过多年佛学教育，获得格西学位。此后他在英国牛津大学学习，获得博士学位。对这个问题，土登晋巴笑道，如果尊者在这里，他很可能会说“This is a Buddhist business”---这是佛教的事儿。意思是说，“业”是佛教的领域，而非科学研究的领域。达赖喇嘛尊者一向主张把佛教哲学与信仰和科学对话分开，和当代科学对话的只限于佛教科学。话虽如此，印度传统对人的意念和情绪的研究有数千年历史，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也掌握了很多技巧，他希望科学家们对此持有开放的心态；对于佛教来说，必须理解和尊重科学研究的规范和成果。

下午的讨论，提问非常热烈。有些提问者是来自西方国家的教育界人士，积累了丰富的幼儿早期教育经验，是带着问题来观摩听讲的。来自藏传佛教的喇嘛们的提问，令人印象深刻，表现出思维活跃，眼界开阔。

这正是达赖喇嘛尊者将科学对话开放给藏传佛教寺院的目的之一，要把科学教育引入藏传佛教寺院，让当代科学来更新传统佛教.